合作金融组织剩余控制权安排:认识澄清与制度重构

中国合作金融组织在剩余控制权制度安排设计的过程中受到了合作社思潮和股份制思潮两种思潮的驱动。前者强调成员主导和民主决策,后者注重风险责任和风控能力。然而,这两种思潮及其相关的民主、集权和分权三种设计思路均未能实现成员间能力、权利、风险及收益的匹配。反思、澄清合作金融组织剩余控制权制度设计中的合作社元素和股份制元素,构建一个“制度规则—制度过程—制度目标”的分析框架,并在该框架下结合具体案例,对分别代表民主思路、集权思路和分权思路的剩余控制权民主决策模式、发起人控制型模式和分权型模式进行分析与比较,有助于解决合作金融组织剩余控制权制度安排中的难题。展望未来,重构合作金融组织的剩余控制权制度安排应将其理解为一个特殊的金融中介,围绕大小股东利益冲突这一核心矛盾,按照风险匹配与能力匹配两个原则配置剩余控制权,以期实现组织成员间能力、权利、风险及收益的匹配。

剩余控制权机制设计与数据流通秩序的法律治理

现实的权利不可能在法律文本中被完全界定,无论作为社会契约性质的法律抑或作为当事人之间交易性质的合同都存在空白、模糊甚至冲突之处,但在法律的执行和合同的履行中,最终会由不完全契约中拥有剩余控制权的一方(不仅仅是当事人)确定,因此权利的实现程度是由剩余控制权决定的。为降低数据流通的交易成本,《民法典》明确将数据权益作为民事权利的客体予以保护,但却选择性地搁置了对数据进一步确权的问题。当数据权益无法清晰界定或者清晰界定的成本过高,依据机制设计的要求,通过对数据流通过程中重要环节、关键辅助环节或主要运用场景中的剩余控制权进行合理配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定权利界定模糊的问题。由于决策信息成本的约束和政府激励手段的有限性,不可能通过正式制度将剩余控制权配置得完美无缺;而明确将某一剩余控制权配置给当事人、第三方专业机构等,依然是希望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的一种配置。中国目前关于数据权益保护和促进数据流通的规则选择已经走向“责任规则+管制规则”的组合模式,可以运用诸如标准合同、企业数据保护信誉机制、技术标准、数据资产和数据侵权赔偿定价机制等,对某些重要的剩余控制权配置予以明确,以支撑相应法律规则的执行或弥补其不足。譬如:标准合同可以采取“通用条款+专用条款”的组合配置;企业数据隐私保护信誉机制可以设定分等级的披露机制,具体确定披露内容、披露方式和披露范围;技术标准的制定和完善应当明确标准的目标定位、粗疏与细密以及作为软法如何与硬法协同的问题;第三方评估机构做出的数据资产和数据侵权赔偿估价应当为交易双方议价或法院裁判的基础,但不宜强制性地规定为交易价格。这种类似分散立法的功能,不仅可以积累经验,而且可以降低立法成本和立法失败的社会成本。因此,面对数据流通如何治理的制度构建问题,一条现实而可行的路径是:通过对有效机制设计的不断积累,逐步完善与数据相关的法律制度及其配套措施建设。

产权视角下农民合作社剩余控制权优化配置研究

基于2016—2018年安徽、江苏、山西、吉林四省共101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地调研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模型与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分析剩余控制权的设计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具体通过分析股权集中度和重要职务关联度的高低来分析剩余控制权的设计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的提高与重要职务关联度的加深有利于合作社绩效的提升,但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

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与公司绩效

通过比较不同形式的合约分析剩余控制权存在条件,探讨特定控制权与剩余控制权之间的转化关系;结合古典边际分析框架考察生产函数中的资本与代表人力资本的剩余控制权的边际产出,将剩余控制权收益从公司绩效中分离出来;最后,引入奈特的保险机制研究剩余控制权对应的剩余索取权在公司中的转移特征,并研究公司剩余控制权的定价问题。研究发现:(1)信息不完全与谋取经济利润目的同时存在才可能形成剩余控制权;(2)剩余控制权依赖于特定控制权的界定并在其行使过程中持续向特定控制权转化,并通过委托-代理关系形成完整的剩余控制权转移结构;(3)剩余控制权转移结构决定了公司的人力资本特征,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可通过人力资本在公司生产函数中的边际产出来刻度;(4)由于人力资本的不可质押性,剩余控制权收益一定为正。

SPS契约剩余控制权的管制研究

在制度经济学视角下,SPS契约表现为不完全契约,从而决定了剩余控制权的存在。由SPS剩余控制权结构产生的危害表明,国际管制组织对发达国家的剩余控制权要进行全面管制。中国受SPS契约剩余控制权的危害深重,因此,有效防范和化解发达国家设置的SPS技术性贸易壁垒是其必然选括。

不完全契约下PPP项目剩余控制权配置模型研究

公私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是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重要模式.强调PPP的契约本质,从不完全契约视角出发,研究PPP模式下剩余控制权配置对公私双方投入的影响.通过构建数学模型分析PPP背景下剩余控制权配置与合作双方投入激励之间的关系,研究指出在初始契约规定收益分配方案的情况下,最优的剩余控制权配置范围与初始契约中的收益分配比例、合作双方的技术因素以及双方对预期最终收益的乐观程度有关.

水利基础设施PPP项目剩余控制权优化配置模型

PPP模式下,公私双方控制权的合理配置与合作效率密切相关。针对PPP合作过程中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能力差异性、目标差异性以及水利基础设施不确定性大的特点,结合不完全契约理论建立激励约束视角下水利PPP项目剩余控制权的优化配置模型;基于该模型,分析私人部门的投资额度、股权比例、技术水平、管理能力,以及公共部门的协调、监管、社会收益期望值等因素与剩余控制权配置比例的关系,进而提出一系列基于剩余控制权优化配置的激励约束方案。为PPP模式下公私双方的剩余控制权优化配置提供理论和应用依据,完善和补充PPP模式契约机制设计理论。

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与公司成长绩效——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国有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实证研究

文章以深市210家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典型相关分析对国有上市公司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的配置状况与企业成长绩效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传统国有上市公司中,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与成长绩效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相关性并不十分显著,执行董事比例与企业成长绩效负相关,相对而言影响传统企业成长绩效的主要因素是剩余控制权;国有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中,总经理与董事长交叉任职、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成长绩效高度正相关,影响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绩效的主要因素是剩余索取权。因此,国有传统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重点在于优化董事会结构,适度减少董事会中执行董事的比例;国有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重点在于适当扩大企业经营者参与剩余索取权分享的比例,建立健全股权与股票期权激励机制。

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与中国农业阶段性增长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业阶段性增长的原因在于农地产权性质发生变迁。1978～1992年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更多地赋予了农民剩余索取权,农民并不拥有多少剩余控制权;1993年后,农民不仅获得了剩余索取权,而且获得了剩余控制权。与第一轮土地承包相比,第二轮土地承包赋予了农民更长的承包期,并在农民这一层面上实现了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统一,因此,第二轮土地承包政策更利于调动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业增长因而表现为一定的阶段性。

技术性贸易壁垒中的政府剩余控制权问题研究——对TBT的一个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

本文引入新制度经济学的不完全契约与剩余控制权概念,将TBT以及相关协议看作各国政府签定的一个有关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不完全契约。由于契约的不完全,从而导致了政府在技术性贸易壁垒问题上的剩余控制权。本文尝试建立起对于技术性贸易壁垒问题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并在此框架下探讨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层出不穷的制度根源以及政府剩余控制权的结构、特点、表现等。最后,从制度层面上给出了降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相关建议。

分工、剩余控制权配置与经济效率——经济效率的制度解析

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以及诺斯对经济效率的分析都有局限性,社会分工形成的技术效率是经济效率的物质基础,制度因素对社会分工、制度效率和经济效率有重要影响,剩余控制权配置是实现经济效率的核心。分工的技术效率决定潜在剩余控制权,制度因素决定形式剩余控制权,短期内通过产权明晰和引入竞争使二者相适应形成制度配置效率,在长期内通过制度变迁使二者相适应形成制度变迁效率。在生产和交易领域相结合的基础上,以分工演进为纽带,以剩余控制权配置为核心,初步构建了从微观到宏观、从静态到动态的经济效率分析框架。

PPP项目剩余控制权配置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不完全契约理论为基础,通过建立数学博弈模型,讨论了影响剩余控制权分配的因素,指出合作双方对项目的评价高低程度、投资中各方的不可替代程度以及双方对项目预期合作收益的满意程度是影响剩余控制权配置的重要因素。

关系专用性资产、剩余控制权配置和效率提升——以江西绿能模式为例

基于不完全合同理论的分析框架,通过解析农户的合约选择和控制权配置等问题,阐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的效率提升。假定存在耕地产权约束和信货约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涉农企业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拥有关系专用性资产,而传统农户拥有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然禀赋,双方之间具有高度协作或互补性,因此,双方签订合同能使彼此获得有利己方的合作福利,促进生产经营效率提升。双方的关系专用性资产、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合作生产经营中的边际贡献和讨价还价能力直接影响各自的剩余控制权,从而决定了双方签订合同的类型,不同的合约形式体现双方不同的控制权配置。基于行动前不可缔约而事后可缔约的事前效率问题不完全合同理论模型,以返乡农民凌继河牵头组建的江西绿能公司为例进行合同缔约机制解析,来验证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效率提升的存在。

论企业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分配

现代产权理论认为,企业的所有权是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统一。企业的所有权是一种动态的所有权,在企业不同的经营状态下对应着不同的企业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分配关系。企业的所有者掌握企业正常经营状态下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而企业的债权人掌握着企业破产状态下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这是一种最优风险分配的制度安排。

剩余控制权的侵占与保护——以国美公司内部控制权争夺为例

在现代公司产权结构下,委托代理关系的主要矛盾之一是对公司控制权的争夺或者说是对公司控制权的监督。在控制权失控和监督不力的情况下,具有物质资本专用性投资的大股东或创始人及其具有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管理层将出现相互敲竹杠以及侵占对方利益的可能性。国美公司内部创始人股东和CEO之间对剩余控制权的争夺及其管理层引入的外部不可更改的投资条款方案较好地诠释了这一点。文章通过修正Holmstrom-Milgrom模型,讨论国美集团企业内部的产权结构安排的效率问题,得出了合理的公司制度可以有效保护委托人财产权利的结论。该结论说明,提高代理人分享的剩余利益有利于降低专用性人力资本敲竹杠的可能性;股权制度安排应该遵循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相对应的原则。

产业精准扶贫的剩余控制权冲突及治理

从不完全契约的理论视角,运用“剩余控制权”的概念,分析产业精准扶贫中政府、扶贫企业和贫困农户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研究发现,产业精准扶贫的剩余控制权冲突主要表现为:扶贫产业选择合理性与紧迫性之间的冲突;扶贫产业开发盈利性与政治性之间的冲突;扶贫产业发展嵌入性与挤出性之间的冲突。应当从明确产业精准扶贫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制定产权整合规则、提高社会嵌入程度和完善法律解决机制等方面化解剩余控制权冲突,以降低扶贫产业开发风险,减少扶贫产业开发的交易成本,增加贫困农户的内生工作能力,促进产业精准扶贫质量的提升。

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与公有水务公司管理——一种解决农村集中供水的新模式

在迈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应当与城市享有同等地位,农村饮水安全也成为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公有水务公司模式,激励公有水务公司发展,对比了当今世界现存的主要供水管理模式,探讨了最优委托权与成员相对重要性的关系,并根据具体情况分析最优委托权的大小,最后尝试探讨最优委托权中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之间的分配机制,为相关管理部门更好地服务农村居民提供参考和借鉴。

分配结构与潜在效率:剩余索取权分割模型——基于剩余控制权与权威排序的设计

剩余控制权有转换为剩余索取权的动机。现实的剩余索取权分割与剩余控制权结构之间并不存在稳定的匹配关系,权威排序是影响剩余控制权转向剩余索取权的重要变量。据此构建剩余索取权分割模型,研究分配结构对有效剩余控制权与有效剩余索取权的影响。结果表明,若权威排序至少为三级,剩余索取权分割主体的趋利选择,倾向于减少有效剩余控制权与有效剩余索取权;以剩余控制权为基础的剩余索取权分割结构,存在未实现的潜在效率。调整分配结构,是"激发"潜在效率的可能途径。

剩余控制权配置与家族企业继任冲突——香港新鸿基地产控制权争夺事件的案例研究

华人社会盛行的诸子析产制是代际传承中分裂家族和家族企业的根本原因吗?本文通过剖析香港新鸿基地产控制权争夺事件的案例发现,在代际传承过程中分离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集中配置剩余控制权并未根本解决上述问题,原因在于这种产权安排造成了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不对称,甚至控制权反向控制剩余控制权的情况,在代际传承导致家族原有内部治理结构失灵,又无法借助公司治理机制保障的背景下,容易诱导内部代理问题,加剧继承人之间的继任冲突。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代际传承中出现内部代理问题才是家族分裂和企业解体的深层原因,而防范上述问题,需要外部治理环境的完善,更要重视发展家族内部的制度化治理。

剩余控制权的效率表述

合同的性质与交易效率密切相关，我们应该从效率的角度来讨论合同，基于这一思想可界定合同剩余的效率概念，定义合同剩余为C＋（1－k）（A＋B），相应地，对这部分剩余的控制权即为剩余控制权。这种定义本身说明了合同剩余的来源，体现出合同剩余与交易效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