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班时间安排”规制的劳动基准立法:国际镜鉴与中国进路

工时弹性化时代,西方发达国家采用变形工时制,实现加班时间的劳动基准弹性化规制,并通过扩张劳动者的时间自主权,减轻因缺乏加班时间上限的强制基准而产生的负面效应。为了解决我国加班时间安排劳动基准法律规制僵化的问题,《劳动法》应打破综合计算工时制与标准工时制的界限,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拓展标准工时强制基准规制的灵活性。在此基础上,以现行的年工时总量为上限,实施以3个月为参考期的加班时间弹性化规制,降低年加班时间总量。同时,明确规定加班时间弹性化规制参考期内日和周的最高工时数,完善加班的补偿休息制度和加班安排的决定程序,确保劳动者的时间自主权。从而实现“加班时间安排”兼顾“弹性”与“安全”的规制目标。

平台从业者任务计量型劳动基准制度研究

以现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建立劳动关系为前提的劳动基准制度已不适用平台劳动用工。平台从业者任务计量型的社会化,将平台用工劳动条件保障的逻辑起点从人格从属性,转向任务成果计算对价的经济从属性,形成以任务承揽为内容的新形态劳动基准秩序和劳动条件保护体系。研究基于经济从属性的任务计量型劳动基准,以解决劳动总量与劳动薪酬匹配为出发点,规制任务劳动对价及任务的连续性和总量,并区分出依托平台形成经济属性的“类雇员”人群,建立透明的任务计量型劳动基准,其中包括控制承揽任务单价、连续性和总量的模式及分配方法,确保劳动条件的合理性和公平性。不仅可以保障平台从业者以日常可负担之体脑劳动力消耗获得合理劳动报酬的均衡,还能推动互联网平台经济的良性发展。

个人信息保护的劳动基准立法探析

数字科技的发展使劳动者的个人信息安全问题日益凸显,而我国目前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缺乏对劳动者的倾斜性保护,劳动法体系中也欠缺将个人信息安全作为数字时代必要劳动条件的认识,鉴于基本劳动标准立法已纳入立法规划,此时通过劳动基准法实现对劳动者的个人信息保护具有必要性。劳动基准法的底线性、法定性和强制性指出了作为劳动基准的个人信息保护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可行性,而不宜设置过高的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限缩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分级处理方案以及劳动监察保障等立法建议。

外卖骑手劳动基准保护存在的问题与完善路径

外卖骑手作为平台经济下的“新形态”劳动者,劳动基准保护的缺位促使其劳动权利难以实现。基于我国劳动保护同劳动关系相互绑定的现状,认定外卖骑手的劳动者身份成为劳动基准保护的逻辑起点。从重新厘清劳动基准适格主体的思路出发,同时结合用人单位的义务法理,可以摆脱身份认定的束缚,实现将外卖骑手纳入劳动基准保护范围。在外卖骑手劳动基准保护的具体内容上,应当落实和完善劳动安全卫生保护、构建符合职业特征的工作时间规制以及设立收入保障制度,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形成对外卖骑手劳动权利保障的完备机制。

我国劳动基准立法体例探究

劳动基准立法体例一般可以分为综合式立法体例和分散式立法体例。我国目前的劳动基准立法体例存在立法位阶总体较低、且尚未形成体系化立法格局的问题。借鉴域外劳动基准立法体例,劳动基准分散式立法体例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合理选择。本着促进社会资源的配置和优化立法资源的原则,在分散式立法立体的基础上,我国应当健全《劳动法》作为劳动基准母法的地位,逐步提升立法位阶;同时,亦应当整合劳动基准规范,完善法律规范的体系内容。

农民工劳动基准现状与对策研究

通过调查统计数据对农民工工资报酬与工作时间的现状进行分析,总结得失,指出当前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对策,希冀社会多角度、多方面地关注农民工这一社会弱势群体。因为只有各群体和谐发展,社会才能更好地和谐发展。

劳动基准与公益诉讼

劳动基准是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必须保障劳动者享有的最低劳动权利、劳动条件和劳动待遇,具有强烈的公益属性。我国对于劳动基准实施艰难的现状表明,通过传统诉讼已不能有效地解决劳动基准纠纷,而劳动基准与公益诉讼之间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这呼唤着将公益诉讼程序导入到劳动基准纠纷的解决过程。我们应当构建完善的劳动基准公益诉讼理论与制度,从而维护不特定多数劳动者的劳动基准权利。

我国劳动基准立法的现状与进路

在劳动基准规范已比较丰富、劳动基准法理论已相对成熟的情况下,推动劳动基准立法对完善劳动基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而劳动基准立法采取分散立法的模式还是统一立法的模式却有争议。从我国劳动基准立法的现状出发,不宜亦不易制定一部名为《劳动基准法》的法律,但是应该契合健全劳动标准体系的政策,一方面全面推行各领域、各行业的劳动基准立法,另一方面应以工资工时基准立法为抓手,尽快出台《工时法》、《工资法》。

就业权保障与劳动基准的平衡研究——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视角

劳动者就业权的保护不能单纯用提高劳动基准来实现。我国劳动立法应平衡劳资双方的权利与利益,确定劳动基准应以“宽覆盖、严执法”为出发点,促进就业的法律制度应立足于增强劳动力市场的弹性;要从制定出台就业促进法、合理制定具体的劳动基准、制定劳动定额标准、建立欠薪保障制度、完善最低工资制度等方面保障劳动者的就业权。

论劳动基准法中用人单位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劳动基准具有公私法交融的社会法品格,其义务主体为用人单位,其权利主体则有国家和劳动者。当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基准义务,不仅应承担对国家的公法中的责任,还应承担对劳动者的私法中的责任。为追求实质公平、建立正确的利益导向机制以及构建与劳动基准法相匹配的责任制度。

日本《劳动基准法》限制延时工作之借鉴

理性分析和探讨日本《劳动基准法》限制延时工作基准之修改背景和修改要点,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以其为鉴,提出了完善我国"延时工作制度"的对策建议,即:基于"平衡工作与生活"理念,充实内容;基于"公正、共享、发展"理念,强化权利;基于"由心及人的社会治理"理念,改革执法。

完善我国劳动基准实施机制的探讨

劳动基准、集体谈判和劳动保障监察是劳动法实现劳动者权益保护的三种基本制度。其中,集体谈判和劳动保障监察分别是劳动基准实施的第一道屏障和最后防线。在我国当前形势下,为保证劳动基准的有效遵守,需要克服工会的不完全独立性,增强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进行协商谈判的能力;强化劳动保障监察职能,完善劳动基准实施的监察保障机制;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健全企业实施劳动标准状况的评价机制,从而使制度的运行机制形成良性互动,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

劳动基准与劳动关系主体的利益分配

劳动基准作为法律对劳动条件的强制性规定,其实质是平衡劳动关系双方利益的一种举措。劳动基准的三个功能决定它对劳动关系主体利益分配的必然性。劳动基准的设置应以主体利益均衡分配为其要旨,同时还应采取灵活方式,对非典型劳动关系进行调整,并保护边缘劳动者的利益。

我国劳动基准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析

我国劳动基准实施中存在着劳动者的生命健康权、生存权以及休息休假权等肆意遭受侵害的现象,探询其中存在的深层次原因,并积极寻求扭转我国劳动基准实施困境的对策。

中国最低工资劳动基准立法模式研究

劳动基准是指国家以强制性规范规定的关于工资、工时、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等方面的最低劳动标准。我国的劳动基准目前还存在着制定依据不合理、部分劳动基准偏高以及劳动标准体系不健全等问题。本文以最低工资为例探讨劳动基准的立法选择以及在此基础之上提出我国应然的劳动基准立法模式。

对我国劳动基准的思考

劳动基准是国家通过法律和行政法规强行规定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基本权利进行保护的最低标准,具体内容包括工资、工时、休息和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保护。我国近年来大量的事故均与劳动者的劳动基准没有得到保护有密切关系,为构建和谐社会,充分保障劳动者的生存权,完善我国劳动基准制度尤为重要。

我国劳动基准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我国劳动基准实施中存在着劳动者的生命健康权、生存权以及休息休假权等肆意遭受侵害的现象,探询其中存在的深层次原因,并积极寻求扭转我国劳动基准实施困境的对策,实属重要。

论我国劳动基准法律制度的完善

针对《劳动基准法律制度》在制度设计和实践运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从现实及理论对其进行分析,提出从劳动基准法律制度的指导思想入手,通过制定专门的《劳动基准法》,完善劳动基准实施的监督保障机制,维护劳动者集体谈判权,解决社会保险执行中的问题等方面对其完善的建议。

由民营企业996工作制现象引发的劳动基准法立法完善的思考

针对民营企业996现象,目前《劳动法》针对劳动时间的规制在实务中未形成统一的认定标准,这体现了我国劳动法规制存在一定不足。而且民营企业中的工会也没有发挥良好的管理和协调功能。因此,应当及时发现现有工时制度存在的问题,分析市场机制下的劳动关系本质属性,提出完善工时基准法治建设,加强规范民营企业劳动用工工时法治化,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劳动基准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惩罚性赔偿制度起源于英美法系,该制度一直是一项备受关注的制度,其不仅对英美法系国家产生了影响,甚至对大陆法系国家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时,该制度也是我国民事立法与民法学研究较为热点的话题,它具有惩罚和遏制违法行为等民事法律制度不常有的功能。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日益增多的今天,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层出不穷,劳动争议案件与一般的民事案件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仅单纯地适用补偿性赔偿制度不足以遏制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基准法从而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因此,可以在劳动基准法领域中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以达到减少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基准法行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