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迁移与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提升——基于30个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劳动力迁移可改变迁入地收入分配机制,解决制造业技术创新资源投入冗余与产出不足矛盾,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文章基于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结合新古典经济增长和新迁移等理论,实证检验劳动力迁移与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劳动力迁移可显著提升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且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弱;人口集聚效应、知识溢出效应是劳动力迁移与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关系的中介变量;劳动力迁移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市场化程度和政府干预均能增强劳动力迁移对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但这一影响存在最优边界。

从劳动力迁移视角审视传统乡村向现代乡村的演化

人口迁移是促进农村转型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然而,鲜有研究从劳动力迁移视角审视中国的乡村如何从传统向现代演化。聚焦该议题,发现缺乏人口流动是传统乡村的典型特征,劳动力迁移使乡村原本可预期的以人情交换为主要特征的利益交换模式逐渐淡化,继而演化出以市场交易机制为主导的合作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维系传统乡村熟人社会的机制不再发挥作用,村庄剩余人口间的互助与合作、迁移群体与村庄的联系以及“城归”群体作用的发挥均受到乡村熟人社会规则的约束。构建合适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以及乡村剩余人口间信息对称的优势,促进农户间密切协作,是未来乡村治理的关键所在。同时,构建迁移人口与村庄的利益联结机制能够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多可能。

数字经济、农村劳动力迁移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文章使用2012—2022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据,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农村劳动力迁移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实证检验人口密度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均呈现稳步上升趋势;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农村劳动力迁移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口密度在数字经济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过程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面板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在经济发展环境越好的地区,数字经济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越强。

城镇化发展中后期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年龄模式研究——基于迁移次序和队列差异视角

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中后期,农村劳动力迁移呈现增速放缓以及回流趋势,在当前农村人口总量依然庞大、农业与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仍存在较大差距的背景下,上述变化趋势显然有悖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框架下的劳动力迁移规律。基于迁移次序和队列差异视角,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采用二元选择模型和多层次APC—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理论探讨并实证检验我国农村劳动力初次迁移与回流再迁移、不同出生队列劳动力初次迁移的年龄模式差异,以期深入理解劳动力迁移规律并准确研判未来发展趋势。研究发现:第一,回流劳动力的再迁移意愿显著大于从未迁移劳动力的初次迁移意愿,在20—45岁的中青年劳动力群体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第二,我国农村劳动力初次迁移行为具有典型的年龄特征且存在明显的队列差异,越晚出生队列初次迁移率与年龄倒“U”型关系越显著,尖峰态势越明显。为推动我国城镇化水平持续提升、促进城乡统一劳动力大市场形成,建议应重点围绕提升农村人口自然增长水平、加强中青年劳动力迁移稳定性以及挖掘农村中老年劳动力迁移潜力制定适应性政策。

劳动法学社会视角下的劳动力迁移和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本文从劳动法学的社会视角出发,深入探讨劳动力迁移与社会保障问题。研究采用了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多元化研究方法,通过数据采集、案例分析和比较法研究等方式,系统分析了我国当前劳动力迁移的概况和存在的社会保障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尽管我国正在努力迈向更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因为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经济和制度因素,劳动力迁移者的社会保障状况依然存在一定问题。对此,该文从劳动法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改进策略和建议,旨在增强我国社会保障系统的公平性和包容性,从而更好地保障迁移劳动力的权益。本文的研究结果有望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推动劳动力迁移和社会保障问题解决的进步。

劳动力迁移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来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利用1990、2000、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2005、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匹配城市层面经济社会指标,采用工具变量法从地级城市“市辖区”层面考察劳动力迁移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劳动力迁移显著提升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在利用普查数据修正传统基于户籍人口统计的劳动力投入数据偏差后,提升效应更为明显。异质性分析表明:劳动力迁移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在非资源型城市要强于资源型城市,在西部城市要强于东中部城市,在时间上呈现先增后减趋势,在大规模城市比中小城市更为显著。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劳动力迁移可以通过集聚机制、创新外部性和专业化分工渠道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城市管理者应充分创造条件吸引迁移劳动力,发挥迁移人力资本对城市效率的积极作用。

国外农村劳动力迁移理论的演变与发展

根据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的不同解释,把国外有关劳动力迁移的主要文献分为三类:传统的劳动力迁移理论(包括刘易斯模型、拉尼斯-费景汉模型、托达罗模型)、人力资本劳动力迁移理论和新劳动力迁移理论。目前国内研究劳动力迁移的文献主要以传统劳动力迁移理论和人力资本劳动力迁移理论为研究基础,而对新劳动力迁移理论的借鉴和应用还比较罕见,因此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

相对收入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迁移和再迁移意愿的影响——来自河南陕西两省农户调查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6—2018年在河南省和陕西省收集的返乡农村劳动力整村全户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相对收入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和再迁移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收入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和再迁移意愿的影响方向不同。在控制个人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等因素的条件下,相对收入对农村劳动力迁移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再迁移意愿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必要的政策改进在于:持之以恒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落实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大面向农村农民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力度;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关注农村特殊困难群体。

边疆民族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与劳动力迁移:桂西地区实证经验

经济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实现人的发展。当前,国内劳动力市场存在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虹吸效应”;在此背景下,持续推进“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政策是否在提升边疆民族地区的地区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改善地区社会基本面貌之外,对劳动力产生相当程度的吸引并促使其回流,值得回顾与展望。本研究基于劳动经济学科理论并结合人口学、民族学,运用实证方法就桂西地区劳动力迁移的内外因素做深入分析,得出户口类型、赡养抚养情况、受教育程度、劳动技能熟练程度是影响地区劳动力迁出的内部因素,收入与福利、亲人朋友的地理距离是外部因素。

新时期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素探究

我国新时期农村农业现代化建设及城镇化的发展,提升了农村劳动生产率,导致农村难以消化剩余劳动力,亟需推动劳动力有序迁移,提高城镇化质量。为此,笔者以农村劳动力迁移概述为切入点,阐述了农村劳动力迁移主要受到农民收入、受教育程度、城镇建设、家庭成员的影响,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优化政府政策、建设就业平台、户籍制度改革、加强城镇包容性等措施,推动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实现农业迁移人口市民化。

基于遗传规划法的农村劳动力迁移预测

准确预测劳动力迁移量是正确制定迁移决策、合理利用和有序转移农村劳动力的重要依据。由于劳动力迁移量受社会经济中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而遗传规划终结点集中的随机常数ρ能有效平衡被测量相关因素的影响,因此尝试将遗传规划应用到劳动力迁移预测中。通过训练样本对程序进行训练,建立了受时间变量影响的劳动力迁移预测模型,并由检验样本对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采用遗传规划搜索到的函数具有良好的拟合和预测效果,而且模型结构简单,可有效避免因多种不确定因素影响而造成的人为误差,将其用于劳动力迁移的预测中是可行的。

劳动力迁移政策的演变及其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影响

劳动力迁移是劳动者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也是劳动力资源实现合理配置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中国劳动力迁移政策的变化,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已成为中国经济的普遍现象,并对中国农村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劳动力迁移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发展的影响——来自西部农村地区调查的证据

中国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大规模乡-城人口流动产生了一系列社会、经济影响。在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还存在严重城乡分割的情况下,大量迁移者不得不将其子女留在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的教育发展已经成为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的热点问题。已有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教育机会、学习表现、心理健康均落后于非留守儿童,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忽视了父亲或母亲打工对留守子女的异质性影响,也忽视了基于横截面数据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具有内生性偏误,因此对留守儿童教育发展状况的认识可能并不全面。通过"中国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发展项目"监测与评价调查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1)父亲外出打工对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并无显著影响;(2)母亲外出打工则会对留守儿童学习成绩产生显著的负效应;(3)父母外出打工之后再返乡并不会显著提高留守子女的成绩。父母外出打工的"收入效应"和"教养角色缺失效应"以及父母在子女教育发展上的性别差异性影响可以解释上述结果。这些发现的政策含义有两点:首先,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发展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允许并鼓励留守儿童随父母一起迁移,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劳动力迁移所体现出的人力资本配置优化;其次,母亲对儿童教育发展特别是留守女童的教育发展尤其重要,因此如果现行制度不足以保证留守儿童随打工父母一起迁移的话,也应当尽可能的优先保证儿童随打工的母亲一起迁移到城市,这样可以更好地利用女性教育的外部收益。

基于社会性别的劳动力迁移与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福利——基于劳动力流入地和流出地的调查

大规模的劳动力外迁不仅加速了农村地区的老龄化,也给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在安徽省巢湖农村地区进行的"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的四期追踪调查数据和在广东省深圳市进行的"外来农村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同时面向农村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农村劳动力外迁对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目前的农村家庭养老表现出传统和变革共存的特征;子女外迁给农村老年父母的生活福利带来双面影响,使得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增加的同时,也造成了对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的减少,加重了老年人照料孙子女的负担,影响了老年人的健康福利;子女在城市外出务工带来了传统孝文化的弱化,但女儿的养老功能得以增强,长期低生育率条件下发生的大规模农村人口流动使得传统依靠儿子养老的家庭养老模式开始发生转变。本文最后探讨了在劳动力外流背景下政府提高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福利的政策建议。

城镇化背景下劳动力迁移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

随着城镇化发展,外出务工成为越来越多农民的选择,但这一劳动力迁移行为对他们获取幸福感是否具有贡献却不得而知。以往农民工幸福感研究主要关注幸福感的结果及其影响因素,而相对忽略了迁移行为本身对幸福感的作用。文章使用清华大学2012年数据,通过倾向值匹配以及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劳动力迁移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总体上劳动力迁移会抑制农民工的幸福感,外出务工虽以经济收入为回报,但却以牺牲幸福感为代价。其中,亲密关系、居住环境、人际环境,以及归属感的变化是迁移削弱幸福感的重要原因。文章认为,增加农民工的收入固然重要,但为其营建一个亲善的环境,增进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才是提升其幸福感的关键要素,这也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所在。

劳动力迁移对社会阶层流动影响的实证分析

社会阶层固化已经严重妨碍了社会主义公平公正的实现,也遏制了社会发展的活力。尽管国内外学者关于劳动力迁移及社会阶层固化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但对于劳动力迁移是否可以破除社会阶层固化的讨论还未曾见。文章通过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及《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分析并讨论了带有异质性的劳动力迁移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基于个体是否迁移存在异质性的事实,劳动力迁移对个人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起到了促进作用;其次,劳动力迁移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存在年龄差异、收入等级差异,对于收入较低以及年龄处于41~60之间的个体的社会阶层影响较大。

相对剥夺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

利用CGSS2010农村调查数据,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计量模型分析了收入剥夺、支出剥夺、住房剥夺、预期收入剥夺、情感剥夺五个剥夺因素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总收入和家庭住房剥夺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具有显著地促进作用;预期收入剥夺则对农村劳动力迁移起显著地抑制作用。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其他因素中,性别、年龄、健康和所处地区对农村劳动力迁移都有显著影响:农村男性劳动力比女性劳动力更倾向于迁移;年龄的增长则不利于劳动力迁移;健康对农村劳动力迁移有正向促进作用;和东北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的迁移行为更加普遍。

中国省际劳动力迁移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1995-2005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实证研究,本文检验发现中国1995年至2005年间大规模的省际劳动力迁移对于地区经济增长和各省区实际人均收入的趋同都有正向的影响,其中移民汇款对地区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经济平衡作用。因此,迁入地和迁出地的政府都应当充分认识劳动力迁移的经济意义,积极采取相关的政策措施促进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人力资本投资、劳动力迁移与代际收入流动性

利用CFPS数据对人力资本投资、劳动力迁移与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相关关系进行探讨,通过logistics模型和逐步回归分析发现教育在迁移决策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并且迁移可以大幅度提高代际收入流动性。进一步分析发现,无论是对于迁移人群还是未迁移人群,人力资本投资都是提高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有效方式。因此,要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性提高,防止阶层固化,必须合理分配教育资源,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并且对落后地区加强职业培训及就业指导,降低高等教育的门槛,促进劳动力的迁移。

城市房价差异如何影响劳动力迁移?

基于全国地级以上城市房价数据与城市间人口迁徙大数据,本文采用重力模型方式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城市房价波动对城市劳动力迁入和迁出的“双重影响”,并探讨了这种影响在不同规模、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区位城市的异质性。研究发现,高企的房价对劳动力迁移既存在“吸引效应”又存在“驱赶效应”,高房价对人口规模较低、处于较低发展阶段、中西部城市劳动力迁入的“吸引效应”和劳动力迁出的“驱赶效应”更为明显。在五大城市群中,房价上涨对劳动力迁入和劳动力迁出促进最显著的是成渝城市群,而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驱赶效应”最弱,高企的房价并未显著地驱使人们“逃离”北上广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