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辩不加重处罚论析

申辩不加重处罚是我国行政处罚中的一个重要原则。自《行政处罚法》颁布十多年来,该规则没有得到很好的阐释,给法治实践带来了一定困难。为了弥补学界研究的不足,应对该问题作较为系统的探讨。申辩不加重处罚在行政处罚中体现了私权对抗公权、对以事态为本位、权利保护、正当程序等价值。为了使这一原则或制度在行政处罚实践中正确适用,应当厘清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即行政主体有无告知申辩权的义务、申辩内容有无限制性、申辩与抗法的关系以及加重处罚和从重处罚情节与申辩行为同时存在的处理等问题。

交通肇事逃逸加重处罚的根据及其意义

对交通肇事逃逸加重处罚的根据理解不同,对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认定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加重处罚根据的分歧,与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比较对象、路径选择、违法与责任的评价对象、着眼于逃逸行为还是保护法益等问题密切相关。仅以逃逸行为的客观性、主观责任的增加(主观恶性大)无法全面理解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加重处罚的根据。对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加重处罚,主要是诱导行为人及时减少因交通肇事行为侵害法益增加的可能性,从而救助、保护法益,依据刑事政策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构成要件将会有新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主导与文化扬弃方法——以党员违法加重处罚思想的中国化为例

实践主导与文化扬弃已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范式和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能满足于宏大叙事,还要就具体观点"如何化"解决实现路径问题。列宁首倡的"加重对党员判罪"思想,其精神实质就是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以及在此过程中反对特权、从严治党。通过实践主导与文化扬弃,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在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得以继承,形成了"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处罚"论断,在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后得以发展和弘扬。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不能止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相映衬,文化扬弃仍然要实现"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历史任务。

交通肇事罪加重处罚情节的反思与构建

现行刑法与司法解释中关于交通肇事罪的加重处罚情节偏重于随损害结果的加重而加重,对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违法驾驶行为"的加重处罚不够,不利于通过刑罚手段抑制交通肇事的发生,预防犯罪。司法解释关于逃逸的界定,未体现对是否救助受害者的区分。司法解释关于无能力赔偿财产损失构成犯罪和加重处罚情节的规定,结合碰撞天价豪车等现象,需要对致财物损失无能力赔偿的情节排除本罪,由民事司法调整。

略论行政诉讼起诉不加重处罚原则

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中确立起诉不加重处罚原则尤为必要 ,既有其自身的价值又有其存在的根据。

加重处罚情节的类型化研究

加重处罚情节作为我国刑法中广泛存在的立法形态,承载着重要的刑法价值。我国的刑法罪名整体上通过加重处罚情节及法定刑的阶段升高而呈现一种层级嵌套的模式。在这种"定性+定量"分析的立法模式中,以数额为代表的违法性的量级升高本身不足以撑起构成要件的品格。在对我国刑法基本构成与加重处罚情节进行理论解构的过程中,不能囿于形式规定仅作表面化的解读,应当进行深入的实质性研究,对于加重处罚情节进行类型化的思考,发现其内部蕴含的层级属性以作不同处理。

新中国从重和加重处罚制度的考察

中国刑法中加重和从重处罚的制度,经历了曲折的历程。新中国成立初期,继承了加重处罚的立法,同时,从重处罚制度开始形成。1979年刑法典正式取消了加重处罚的制度,不久,作为特例,单行刑法恢复了加重处罚,1997年刑法典废除其效力,因此,现行刑法只有从重处罚制度。文章认为,应该在立法上恢复加重处罚制度。

试论加重处罚

我国建国以来的刑事立法,关于加重处罚首先在《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中有了明文规定。现行刑法只规定了审判机关可以根据犯罪情节,对犯罪分子从重、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而没有加重处罚的规定。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1》)又有了加重处罚的规定。

古代“亲属相奸”加重处罚的原因

亲属之间的性禁忌是人类古老的禁忌之一,中国古代这方面的禁忌更为严格,不但包括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也包括亲属的配偶在内。亲属之间的性行为被认为是乱人伦的禽兽之行,我国古代法律对这种行为处罚极重。通过分析古代法律对"亲属相奸"加重处罚的具体原因,揭示出我国古代亲属间有着严格的性禁忌观念、注重"男女有别"的家内伦理以及对家族伦理秩序的严格维持。

论反腐案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加重处罚

通过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加重处罚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的阐述,对其加重处罚进行了法理和社会的可行性分析,提出了加重处罚的建议。强调以法律手段严厉惩处腐败行为,为反腐败斗争的顺利进行提出合理建议,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兴奋剂违规“情节严重加重处罚”条款存废之辩

兴奋剂违规“情节严重加重处罚”条款,以打击兴奋剂违规为主要目的。兴奋剂违规处罚的公法属性揭示了该条款以责任加重为依据,体现“重罪重罚”的形式相称性;兴奋剂违规处罚的私法属性表明该条款是意思自治下权利让渡的结果。然而,该条款不满足比例原则的必要性要求,筑起了“严者愈严,宽者难宽”的处罚机制,变相扩大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等体育组织的权力,反映了《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对基本违规的量“刑”考虑欠缺,条款具体内容的不完善威胁着运动员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些纰缪令人质疑该条款存在的合理性,该条款不应“卷土重来”。

加重处罚能否防止企业做假帐——关于企业做假帐的博弃分析

所谓假帐,是指企业为了实现其自身利益,而故意向外界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企业通过做假帐所获得的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是不相容的,它严重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虽然每个企业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但从整个社会看,经济是在低效率上运行,达不到社会总体利益最大化.针对这种情况,有人提出应该加重对做假帐企业的处罚,那这样是否真的能防止企业做假帐呢?本文试用博弈论作为分析的工具,从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判决不得加重处罚之例外情况补遗

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行政判决不得加重处罚,但利害关系人同为原告的除外。本文认为如果只有利害关系人为原告时,可以判决加重处罚。

论加重处罚

(一) 加重处罚,即在法定最高刑以上适用处罚。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和阶级利益,各国统治阶级总是握有严惩严重刑事犯罪的一切手段。加重处罚见诸于各国刑法。如日本刑法第四十七条关于并合罪与刑法的加重中规定:“并合罪中有两个以上应判处有期的惩役或监禁的罪时,应按其最重的罪所定刑罚的最高刑期加其半数做为应处刑的最高刑期,但不得超过各罪所定刑罚的最高刑期的总和。”第五十七条规定:“再犯的刑罚,是对其罪所规定的惩设最高刑期的二倍以下。”《苏俄刑法典》(一九七八年修订版)

对逃避侦查审判的应从重或加重处罚

司法实践中,常常发生犯罪分子作案后潜逃,长期不归案,甚至再次作案危害社会的现象,这给办案和社会安定等方面带来诸多不利的影响.我国刑法虽然在第88条中规定:在立案侦查或者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但是,并未明确规定对这种现象应予从重处罚.为了遏制、减少和预防此类现象,笔者建议在刑法第88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3款,内容如下:'对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应从重处罚,在逃避侦查或者审判期间又故意犯罪的应从重或者加重处罚.'同时,在刑法第63条中增加如下内容作为第1款:'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加重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上判处刑罚.'这样做的好处是:

刑法解释不应该对盗窃累犯加重处罚

刑法第264条根据盗窃罪的不同数额和情节，规定了四个档次的量刑幅度：（1）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2）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3）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刑满释放人员过失犯罪是否适用人大常委会关于从重处罚或加重处罚的决定？

刑满释放人员过失犯罪是否适用人大常委会关于从重处罚或加重处罚的决定？编辑同志：我弟刑满释放后从事个体运输，酒后驾车肇事造成一死伤。伤的严重后果，最近被公安机关逮捕。其释放不足二年，是否适用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及刑法关于累犯的规定从重予以处罚？肖曲肖曲同志...

对安全事故应加重处罚

时近新春。春节保安全，既是传统习俗，也是政府工作的重点。提高安全意识，加强安全防范，消除安全隐患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是，就在近一个时期，安全事故甚至是重大安全事故仍时有发生。尤其是本月11日，黑龙江宝兴煤矿发生了一起令闻者切齿愤怒的重大事故：从11日零时至4时45分，该煤矿的监测系统记录了10次报警，

夜间入室盗窃应加重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盗窃罪概念是对盗窃犯罪行为各种特征的综合，是对盗窃犯罪现象总体上的抽象概括。但是现实社会中的犯罪从来都是具体的犯罪，不存在抽象的犯罪，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盗窃犯罪的手段愈来愈多样化。

危害野生动物的犯罪之“加重处罚”的适用

因猎捕、交易、运输、食用野生动物而适用"加重处罚"的,需着重关注"加重处罚"的内涵及其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妥善对接与融合;在具体确立"加重处罚"适用的犯罪范围时,当关注野生动物保护法益的转型——以保护野生动物生物安全与生态安全双重法益为加重打击的核心;而对"加重处罚"中"上一格"的判断,可参考适用一个更为复杂、精细化的评判标准,将宏观视角下形成的"刑罚阶梯"与微观视角下形成的"量刑档次""刑种递变"问题进行适度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