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人办报”到“政治家办报”的超越——基于《新社会》旬刊与《新青年》杂志的比较分析

近代以来,中国的报刊事业经历了从“文人办报”到“政治家办报”的超越,以《新社会》旬刊和《新青年》杂志为代表的报刊则是这两种办报模式的写照。这种超越既是复杂社会环境下文化交锋的结果,也是政党对舆论宣传工作进行掌控的体现。考察两种办报模式的差异,不仅能够分析“政治家办报”模式长期存在的原因,而且能够为新时代媒体舆论工作的开展提供经验和借鉴。

以数字化转型提升“开门办报”水平——以浙报集团新闻业务应用“融媒通”为例

走好全媒体时代的群众路线,提升“开门办报”水平,需要积极推进媒体数字化转型,在融媒技术创新上给予加持。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加快推动省市县媒体资源融合互通,研发数字化新闻业务应用“融媒通”,强化整合省域宣传资源,赋能基层宣传力量,有力提升运营互动数量级,推动建设省域一体化传播体系,为媒体集团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中央苏区时期《青年实话》的办报特色及当代启示

《青年实话》是中央苏区少共中央局的机关报,为中央苏区时期我们党的青年工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根据革命形势需要,《青年实话》形成了话语表达“衔情化”、深入受众“具象化”、办刊版式“多样化”、交流互动“机制化”、宣传动员“仪式化”等鲜明的办报特色。《青年实话》的办报特色为当前报刊办报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

践行“开门办报” 建好全媒体时代的“通联部”

“开门办报”是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是党践行群众路线的重要方式和途径。近年来,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铁岭日报社坚持“开门办报”,建设全媒体时代的“通联部”“群工部”,引导鼓励广大用户参与内容生产传播,逐渐形成了一套符合铁岭实际的工作思路。

张太雷办报实践及其历史贡献

办报实践是张太雷革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太雷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引,秉持苏俄办报理念,创办《劳报》《来报》,编辑《先驱》《向导》,主编中共广东区委机关报《人民周刊》,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形成了报刊要坚持党的领导,要为民众说话、为革命说话,发挥舆论引领作用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办报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做好新时代报刊工作也有着重要启示。

论王韬的办报思想对当代新闻实践的影响

通过整理和分析文史资料,梳理了王韬的生平经历及办报思想,总结了王韬的办报思想在办报主张、办报活动和首创的政论文体三个方面对当代新闻实践产生的影响。但受到封建思想的束缚,王韬的办报思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当代新闻实践中也应当对其思想进行反思。

中共海外办报模式的历史探源(1921-1949)

从1921年至1949年,中共海外办报模式存在着从自发阶段到自为阶段的演变,但始终在“变”与“不变”的震荡中坚持自身办报特色。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海外办报实践坚持“党报党性”和“内外有别”的办报原则,实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完美结合。中国共产党在办报过程中形成了四种内容宣传策略:“向里看”运用摄影图片视觉传播建立视觉与情感的联动;“向外看”利用第三方外媒力量帮助中共传播;“向上走”形塑领袖形象锻造政党形象;“向下走”关注底层大众产生情感共鸣,构筑报刊和读者的“双向奔赴”。经过多年发展,中共海外办报历经了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从“文人办报”到“政治家领导文人办报”的历史发展脉络。

报国多方笔一枝--浅谈谢觉哉办报

谢觉哉一直都很重视办报事业。他是办报人,曾秘密地或公开地办过多种报纸,如大革命以前的《湖南通俗报》,大革命时期的《湖南民报》《上海报》,大革命失败以后的《工农日报》等。他也是一名高质高产的新闻撰稿人,仅1942年4月到11月间,他就以“焕南”为笔名在《解放日报》上连续发表了60篇文章。他还是一位致力于新闻人才培养的新闻学良师,经常与新闻工作者谈如何办报、如何当好记者等问题。董必武曾作诗赞他“报国多方笔一枝”。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理论价值与当下启示

本文在研究“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相关文本后发现:“全党办报”思想在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工作开始后就得到明确提出,其文本在改版工作进入第二阶段(即着重解决党报党性不足问题的阶段)时已经出现,而不是此前普遍认为的1944年。关于“群众办报”,应注意区分作为实践和思想两个不同方面的话语文本。目前发现的“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文本最早出处为余光生、艾思奇、陈克寒的《悼念我们的社长和战友博古同志》一文,而不是张越霞的《学习博古同志》一文。这些史料发现并肯定了党报改版工作中的问题意识导向,阐释了党报话语理论中实践与思想、“党—群”辩证关系的内涵,充实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具体过程。

宣传阵地+组织构建:陈望道等参与“办报建党”的双重逻辑

作为党的上海发起组重要成员,陈望道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不仅借助早期书报活动宣传了先进思想,更是在这一进程中构建了进步分子获取“主义”、实现政治诉求的交往空间与平台,办报办刊也成为我党早期组织成员相互联系、彼此联结的组织桥梁与纽带,即列宁笔下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建设的“脚手架”。中国共产党在创建的过程中,毛泽东、陈独秀、陈望道等接受了苏俄代表的指导,汲取了列宁“办报建党”的有效经验,同时又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创党之初就探索了一条中共党报党刊在宣传思想和组织建设上“二位一体”的有效方式,这些直到今天仍值得继承和发扬。

陈独秀“办报革命”的策略启示:基于意识形态的分析视角

从本质而言,意识形态领导权是大众同意的文化领导权。如果失去人民的同意和认可,统治阶级就不再是领导者,而仅仅是统治者。在“办报革命”中,陈独秀以登台先唤为场景叙事策略,以谆谆教诲为影响青年策略,以揭露起底为批判进路策略,以破旧立新为理想建构策略,以“思想之牛顿”颠覆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根基,为五四运动到来和中国共产党诞生奠定思想文化基础。深入研究陈独秀“办报革命”的策略对加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开风气、接地气、有生气——改革开放场域下的晚报办报理念及实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随着《北京晚报》《羊城晚报》《新民晚报》等老牌晚报复刊,以及一批新的晚报陆续创刊,20世纪80年代初掀起一股“晚报潮”。在改革开放场域下,新闻界对晚报的性质及功能多有探讨。办报理念的更新,让晚报呈现出新面貌,在实践中做到了开风气、接地气、有生气。时代巨变,“晚报的春天”已经过去,但四十余年前的理念及实践对今天仍有启迪意义。

1950年代末“全党办报”面向地方的体制建设研究

1958年毛泽东致广西省委书记刘建勋、省长韦国清的信,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专门就新闻工作发表的指示信。指示信发表后,关于“全党办报”的讨论继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后形成新的热潮。这一时期最大的变化是“全党办报”的体制设计进一步向地方下沉,强化省级及以下各级党委对党报的领导,并建立起以各级党委通讯组为核心的集体通讯队伍。地方党报的体制建设及报刊“组织”作用的强化,与党借“调动地方”与“动员群众”实现经济建设目标的工作方法高度契合,是典型经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治保障和实现其效率的前提。

群众办报思想的重要实践基础——黑板报

许多新闻理论教科书上，都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办报方针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进行论述。但是，对这一方针形成的实践基础，关于“全党办报”论述得较多，而关于“群众办报”形成的实践基础，就语焉不详了，甚至，“群众办报”的基本内涵也论述不甚清晰。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历史的探讨。

延安时期《解放日报》的办报方针与特色

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作为重要党报,受特殊历史、地理环境影响,形成了全民化办报、网络化组织、经典化传播等个性化办报特点。正是这些独特的办报方式,极大地激发了干部群众参与热情,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传播树立标杆,并成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沿阵地。《解放日报》贴近群众、塑造精英、把握时机、受众本位的经验机制,使其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阵地。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日报》的办报特色及启示

《东北日报》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机关报,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在党政宣传、舆论引导和群众动员等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东北日报》在发行期间逐渐形成了鲜明的办报特色,本文从三个方面对《东北日报》的办报特色加以分析,以期对当今主流媒体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启示与借鉴。

“群众办报”:《冀中导报》的办报方针与实践

“群众办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与理论的精髓,是党的新闻事业的一个优良传统,也是处理党、党报、人民三者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作为冀中革命根据地最具影响力的报纸,《冀中导报》始终坚持“为人民办报纸”的思想,把人民群众看作报纸的主人。它在形式上贯彻“群众帮办报”,在方法上落实“让群众办报”,在内容上体现“为群众办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新闻领域践行群众路线的具体成果,为中国共产党冀中区党报事业的成熟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为当代党报的发展提供了历史资鉴。

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的探索——以黄冈日报开门办报的实践为例

开门办报是地市级党报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源头活水.地市级党报如何大兴开门办报之风,不断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和影响力?本文以黄冈日报开门办报的实践创新为例,对地市级党报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进行探索.

报刊出版与阶层统合: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人办报——以中国香港《华商报》为例

1937—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突破社会分层,于争取阶层统合上超越国民党,与其创造性地开展文化人办报密不可分。中国香港《华商报》是其中之典型,其文化人办报风格的形成,与中共中央在国统区历经面向“左、中、右三方面人”再到“面向大多数”的宣传转向有关,更与其办报成员以带有“文化人习气”的党内外知识分子为主体密不可分。《华商报》在党的领导基础上坚持文化人办报,形成在地传播、联系中间阶层,在商言商、融入香港地区主流社会,以及文责自负、“并不都代表党的政策”等办报特点,并由此产生阶层统合的涟漪效应,先是知识阶层然后中间阶层,进而统合社会各阶层。

延安时期社会情境中的墙报对“群众办报”的实践

墙报作为报纸形态的衍生,是我们党开展新闻实践活动联系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媒介形式。延安时期的墙报在记录和反映边区群众生活发展与革命斗争的同时,推动了边区群众媒介使用的意识觉醒与诉求,为“群众办报”的理论成型以及中国新闻事业理论的生成与完善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