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适当原则与宪法解释模式的选择——从美国“禁止咨询意见”原则开始

宪法解释应当以何种方式展开是中国宪法学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通过对美国1793年确立的“禁止咨询意见”原则的探究可知,宪法解释模式的选择必须与宪法解释机关的功能相适应。虽然各个国家确立了不同的宪法解释模式,但基本上都体现了“功能适当原则”。中国现有体制下的宪法解释只能适用抽象解释的模式,宪法解释程序的建立也必须以此为前提。

审级监督视阈下审判指导文件备案审查机制的构建——以“功能适当”理论在审判体系现代化中的适用为视角

本文以“功能适当”理论在审判体系现代化中的适用为视角,分析赋予地方法院审判指导文件的制定权,这不仅符合司法实践的现实需求,也是裁判权与生俱来的法律解释权在类案裁判中的重要体现。对下级法院审判指导文件的备案审查,符合法院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法律解释“最合适机关”的功能定位,也与司法权作为中央事权的本质属性相契合,且并不违反司法规律。基于法院功能适当的考量,备案审查的对象应当从实质内容上突出普遍约束力和能够反复适用两项基本要件。审查基准应当限于合法性审查而非合宪性审查或合理性审查。下级法院审判指导文件应当产生推定效力,上级法院只能对其进行事后审查,如果存在与上位法抵触的情形时,宜采用建议撤销等柔性效力保障机制。

功能适当原则下政务处分与行政性处分的界分——基于《政务处分法》第3条展开

《政务处分法》以干部管理权限作为界分监察机关的政务处分和任免机关、单位的行政性处分的标准存在规范性不足。从权力配置的角度,以公职人员的违法行为为标准对政务处分和行政性处分进行界分是一条可行的进路。政务处分权和行政性处分权的界分应尊重各自的核心领域以及处分机关的功能优势。据此,对公职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分类:将公职人员违反廉洁义务、忠诚义务的行为纳入政务处分权的范围;将公职人员违反专业规范要求、服从义务的行为纳入行政性处分权的范围;监察机关和任免机关、单位均可对公职人员违反形象要求的行为进行处分。

基于功能适当的个人破产征信机制回应研究

市场经济既是法治经济也是信用经济。个人破产制度助力“诚实而不幸”的自然人经济再生,有效保障了债务人的基本生存和经济发展权利。合理的自然人征信机制能够持续监督破产债务人,在明确破产资格、划定自由财产和强化失权效力上发挥重要功能。反观个人破产视域下的自然人征信机制,存在信用信息采集范围狭窄、专门信用评价规范缺位、信用评价监督管理乏力等问题。基于实现个人破产制度法律功能的需要,探讨全面收集、合理使用和信用公平的基本原则,扩展个人破产征信信息的采集范围,设置以破产自然人为主体的信用评价机制,构建贯穿个人破产程序的征信信息应用规范,从而提升个人破产信用体系的法律实效。

税务机关社保费征管权证立与运行保障——来自功能适当原则的分析径路

《中共中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将社保费征管权交由税务机关全责、集中、统一行使,为近20年的学界纷争落下帷幕。尽管会产生法际冲突与行权障碍,但以法学中的功能适当原则检视,坚持税务机关行使社保费征管权契合国家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具备职权授予的正当性。与此同时,部门协调间产生的问题是提高征管效率、促导税务机关始终作出正确决定的最大障碍。为保障相关问题得到解决,宏观层面,在法律法规尚未修订前,可在中央政策基础上,建立省级地方为重心的社保费征收法律体系,并从立法结构、立法主体、立法程序上破除社保费征管改革背后的不当利益诉求;微观方面,设置社会保险工作联席会议,督促税务机关、经办机构等有关部门签署社保费征管协议或社会保险联合执法协议,强化社保费征管的信息平台建设,以全方位、多层次促导税务机关社保费征管权的高效行使。

逮捕批准机构的功能适当性审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捕诉部门分分合合,与之伴随的是激烈的理论之争。捕诉关系的改革涉及逮捕批准机构的再造,必须以《宪法》为根本遵循,符合功能适当原则。与捕诉分离模式相比,捕诉合一模式可能导致以公诉条件吸收逮捕条件,也不能必然保证"正确地"作出逮捕决定。人民检察院的内部结构再造应当抛弃诉讼阶段模式和追诉中心主义,立足《宪法》,围绕批准逮捕权展开,以构造功能适当的批捕机构为要务。

地方性法规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种类的困境及出路

行政强制措施是重要的行政手段,现行法上规定地方性法规仅可以设定查封、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并不合理。这种做法不仅不符合比例原则,而且也导致地方立法没有抓手,影响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的实施。扩张地方性法规的行政强制措施种类设定权具有正当性,违背控权论、破坏法制统一、违反法律保留原则等质疑均无法构成反对地方性法规立法权扩张的决定性理由。从强制对象和强制程度两个维度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地方性法规不得针对公民人身权和法律保留的财产权设定行政强制措施。对于其他财产权,地方性法规不得设定破坏或者消灭公民财产以及直接导致财产所有权转移的行政强制措施,但是可以设定完全限制或者部分限制公民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行政强制措施。地方性法规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种类应当受到立法事项、比例原则、立法程序和事后监督等方面的限制。

行政复议中止的可诉性研究

行政复议中止作为一项程序性制度,在保障复议审查准确性的同时,客观上也将争议行政行为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长期置于不稳定状态之中,对法秩序的安定性产生影响。但程序性行政行为因不具备最终的法律效力,即使相对人认为其权利因复议中止的不当实施而受到侵害,也难以单独通过行政诉讼获得权利救济。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以及有关“成熟原则”的理论推演,为程序性行政行为进入司法审查打开了诉讼通道,但是复议中止作为行政救济制度中的一项程序处置行为,其可诉性理论依据具有独特性。基于权力配置功能适当性原则的解释,复议中止之所以不可诉,并非因司法机关不能替代复议机关进行权利救济,而是因为复议机关在权利救济上的高效、便捷的功能优势,促使司法机关在对其处理行政纠纷的态度上保持谦抑的立场。当复议中止实施致使复议申请人对权利救济的期限无法进行合理预期时,就已经突破了司法尊重的界限,应当由司法机关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

论环境保护税征管中环保部门的权责配置

环境保护税不以会计核算为计量基准,而以排放量、污染当量和分贝数为计税依据。这种计量特性使环保部门介入环境保护税征管具有功能适当理由。考察环保部门的权责变迁,不难发现当下立法只是将环保部门定位为征管辅助部门。归因于这种功能定位,除却环保部门之于环境保护税的使用、管理和监督权,削减环保部门的征管权能,增加环保部门的征管义务,模糊处理环保部门的征管责任是为时下立法的显著特征。这种定位与权责配置不仅与权责一致原则相悖,而且与稽征经济理念相左。若不加以改正,极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征管裂缝和隐忧,致使征管效率大为降低。而要想走出困境,则一方面需要调整环保部门的功能定位,明确其为征管合作部门;另一方面需要优化环保部门的征管权责,助力征管合作机制落地。具言之,既有必要剥离与征管无关的环保部门义务,又有必要增设针对环保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激励制度,还有必要明晰环保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

论地方性法规处罚种类创设权

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第8条和第11条第1款的字面意思,地方性法规仅允许在《行政处罚法》第8条明确列举的行政处罚种类和法律、行政法规设定的行政处罚种类中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和吊销营业执照之外的行政处罚种类,而不得创设新的处罚种类。然而从整体法秩序的角度观察,赋予地方性法规处罚种类创设权,是功能适当原则的考量,其既不影响国家法制统一,也未必违反法律保留原则。地方性法规新设的行政处罚应当以《行政处罚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处罚种类为起点,扩展至更多的行为罚、财产罚、申诫罚,同时可以创设名誉罚、信誉罚等新型处罚种类,但不得创设关涉行政相对人重大权益的人身罚和资格罚。

行政公益诉讼领域检察调查核实权之理论证成与体系化建构

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行政公益诉讼领域检察调查核实权尚未作出明确规定,因此,理论和实务界对于行政公益诉讼领域检察机关是否享有调查核实权具有较大分歧.调查核实权是检察机关实现行政法律监督功能,平衡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之间“功能秩序”,发挥维护行政公法秩序和救济公共利益最大制度绩效的重要手段,理应得到法律确认.为弥补行政公益诉讼领域检察调查核实权法律依据之缺失,部分规范性文件尝试作出规定,但在适用中因违背功能适当原则而存在诸多弊端,不利于检察调查核实权在实践中展开.为解决这一难题,应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围绕功能适当原则和行政公益诉讼制度逻辑,从顶层设计出发,通过立法在行政公益诉讼领域确立检察调查核实权,并根据权力确立—运行—保障的程序机制,从权力结构、核实标准和强制性三个方面系统建构检察调查核实权体系.

体系解释视角下农村违法占地建房执法权限争议的解决

由于2019年修正的《土地管理法》第77条和第78条存在着规范模糊,农村违法占地建房执法责任分配领域出现了执法争议。从体系解释角度来看,应根据《土地管理法》所建立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秩序”和“宅基地分配流转管制秩序”,合理划分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执法权限和监管职责。同时,鉴于农村违法占地建房监管领域违法情形的复杂性、多元性,在执法力量下沉、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改革过程中,各省级政府可根据“功能适当性”原则将农村违法占地建房领域的执法权限统一授予乡级政府行使。此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根据两种不同管制秩序,分别承担对应的指导和监督职责。

论人大主导立法的适格主体

围绕人大主导立法的现有研究大都将人大视为一个物理学意义上的"质点",而没有充分意识到"人大"内部的复杂结构关系。官方对于人大主导立法的主体认知基本上穷尽了"人大"概念的所有可能所指。此种过于宽泛的认知方式反而导致了立法权的过度沉淀,造成了对主导立法之主体的不当界定。功能适当原则解释了立法权沉淀的原因,但该原则本身应当受到民主正当性要求的制约。人大主导立法首先应当发挥"有立法权的人大"自身的主导作用,在后者之中又应当首先发挥全国人大的主导作用。完善人大主导立法需要统筹考虑各方面主体之间的关系。

以功能最适当原则构建和完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

功能最适当是现代国家机关组织和活动的重要原则,它是指,国家机关设置、权力配置、国家机关的调整和改革、国家机关之间关系以及法律适用等,均要基于实现其功能考虑。根据这一原则,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改革创新试点要有充分的立法支持;要按照该原则设置国家机关、配备专业人员、保持适当稳定;根据这一原则处理国家机关之间相互关系、解决法律适用中的冲突等。只有做好这些工作,自贸试验区的任务才有可能实现。

行政拘留权行使结构之变革

新《行政处罚法》将行政拘留的主体扩张至“法律规定的其他机关”,有其法理与实践基础。当前“实践中设立专业警种”“法律文本中做出授权规定”和“理论界提出行政拘留入刑”的变通方案并不具备可行性。面对行政拘留主体扩张后可能产生的拘留泛化风险,其边界应当限定为综合执法机关。基于功能适当的原则,应当变革行政拘留权行使结构,赋予综合执法机关部分行政拘留的发动权;通过“职能分离”的手段,具体可由综合执法机关在法律规定的权限内初步决定行政拘留,由政府法制机构负责裁决,最终交由公安机关负责执行。该方案更符合中国国情和法治环境,可以在提高综合执法机关的执法能力同时,防止权力被滥用,更好地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单向协调”与“双向衔接”:党规与国法关系的基本遵循与实现路径

协调与衔接分指两个不同层次的要求,协调是基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而要求党内法规具有“合法性”;衔接是基于党的领导与执政地位,强调党规与国法动态调整过程的系统性、连贯性。“单向协调”与“双向衔接”是处理党规国法关系的基本遵循,前者指党规在内容上不与国法相抵触,后者指党规在制度上同国法相互承接。实现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协调与衔接应根据功能适当原则,在合理划定立法与立规界限的基础上,重点通过前置审核与备案审查机制实现二者在内容上相互协调,通过立法与立规统筹规划以及意见征询机制实现二者在制度上相互衔接。

浅析生物学解释中的目的论问题

作为生物学模式与以物理主义为代表的传统科学解释模式的不同,目的论的解释占据了其中很大一部分。生物学中的目的论问题历来争议很多,同时研究的途径也很多。对于这些目前的主流观点以及研究途径,认真的分析评论很有必要。文章将从意向性、功能解释以及目的论观点下的适应论等方面对生物学中的目的论问题展开分析,期望能够对各种争议的源头从解释文本的角度加以考察,并对相关问题的解决出路进行探讨。

行政与监察关系中行政保留的构建

宪法文本上,监委与政府是“不受干涉,且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但在实践中却极易产生“监督变牵头、牵头变主抓、主抓变负责”的现象。构建行政与监察关系中的行政保留理论,是要防止监察权的过度膨胀,促进行政权的积极作为,最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种行政保留理论的宪法基础是国家权力配置的功能适当原则。行政与监察关系中的行政保留,核心范围包括执法监察和效能监察,外部边缘包括行政机关公务员的一般违法行为。

武隆仙女山旅游公路观景台设计

以重庆武隆仙女山旅游公路复线观景台为实际案例,阐述了景观台设计原则及布设要点,可以为各地旅游公路配套的观景台规划和设计提供参考。

社保费中税务机关权责配置的优化:从征收到征管

税务机关征管社保费相较于税务机关征收社保费,不仅契合法治原则的内在要求,也更符合功能适当原则的内在逻辑。就法治原则契合性而言,税务征管更有助于增强缴费人的法律遵从程度,维护法律尊严,使得文本上的法律能够在现实中得以实施,同时还有助于打破社保经办机构在社保费征缴上权力过于集中引发的权力寻租;就功能适当原则的契合性而言,税务征管能够以最小的缴费遵从成本和行政执法成本最大程度上实现社保费足额征缴的目的。把社保费纳入税务征管是税务机关最佳权责配置,其实质是将社保部门及其经办机构在社保费征收环节拥有的管理职能移交税务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