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世、愤世、劝世——蒲松龄灾害诗书写的情感维度

清初文坛,蒲松龄不仅因《聊斋志异》声名鹊起,其诗歌创作亦自有特色。其笔下的灾难诗,以“纪实”的手法对康熙时期山东地域灾害进行书写,具有一定的写实性。蒲松龄不仅对灾难现场进行了客观摄录,刻画出灾难面前百姓的困窘境遇,更揭示出赈灾官员的贪腐与懒政,同时也将其一腔孤愤寄托神灵,可谓集哀世、愤世与劝世思想于一身。而其书写视角的情感取向,与蒲松龄的人生际遇不无关系,应是其现实际遇的真实写照。

论汉乐府的劝世精神

汉乐府古辞在思想主题上具有明显的劝世戒俗倾向。因汉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的"正俗"目的,乐府机关按照"正俗"要求对歌谣配乐、增删和新编的加工过程中,原本"感于哀乐"的歌谣被转化成为代表朝廷意志传达"正俗"意图的乐府诗,汉乐府的"劝世"主题也在这种"创作"机制中悄然形成。

长篇说唱《过番歌》的文化冲突和劝世主题——《过番歌》研究之三

产生和流传于清末民初的长篇歌仔《过番歌》,反映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自社会底层的那部分中国东南亚移民的一段海外生存经验。他们从土地走向大海,离乡背井的亲情疏隔与骨肉离散,置身异邦的文化陌生与谋生维艰,其与中国宗法社会的孝悌观念和安土重迁的故园情结,以及对异质文化的不适和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背后都潜在着激烈的文化冲突,注定了他们在饱经挫折之后选择返回故土的原点,形成了这部长篇歌仔"劝恁只厝那可度,番平千万不通行"的宿命的劝世主题。

1912～1919:劝世警世与混世玩世

从民国肇始到“五四”前夕这段时期是中国社会的动乱时期，一代文人经历了精神和道德的危机。社会风气影响着文学风气，“劝世警世”和“张扬旧道德”之作与“混世玩世”

《宣讲拾遗》与劝世文宝卷

民间宣讲是用"俚俗歌词"讲唱一些传说故事、时事传闻,表彰民众认为的美德、善行的一种宣讲。这种宣讲也称"说善书"。[1]宣讲善书的目的在于劝善惩恶、教化民众,具有教化功能。而教化功能也是宣讲宝卷的主要功能之一。文章简要对比宣讲善书的代表作《宣讲拾遗》和劝世文宝卷,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对它们在劝善教化方面所做出的有益尝试进行分析总结,对于当下社会公民的道德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

谆谆教诲 苦口婆心——张养浩的劝世散曲分析

作为一个曾经做过高官、辞过高官,最后因过度操劳累死在官员职任之上的张养浩,心中始终保有着循吏教化众生的一份使命感,他创作了近二十首以劝世为内容的散曲。在这些曲子中出现的张养浩是一位循循善诱、苦口婆心的长者,教导着人们该如何做人、做个什么样的人;教导人们该如何做官、做个什么样的官;教导人们如何看待人生。

试论《劝世良言》的儒学化倾向及其对洪秀全思想的影响

一《劝世良言》的编著者梁发,是广东高明县人。自幼家贫,十一岁方进村垫就学,开始接受中国传统的儒学教育,“他对于中国古来丰富的典籍就有了相当的涉猎”,从而奠定了他传统的思维习惯和儒家特有的伦理道德思想。在他的宗教著作——《劝世良言》中,我们如果抛开其宗教性的教义词句,就会发现其中仍闪耀着中国儒学思想的灵光。这一点就连他的基督教牧师马礼逊也不得不承认,他说梁发著作中“染有彼中国固有之异教色彩。”

《镜花缘》中富有劝世意味的海外异国透析

《镜花缘》是清代著名的才学小说,作者李汝珍通过大胆的想象,塑造了众多具有劝世意味的海外异国形象以"正人心,厚风俗"。这些海外异国代表了作者的社会理想和改良主张。

浅析《镜花缘》的劝世意味

李汝珍的《镜花缘》创作遵循了"文以载道"的传统,体现出浓厚的劝世意味。通过分析文本中虚幻荒诞的海外异国,探索到李汝珍《镜花缘》中劝世意味的内涵:劝善惩恶。李汝珍巧妙地运用了奇幻怪诞的想象,夸张变形的象征和幽默诙谐的语言等艺术技巧,从而使《镜花缘》通过幻想虚构出来的"花"和"月",来折射现实的"镜"和"水",希望"镜花水月"能够劝导教化世人。

《劝世良言》与洪秀全早期思想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于《劝世良言》与洪秀全的关系问题看法纷纭。其中一个看法,认为洪秀全早期思想与“原始基督教有某些共通之处”,而“洪秀全所依据以创教的《劝世良言》里面根本没有什么原始基督教”①,“《劝世良言》里没有也不可能有原始基督教的平等观念”,②也就是说,《劝世良言》对洪秀全早期思想没有多大影响。

一次失败的劝世努力——评《你爱我吗》

与我国许多轻喜剧影片的结构类似,《你爱我吗》也是通过两类不同人物的对照来铺陈情节的:以火旺、水花为代表的农村新一代年轻人深深地眷恋自己的家园,心甘情愿地把青春献给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他们是影片的主角,编导站在赞赏的角度赋予了他们完美的人格与圆满的结局;一类以水云、二宝、田壮、老周、三位牧牛姑娘组成,这是一群逃离土地或准备逃离土地的农民。影片通过展示其不同的性格缺陷来否认他们的生活选择。很显然,本片的创作者是按剧中人对土地的不同态度为依据来划分人物类型的。谁坚守土地谁就被赞扬被歌颂,谁离开土地甚或企图离开土地就难逃被捉弄、被讥讽的命运。

善的故事——明清劝善小说的劝世价值及当代德育启示

作为明清劝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劝善小说的兴盛与教化政策、乡绅劝善运动、善书的兴盛密切相关。与善书相比,劝善小说有着特殊的教化形式,不仅能够结合当下实际,而且善于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构造曲折有趣的劝善故事,让读者受到感染,引导读者自觉行善,具有更好的劝善效果,因此有重要的社会价值。挖掘劝善小说中的教化资源和教化方式,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能够为当今的道德建设提供借鉴。

评《了富贵浮沉》对劝世小说的继承与突破

＂小说何为而作也？曰以劝善也,以惩恶也。夫书之足以劝惩者,莫过于经史,而义理艰深,难令家喻而户晓,反不若稗官野乘。福善祸淫之理悉备,忠佞贞邪之报昭然。能使人触目惊心,如听晨钟,如闻因果。其于世道人心不为无补也。＂在《金石缘序》中,静恬主人把小说创作的目的归结为劝世的需要,将小说的教化功能有意拔高。

劝世妙联

安徽定远县城隍庙中,有一副劝世之联,用词准确、构思精巧、寓意深厚、耐人寻味。联云:泪酸血咸,悔不该手辣口甜,只道世间无苦海金黄银白,但见了眼红心黑,哪知头上有青天上联用“酸咸辣甜苦”对“黄白红黑青”,五味对五色,色味俱存,却巧妙天成,不露凿痕。对联告诫人们,应该宽厚仁慈,与人为善,不可见财起意,为非作歹,人间自有王法,否则到了那时,才醒悟到泪酸血成。

警世劝世传世谚语分类研究

谚语的分类方式很多,警世谚语、劝世谚语、传世谚语是从谚语语用的角度划分的类别,文章探讨了这三类谚语各自的特点及语用目的,对这三类谚语的研究可以更好地指导日常交流中谚语的使用。

从青柯亭本到《择翻聊斋志异》——兼论《择翻聊斋志异》的价值

清道光年间,翻译进士布吉尔根·札克丹把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部分作品翻译成了满文,称作《择翻聊斋志异》,因为是满汉对照本,又称《合璧聊斋志异》。这一满文翻译本不仅是满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大融合。该书自刊刻伊始,即在满、蒙、锡伯、达斡尔等民族广泛传播,学界对此已有很充分的认识,但对于此书的价值与汉文本《聊斋志异》的来源还认识不足。通过考查这一择翻本,我们不仅可以明确布吉尔根·札克丹选入的这一百二十九篇作品皆来自于清乾隆年间的青柯亭刻本《聊斋志异》,还可以发现,其之所以入选《择翻聊斋志异》,是出于“有功于名教”的教育功能。除此之外,他还特别喜爱奇幻曲折、文辞佳丽的作品,而这一选择标准,与他的人生阅历有一定关系。

论《聊斋志异》中男性形象折射出的蒲松龄内心世界

文学创作中往往蕴藏了作者的隐秘的内心世界。《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的代表作,通过对《聊斋志异》男性人物形象的分析,从而发现在聊斋男性人物的塑造上,折射出作者蒲松龄对科举制度的爱恨难舍,对真善美的道德捍卫以及矛盾的情爱观。

《聊斋志异》“关公”叙事研究

清代关公信仰随前代的积累而达到新的高峰,蒲松龄明显受该现象影响,因此《聊斋志异》情节中多次出现关公,或推动情节,或点明主旨,或二者兼有。蒲松龄在时代思想政策与自身儒家道德观共同作用下,借助关公这样一个道德模范敷演情节,其主要目的是提倡忠孝节义、导人向善,表达自身救世劝世的理想。

论世情小说的特征与演变——江南世情小说雅俗系列研究之十三

"人情小说"可细分为"世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和"艳情小说"三种类型,而世情小说是人情小说的主流,以描摹世态人情见长,其最重要特征劝世性其实就是儒家"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世情小说的发展经历了明末清初的繁荣、晚清的短暂中兴和现当代的再度兴盛的演变过程,现当代的高雅小说可看作是明清世情小说的不断升级版,凸显了世情小说永恒的活力与魅力。世情小说不愧为小说大家族的中流砥柱,大力提升了小说的文学地位。

世风日下与女性成长——特罗洛普小说《如今世道》评析

19世纪英国小说家安东尼·特罗洛普的长篇小说《如今世道》,通过几对男女的感情与婚姻纠葛,深入探讨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基督教道德之间产生的矛盾。但故事走向却最终脱离了他的劝善本意,成为对社会变革的忠实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