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功能区约束引导产业转型发展机制探析——基于湖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研究

核心提示本文梳理和总结了湖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制定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基于“多规合一”改革要求,提出了湖南省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落实需要处理好的四类关系及优化调整的若干建议,以期为负面清单制度管理和实施提供借鉴。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水平评价:以陕西省为例

文章基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内涵,按照UNEP方法和DPSIR模型构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陕西省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包含的41个县(市、区)为样本,对其2011—2020年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利用TAPIO模型研判其可持续性特征。结果显示:各三级指标对绿色发展贡献度差异明显,关键自然资本指标在研究期间变动微弱且贡献度较低,绿色发展主要靠经济发展带动;陕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整体呈现低层次的绿色发展水平和不稳定的生态保护效果;秦巴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的绿色发展水平高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但其经济与环境的关系更加紧张。

粮食功能区视角下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区域差异研究

基于2016—2020年省级农业发展数据,综合运用改进后的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等方法,测算了全国及粮食功能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差异程度,并进一步从一级指标入手,分析了引起区域差异产生和波动的原因。结果表明:(1)三大粮食功能区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均保持上升趋势,按水平由大到小依次为“主销区、主产区、平衡区”。(2)三大粮食功能区存在区域差异,区域间的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区域内差异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动。(3)主销区内部差异波动与产业升级指标相关,主产区内部差异波动主要受产出高效和产业升级指标影响,平衡区内部差异波动源于产业升级指标中的追赶效应。(4)区域间差异主要源自产业升级指标,成果共享指标也起到部分影响作用,三大区域各具发展短板。因此,为提升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均衡性,应坚持“因地制宜”原则,以水平最低的平衡区为发力点,以产业升级指标为抓手,以各区域发展短板为突破,采取更具针对性的发展措施。

城市功能区识别研究进展与趋势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开发边界迅速由中心向外蔓延,识别城市功能区可为城市建设与规划提供参考依据,且对城市空间和资源合理配置利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梳理有关城市功能区划分与识别的国内外文献基础上,对城市功能区识别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首先,介绍了用于城市功能区识别的多种数据源,并分析比较其优缺点;然后,总结了城市功能区识别的4类方法,重点分析了深度学习方法在城市功能区识别中的应用,并展开实例分析对比,说明不同数据源和方法对城市功能区识别的有效性;最后,指出了城市功能区划分识别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和研究趋势。

国家文化公园主体功能区识别路径构建——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湖北段为例的实证研究

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公园建设模式的重要创新,其主体功能区划定是落实总体建设要求、保障基础工程有效实施的重要基础,但目前仍存在识别路径、技术方法模糊不清的问题。尝试在解读主体功能区内涵的基础上,以系统耦合思维构建“文化生态双维度耦合-保护利用双象限评价-空间功能四分区重构”的主体功能区识别路径,对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湖北段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主体功能区呈现出以提供基础条件的管控保护区为基底、以文化引领的主题展示区为核心、以文旅融合区和传统利用区为外延圈层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主体功能区布局模式相符。期望在丰富国家文化公园理论研究的同时,助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科学布局与规划编制。

京津冀生态补偿是否具有“增绿”效应——来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重点补助的证据

生态文明建设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战略布局,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重点补助作为修复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十四五”期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的重点工作,其政策效果评价及作用机制探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2—2021年京津冀地区县级数据构造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重点补助政策的生态环境改善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重点补助改善了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设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县域体现出更为显著的政策效果。此外,河北省相关制度实施时间更长、资金规模更大,该省的生态环境改善效果也更加明显。进一步,本文研究发现转移支付重点补助政策的作用机制是通过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增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在激励,优化其经济生产行为得以实现的。基于此,本文提出应加大激励约束措施实施力度、加速培育生态产业、在现有制度基础上探索横向转移支付的政策建议,以充分发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重点补助的政策导向功能,助力美丽中国目标早日实现。

城市功能区夜间光环境差异性分析

由于城市环境的复杂性,城市内的各功能区在环境、需求等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夜间光环境在城市环境中占据重要地位,其特征对城市空间的规划、设计和管理至关重要。深入研究不同功能区夜间光环境的特点有助于全面了解城市在夜晚的特征与需求,为提升城市整体质量和可持续性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本研究针对六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功能区展开了夜间光环境的实地测量。通过绘制各功能区的夜间照明分布图,并对不同参数和多视角的照明数据进行了综合分析比较,揭示了这些功能区在夜间照明方面的显著差异。通过深入研究夜间照明特征,不仅为城市规划和设计提供了具体的数据支持,也为夜间照明管理策略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基于主体功能区视角

生态环境问题天然具有区域属性,如何构建与区域特质相符的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已成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议题。文章以陕西省为例,基于主体功能区视角,遵循DPSIR(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模型的概念框架,构建了陕西省重点开发区域、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量化指标权重,并选择各主体功能区代表性县域单元作为实证对象进行应用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结合DPSIR模型所构建的基于主体功能区分类的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具备一定的科学性和可用性,弥补了既有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系统性不足和缺乏实践支撑的局限,为深入推进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提供了有益借鉴。

基于功能区的跨界大气污染治理模式创新研究

大气污染具有流动性,跨界大气污染已成为一个世界性议题。实施跨行政区的功能区治理是解决跨界大气污染的有效手段。目前,我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是跨界大气污染问题较为突出的地区,但基于行政区的治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大气的跨界污染问题。文章在分析跨界大气污染及其在我国的区域表现的基础上,指出了基于行政区的污染治理模式的固有弊端,提出了“功能区治理”的基本思路及对策建议。

内蒙古自治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系统类型转换对土壤风蚀的影响

[目的]内蒙古自治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是中国北方生态安全重要屏障。揭示该区生态系统类型转换及对土壤风蚀的影响,为促进该区生态环境安全与绿色发展提供科学参考。[方法]基于土地利用、气象和基础地理信息等数据,采用修正的土壤风蚀方程模型,揭示内蒙古地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系统类型与土壤风蚀的时空变化特征,并剖析生态系统类型转换及其对土壤风蚀的影响。[结果](1)2000—2022年内蒙古地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内生态系统间转换强烈,生态系统类型转换总面积6019.59 km^(2),以草地与荒漠以及耕地与林草的相互转化为主,2015年之后生态系统趋向稳定,各类生态系统动态变化强度降低;(2)内蒙古地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平均土壤风蚀模数为56.39 t/hm^(2),按土壤风蚀量由大到小为荒漠、草地、农田和森林生态系统,土壤风蚀程度以微度和轻度侵蚀为主,主要分布在大小兴安岭森林生态功能区和科尔沁草原生态功能区等区域;(3)内蒙古地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各类生态系统类型之间的转换造成土壤风蚀量净减少了1.08×10^(8)t,生态退耕、耕地开垦、草地质量提升、荒漠化防治和建设用地扩展造成土壤风蚀模数分别减少了0.11,0.23,0.66,0.84,0.68 t/hm^(2)。[结论]应加强巩固内蒙古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治理成效,避免复垦与新开荒事件发生,促进内蒙古地区荒漠化综合防治及高质量发展。

新发展阶段下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深入探索——评《环京津核心功能区城市功能优化与能级提升研究》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层面的区域重大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持续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聚焦京津冀地区是其重点内容之一。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进入第十个年头,如何进一步提升京津冀一体化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摆在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重大课题。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河北方案,河北省立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重点打造四大战略功能区,即环京津核心功能区、沿海率先发展区、冀中南功能拓展区和冀西北生态涵养区。在此背景下,河北金融学院阎东彬教授承担的河北省智库重点课题《环京津核心功能区城市功能优化与能级提升研究》,立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需要,致力于明确环京津核心功能区功能定位,提出了城市功能优化与能级提升的路径方案,为推进京津冀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我国本土气温指数期货产品的研发设计——源于京津冀“首都经济圈”核心功能区的气温数据

我国幅员辽阔,对天气变化非常敏感,迫切需要对天气风险进行有效管理,以消除或减少天气风险对各行业的不利影响。从产品研发设计视角出发,以京津冀“首都经济圈”核心功能区为例,参考国外成熟产品,对我国本土气温指数期货产品进行合约设计和模拟定价,根据行业需求阐述产品的应用价值,提出产品在天气风险管理中的显著作用。研究贡献有,搭建起我国本土气温指数期货产品的研发体系;基于国外成熟市场规则构建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气温指数期货产品标准化合约框架;运用ARMA模型构建出精确度高的气温预测模型;采用蒙特卡罗模拟法制定出气温指数期货两款产品价格;明确产品的应用推广需求和风险管理作用。

高水平建设“1+3”功能区 持续提升发展辐射带动力

江苏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2017年部署实施“1+3”重点功能区战略,统筹推进扬子江城市群和沿海经济带、江淮生态经济区、徐州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发展,打破苏南苏中苏北传统地理分界、行政区划壁垒制约,2023年“1+3”功能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倍差缩小至1.8,区域均衡协调发展水平居于全国省区前列。迈进新征程,落实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的要求,要更高水平推进“1+3”重点功能区建设,努力构建统筹有力、优质高效、开放共享的功能区建设长效机制,进一步优化全省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快打造区域均衡协调发展省域示范,更好发挥经济大省对区域乃至全国发展的辐射带动力。

基于主体功能区的山西省碳排放时空特征及减排评价

碳排放核算是落实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碳排放强度的变化趋势体现了碳减排成效,是主体功能区未来减排措施和低碳发展道路的选择与调整的重要依据。以我国典型高碳经济省份山西省为研究对象,采用BP神经网络模型,基于市级碳排放量、人口、GDP、夜间灯光总值、植被覆盖率、城市化水平构建了适用于主体功能区的碳排放核算模型,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Dagum基尼系数和时间倾向率等方法,分析了主体功能区碳排放时空特征、碳排放区域差异并评价碳减排成效。结果表明:(1)从时间趋势来看,2006—2020年各主体功能区碳排放量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其增长率均表现为重点开发区域(48.08%)>农产品主产区(38.13%)>重点生态功能区(33.95%)的特征,与各区域的功能定位和产业结构显著相关。(2)从空间演变来看,主体功能区的空间集聚特征与山西省“两山夹一川”的独特地势相关。重点开发区域空间集聚格局较为稳定,集中在山西省中部,而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集聚特征不显著,分布在东部和西部。(3)碳排放区域差异分析表明山西省碳排放地区间总体差异呈现下降趋势,总体基尼系数由2006年的0.505下降到2020年的0.498,年均下降0.102%,重点开发区域和重点生态功能区之间的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4)碳减排效果评价显示主体功能区碳排放强度均呈现下降趋势,重点开发区域的碳减排成效显著高于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基于对主体功能区碳排放的分析,结合其功能定位,针对性地提出主体功能区减排和低碳发展措施。本文为我国能源资源型省份制定和实施差异化节能减排政策提供了科学参考。

浅析某河道项目的岸线功能区管理规划

为解决河道管理规划项目实施中的岸线功能区规划问题,文章结合果者河河道管理规划项目实际情况,在介绍河道地理位置、河流水系、水资源开发利用及保护现状、水功能区划及水质和水文的基础上,对其岸线功能区规划进行深入分析,提出具体的规划指导思想与原则等内容。

基于POI数据的城市功能区识别及混合度计算

针对城市功能区识别现状,将传统功能区识别研究与大数据进行有机结合,以合肥市主城区为研究对象,以POI数据为基础,对它进行预处理并赋予相应指标权重,运用频数密度、类型比例以及绝对信息熵研究方法,对单位网格内城市用地功能进行识别,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城市用地功能混合度。研究结果表明,合肥市主城区功能用地在整体上呈现“中心+放射状”的空间布局形式;商服、居住、道路设施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均呈现出相对聚集的密度分布核心,工业和绿地广场用地呈现分散分布的空间特征;混合用地多集中于城区中心,由中心向外用地功能混合度逐渐降低,用地集约性逐渐减弱。经过对比检验,整体识别结果较好。研究可为提升城市用地集约化发展、促进城市用地混合利用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基础。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来自中国县域的证据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至关重要。文章基于2000—2021年中国县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能有效提升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且政策实施时间越久,促进效应越强;机制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能显著提升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而财政自给率和经济集聚水平起负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在中国西部和高人口规模的样本中更为显著,且该政策具有促进邻近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自然与人文耦合视域的高寒生态功能区宜居性评价及阻滞因子诊断--以青海省为例

宜居性是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的有机统一体,厘清高寒生态功能区宜居性及其阻滞因子,是精准提升生态安全屏障内宜居水平并促进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前提。基于城乡宜居性评价基本范式、顾及高寒生态功能区人居系统的独特性,从自然与人文耦合视域构建由自然环境、居住环境、设施环境、社会环境4个维度、8个一级指标及24个二级指标组成的高寒生态功能区宜居性指标体系,以青海省45个县域单元为例定量评价其宜居性及阻滞因子,并探讨宜居性与生态重要性、社会经济发展状态的交互关系。结果显示:(1)青海省总体宜居水平偏低,并呈现由河湟谷地生态区、柴达木盆地生态区、环青海湖生态区、三江源生态区依次递减的地域分异;(2)宜居水平和生态重要性的空间耦合不协调,三江源生态区等生态重要区的宜居水平低,宜居水平与人口规模、经济发展均成正比;(3)青海省宜居性主要受到居住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阻滞,生态地理分区层面,在自然因子的主要制约下,三江源生态区、环青海湖生态区、柴达木盆地生态区分别受设施、居住、社会环境的强约束;(4)针对不同生态地理分区宜居性特征提出未来人口引导及宜居性优化模式,即按宜居性及社会经济生态引力明确人口集聚型、疏散型和稳定型3种空间集疏类型,通过人口城镇化、就业移民、教育移民等跨区域移民及就近生态移民增强宜居性与人口分布的空间适配性,以三江源生态区等弱势区域以及饮水设施、道路设施、物流配送、网络通讯等基础设施阻滞因子为重点,提升高寒生态功能区人居系统的设施配置与供给能力。

重点生态功能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路径探究——以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为例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制度性保障。本文通过深入研判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乡村发展背景,总结剖析了小金县发展优势,一是生态优势明显,二是旅游资源丰富且具有异质性,三是拥有良好的制度软环境,但同时存在资源环境约束明显、生态经济发展不足、产业转型升级存在瓶颈等障碍因素,小金县作为高山峡谷民族地区,在国家限制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中具有典型代表性。在明确小金县乡村振兴的发展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笔者立足“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以下简称“两化”)融合发展理论,提出了小金县产业发展建议:一是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全域旅游发展,加快生态农业发展,推进高标准绿色发展;二是保障和改善乡村民生,推进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完善返贫风险防范机制,多渠道促进农牧民就业增收;三是夯实乡村振兴制度基础,构建多元化投入保障机制,探索农村对外开放合作机制,确保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进。

村镇不同功能区土壤中有机磷酸酯赋存、来源及风险

有机磷酸酯(OPEs)是广泛使用的增塑剂和阻燃剂,其容易释放到环境中,对人类和生态系统造成潜在危害.目前关于环境中OPEs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水体、大气和沉积物中,对土壤特别是村镇不同功能区土壤中OPEs的研究较少.本研究以上海嘉定马陆镇为研究区域,分别测定了马陆镇工业区、农业区和居民区土壤中12种常见OPEs的含量水平,分析了不同功能区土壤中OPEs的赋存特征,通过主成分分析解析了OPEs的来源,并利用风险熵值法对其可能带来的生态风险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马陆镇工业区、农业区和居民区土壤中Σ_(12)OPEs含量范围分别为8.75~59.18、9.52~47.51、12.44~49.04 ng·g^(-1),且均以三(2-氯乙基)磷酸酯(TCEP)为首要污染物;不同功能区TCEP、磷酸三(丁氧基乙基)酯(TBEP)存在显著污染特征差异;马陆镇土壤中OPEs来源主要有食品包装源、交通活动源、塑料和泡沫类排放源;各功能区土壤OPEs单体风险熵均小于1,表明目前马陆镇土壤中OPEs造成的生态风险较小.本研究为了解我国村镇不同功能区土壤中OPEs的赋存情况和风险评估提供了数据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