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劳动人口眼内异物伤流行趋势分析

目的:探讨1990—2019年全球劳动人口眼内异物伤患病情况及发展趋势。方法:使用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2019,GBD 2019)数据库。以眼内异物伤年龄标准化患病率为因变量,年份为自变量构建Joinpoint回归模型。采用Joinpoint 5.0.2软件进行模型构建和1990—2019年全球眼内异物伤年龄标准化患病率的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的计算,比较全球不同国家或地区劳动人口眼内异物伤年龄标准化患病率的变化趋势。结果:2019年,全球各区域劳动人口眼内异物伤年龄标准化患病率最高为中国(180.4/10万),最低为大洋洲(66.2/10万)。1990—2019年,全球各区域年龄标准化患病率流行趋势不一致,除西欧、中欧、东南亚等5个区域呈现小幅度上升外,其余大部分地区呈不同幅度的下降趋势,其中以中国和东亚的下降幅度最大,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分别为-1.43%(95%CI:-1.65%~-1.22%)和-1.42%(95%CI:-1.63%~-1.21%)。全球劳动人口眼内异物伤患病率最高的年龄组为45~49岁;在不同社会人口指数地区,患病率最高的年龄组普遍集中在40~44岁和45~49岁;在不同GBD区域,患病率最高的年龄组各有不同,中国主要集中在60~64岁。结论:1990—2019年全球劳动人口眼内异物伤年龄标准化患病率分布不均,整体呈下降趋势。

县域农业劳动人口密度与耕地质量的关联性

根据云南省易门县基础地理数据和相关统计数据,综合运用调查搜集法、数理统计分析法、3S技术等方法,分析易门县农业劳动人口密度和耕地利用质量等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各分等单元的农业劳动人口密度与耕地利用质量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α=0.01),以街道办事处、乡、镇为单位分析的结果也表明农业劳动人口密度与耕地利用质量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α=0.01)。这说明在同一耕地数量、自然条件的情况下,作用于耕地的农业劳动人口越多,耕地的利用质量越好。

劳动人口健康水平影响因素及健康状况演变趋势

健康的劳动人口是提升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劳动人口健康水平提升将有效缓解老龄化难题,帮助我国实现从"人口红利"到"健康红利"的转变。分析劳动人口健康水平影响因素以及不同劳动人口群体的健康水平演变趋势发现,我国劳动人口的健康水平整体较好,健康优良比例达87%;年龄、受教育程度、锻炼次数、家庭收入、户籍等因素对劳动人口健康水平有显著影响,且在23岁左右达到峰值;但不同性别、受教育程度、区域及城乡劳动人口群体的健康水平演化趋势呈现差异性,男性健康水平好于女性,尤其是40岁之后的健康优势更大;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人口的健康水平明显好于其他群体,高中阶段教育对劳动人口健康水平的影响程度最大;东部地区劳动人口的健康水平好于中西部地区;城市劳动人口的健康水平优于农村。

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的预测分析

本文建立了一个联系人口信息与教育信息的模型 ,用该模型对不考虑人口流动情况下的区域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是模型在一定误差范围内是适用的 ,并预测了我国 2 0 0 2年及 2 0 0

劳动人口占比对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索洛模型和中国数据的研究

基于拓展的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从劳动力供给视角对中国过去数十年的投资驱动型发展战略进行考量,采用中国1997—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劳动人口占比对投资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有助于促进资本积累,而劳动人口占比的下降对投资率的增长效应不断弱化。"人口红利"拐点的到来预示着中国的投资率将发生下降,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从依靠"人口数量红利"转为依靠"人口素质红利",更好地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

北京城市贫困劳动人口的就业及社会支持网络调查报告

城市贫困家庭陷入经济和生活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其劳动人口的失业及难以再就业。调查这一人群的身心素质、失业状况,研究如何通过社会支持网络为他们提供就业支持,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议题。

城镇劳动人口科学素质及影响因素——以京津沪渝湘川为例

本文以2013年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六省(市)数据作为原始数据,对城镇劳动人口的科学素质的内部构成进行分析。根据调查所在地区的一系列统计数据,分析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对城镇劳动者科学素质的主要影响,并对提升城镇劳动人口科学素质提出若干政策性建议。

中美劳动人口受教育程度的现状比较与启示

中美劳动人口受教育程度存在较大差距。从行业的角度来看,主要是农林牧渔、建筑、采矿、制造等行业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差距较大;从职业的角度来看,主要是工人、农民等的受教育程度差距较大。为此,对未来我国劳动人口人力资源开发而言,应采取继续将教育置于国家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注重生产一线人才的培养、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等措施,以提升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人力资本红利。

中国劳动人口就业形势的差异分析

近年来,中国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增量巨大,就业人员迅速增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了迄今为止的最高点。在劳动就业领域不少长期存在的问题远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如就业压力沉重,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不高,全国统一的劳动市场尚有待完善,地区差异悬殊等,均构成了中国将长期面临的严峻挑战。此外,不同人群和不同地区之间,劳动人口的在业率和行业构成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非劳动人口'论"批判——六问白暴力教授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参与劳动的、参与投资的和参与分配的都是劳动者,他们的收入都属于劳动收入。 把某些人称为"非劳动人口",不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非劳动人口"的说法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普遍现实相矛 盾。

城乡产业配置、劳动人口年龄结构与城市化滞后——基于区、县维度的分析

本文从农村非农人口工作与生活空间匹配演化的角度,重新审视非农化与城市化的关系。本文主要结论有:(1)区层面的城区产业配置比例提高缓解了城市化滞后,但在县层面无显著影响。(2)区城区产业人均利润比例提高通过增强城区社会保障水平,缓解了区城市化滞后,而县未能成立,此为区县城市化滞后分异提供了重要解释。(3)随着区提供就业能力增强,区与县的城区利润率和人均利润比例的差距拉大推动了区县城市化滞后分异。(4)在大龄劳动人口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随着区提供就业能力增强,区城区就业和资产比例提高促进了到区务工人员返回县城置业,从而缓解了县城市化滞后。

加强区域中心城市外来劳动人口管理与服务工作的调查与思考——以青岛为例

如何解决沿海城市不断涌入的外来劳动人口和本地劳动人口的就业矛盾 ,是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 ,一些区域中心城市面临的共同问题。我们对近年来青岛市的外来劳动人口状况展开调查 ,在基本摸清该城市外来劳动人口主要特点的基础上 ,分析阻碍吸纳外来劳动人口的原因 ,并结合区域中心城市目前存在的共性问题 ,提出加强服务、改善管理的政策建议。

中国劳动人口素质红利与经济增长

针对日益消失的人口红利问题,文章首次提出了劳动人口素质红利概念,并利用文化强度与技术强度两个指标刻画,基于灰色关联度模型对1997年-2012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量化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在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及潜力中,劳动人口素质红利比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2通过提高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增加科技投入等途径才能充分挖掘现有人口红利、制度红利及科技红利,实现劳动力由量到质的转变,释放更多"人才红利",推动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劳动人口规模优势的超边际分析

本文针对我国劳动力过剩的现状,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下,通过超边际分析方法,论证了只要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就能将劳动力过剩的压力转变为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用科学的方法证明劳动人口数量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有正面影响意义,从而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更加有效地参与国际竞争提供支持。

空气污染对劳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数据分析

本文将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微观数据和宏观空气污染数据匹配,采用当年颁布地方性环保法规数和采矿业法人单位数作为空气污染的工具变量,实证检验空气污染对劳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主要结论为:空气污染水平上升导致劳动人口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下降,并且这种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依据研究结论,提出降低空气污染水平,促进劳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对策建议。

基于“‘非劳动人口’论批判”一文的思考——兼与关柏春研究员商榷

劳动者与非劳动人口是相对应的,承认非劳动人口的客观存在不会否认社会主义国家中建设者的积极作用。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要正确理解"资本收入不是劳动收入",必须分清价值的创造与价值的分配是根本不同的问题。最后笔者对于劳动者的收入性质,参与要素分配的主体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该文中存在的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

现阶段农村劳动人口的职业角色研究──湖北省汉川县沉湖镇段夹村个案分析

现阶段农村劳动人口的职业角色研究──湖北省汉川县沉湖镇段夹村个案分析钟涨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大批农村劳动人口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转向二、三产业，实现了职业角色转化。随着农村改革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农村...

农业剩余劳动人口转移问题

我国农业剩余劳动人口转移,既非刘易斯模式,又非费──拉尼斯模型,也不是托达罗模式,而是根据我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农业剩余人口转移途径只能是以农村乡镇企业为主导,以城市工业和第三产业为辅助的综合发展模式。

农村劳动人口职业角色分化的差异性分析——湖北省汉川县沉湖镇段夹村个案调查

本研究以汉川县沉湖镇段夹村为个案 ,对现阶段农村劳动人口职业角色分化过程中的个体差异作了横向研究。研究发现 ,农村劳动人口在职业角色分化过程中 ,存在着明显的个体差异 :首先 ,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是影响农村劳动人口职业角色分化的重要因素 ;其次 ,职业角色分化的基本单位是农村劳动人口个体 ,但亲属关系是影响职业角色分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主要表现为一些职业角色类型的承担者集中于某一姓氏 ;再次 ,实现了职业角色转化的劳动者 ,大多有较高的职业角色满意程度 ,职业角色满意程度的差异主要存在于不同职业角色类型的承担者之间 ,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劳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