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在五四:词义论争、观念变动与阶级革命的凸显

“五四”前后,劳工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又因为“劳工神圣”观念的出现与提倡,“劳工”在新文化人笔下获得了空前崇高的地位,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关切劳动问题、尊崇劳动价值的整体氛围。同时,谁是“劳工”的问题也成为新文化人的论争焦点。“劳工”因其生产能力与阶级属性而备受关注,这不仅是新文化人体认劳动价值、变革传统看法的表征,还关联着他们对彼时社会状况的判断与忧思。对“劳工”的特别关注,激发出了现代中国在革命、政治、文化、文学等诸多方面的种种可能,也促进了民主观念的落地生根。随着时势发展,围绕“劳工问题”,阶级革命开始凸显并展开,现代中国新的革命主体也由此生成。

遮蔽与解蔽:电子竞技中的“数字劳工”——以《英雄联盟》为例

数字经济时代,玩家看似享受着“免费游戏”,实则在不知不觉中沦为了“数字劳工”,成为电子竞技产业中资本积累和增值的关键一环。以《英雄联盟》为例,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电子竞技产业中“数字劳工”形成的过程进行分析,关注各种参与主体在游戏中“劳动”和“被剥削”的问题,以及探讨如何缓解“矛盾”的举措。

呼应“五四”的《劳工之爱情》:底层浪漫、上海想象与影业拓展

1922年,由明星公司出品的《劳工之爱情》是我国现存可以观看的最早电影。重温这部百年前的电影短片,可以感受到明星公司顺应时势,在电影制作方面呼应“五四”,不断强化“劳工+爱情”的故事表达,隐喻阶层固化和传统礼俗的逐渐坍塌。上海作为早期电影的主要故事场所,也被传播成为“十里洋场”繁华与蛮荒共存的合成符号。明星公司的商业探索,还突出地表现在精准服务大众,注重雅俗共赏,而这也为今后一段时期的电影创作提供了镜鉴。

“劳工神圣”思潮与劳工形象塑造——以1920年代的乡土小说为中心

“劳工神圣”思潮兴起于新文化运动前后,与其同时期发展的还有中国的乡土文学。“劳工神圣”话题的后续争议基本上围绕着两个焦点,一是“什么是劳工”,二是“劳工何以神圣”。前者的讨论最后拓宽了“劳工”的定义,将新兴产业工人、市民阶层、小知识分子等群体并入了“劳工”的范畴;后者则进一步强调了“劳工”群体的重要地位,反映在文学层面,表现为作品中日益增多的下层劳动者的形象。尤其是1920年代的乡土小说,从“劳工”和“神圣”两个方面积极响应了这一思潮。这一时期,“劳工”的群体在扩大,作者与人物的距离在拉近,也为中国现代文学贡献了一批崭新的劳动者形象。

可见、遮蔽与调适:“幽灵劳工”的社会技术想象及其纠偏——以数据标注员为例

伴随人工智能的深度应用,技术与劳动的结合更加紧密,辅助技术介入劳动已经成为当下劳动市场的重要变革。作为智能技术系统中的“幽灵劳工”,数据标注员在社会技术想象中逐渐“被看见”。对微博平台“数据标注员”话题下的原创发帖分析发现,社会行动者从待遇、身份、未来三个层面建构了标注员的职业想象,赋予该职业以积极意义。深度访谈发现,数据标注员在劳动场域中受到线上流水线工作模式、系统算法控制和劳动分层的影响;面对想象与现实间的偏差,数据标注员通过再技能化、去平台化与个体脱域三种策略完成对主流社会想象的自我纠偏。

台湾地区外籍劳工的需求、挑战与治理

因劳动力市场形势所趋,我国台湾地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引进外籍劳工,历经扩大与固化,随着人数增多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为解决问题,台湾地区当局采取了确定管辖部门与协助单位、加大违法处罚力度、增强合法权益保护、保障本地居民优先就业等方法。但囿于外籍劳工逃逸的制度性困境与相关管理部门有限应对能力,治理措施对遏止逃逸外籍劳工增长欠缺效果。鉴于台湾地区外籍劳工管理的成败得失,其他已引进或打算引进外籍劳工的国家与地区需精细化调研论证,回应地方需求,研究引进机制与本土劳动力保护政策,提升相关执法与管理能力。

风尘仆仆,终有归处——跨国移民劳工的假日休闲及其疗愈机制

假日和休闲对移民劳工而言意味着逃离和暂缓,对其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关注跨国移民劳工与假日休闲体验相结合而带来的对集体疗愈、微观互动等研究问题的新认识,以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外籍家庭佣工为研究对象,结合微观社会学视角与符号疗愈理论,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明晰跨国移民劳工群体休闲体验中的疗愈机制。研究发现:1)移民劳工通过对休闲情境下“第三空间”的组织和构筑展现其主体和领地意识,重建对日常生活的掌控权和决定权,提升心理幸福感;2)围绕宗族网络和地缘关系展开的假日休闲活动是跨国移民劳工宣泄个人情绪、调节人际情感的平台,也是其开展休闲活动的核心;3)移民劳工的假日休闲活动是一系列仪式情境和自然情境的集合,围绕各象征符号,个体疗愈通过集体情境的整合与转化,以自我宣泄和人际调节的形式而实现。研究从微观层面的集体互动出发,将休闲环境作为惯常环境之外的微观社会空间,为理解休闲与疗愈之间的关联提供了新视角,也为实现全社会的共同美好生活提供了现实指导。

国际劳工组织技能开发框架下现场工程师培养的价值、困境与路径

在分析国际劳工组织技能开发框架下现场工程师培养的内涵以及现场工程师培养的现实价值和实然困境的基础上,提出现场工程师培养的应然路径:强化制度供给,促进现场工程师规范化培养;推进标准建设,提升现场工程师培养质量;满足产业人才需求,构建符合跨界特征的人才培养体系;加强校企资源共建共享,打造结构化“双师型”教师队伍;推进评价制度改革,构建全过程监控的立体化评价体系。

积极用户与数字劳工:B站影视类UP主的行为探析

本文采用网络民族志的方法,依托观察与深度访谈,对B站影视类UP主的内容生产行为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一方面,B站UP主是网络社会中的积极用户,甘愿花费时间与精力发展自身的兴趣爱好,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个体满足、群体认同和价值表达;另一方面,娱乐与数字劳动间的界限趋于模糊,B站通过对劳动行为的控制、对闲暇时间的挖掘和对劳动成果的占有等方式,完成对UP主剩余价值的剥削。本文探究青年UP主在积极劳动与被隐形剥削之间的博弈,跳脱“单向度的人”的局限性,有益于深入了解网络时代青年劳动群体的特性。

训话管理控制的多元反应研究——以青年劳工群体为例

本文基于对青年劳工的调查,研究了训话管理控制的多元反应的内容、影响因素及其后果。研究发现,训话管理控制的多元反应形式主要有认同、日常抗争(指向管理者和资本控制的象征符号)、退出(离职和换岗)、日常生活隔离、利用规则、关系反控和暴力反抗(势均力敌的反抗和暴力反控)等等。青年劳工认同或表面顺从训话控制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个体层面的利益顾虑和社会层面的家庭伦理约束,而其反抗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情感——为了人格尊严而抗争或“出口恶气”。多元反应耦合反作用于训话管理控制的后果是管理内卷化,即训话管理控制看似有效却造成企业成本的不断增加和“资(管理)—劳”关系的恶化。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软性劳工条款的风险及应对——以欧韩FTA争端案为视角

从《欧韩自由贸易协定》到《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欧盟将劳工条款纳入可持续发展章节,以相对软性机制促进缔约国对劳工标准的遵守,但该模式一直被批评实效甚微。为此,欧盟意欲加强条款的执行力度,发起了欧韩劳工条款争端案,并首次启动专家组程序。该案明确了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公约争议可纳入专家组受案范围,强化了核心劳工标准的义务性约束,并推动韩国修改国内立法和批准国际劳工组织相关核心公约。为了应对《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生效后的劳工条款争端风险,中国应当加快修改立法和实践中与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公约明显不符之处,推动相关核心公约的批准进程,加大对国际劳工法律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并重视发挥“法庭之友”的作用。

去身与重连:科幻叙事中作为数字劳工的模拟生命

作为数字生命两大基准形态之一的模拟生命是当代科幻影视的热门主题。科幻作品在科学、情感、资本、体验、文明等五个层面搭建模拟生命的价值逻辑及其叙事模式,却也在有意无意中点明了模拟生命的数字劳工身份及其在肉身意义、感官意义、从属的身体、延伸的身体和文化的身体五重维度的“去身”。科幻叙事还试图重连被抛却的身体以解决“去身”映射的数字劳工的异化困境,却在缝合肉身、连接情感关系时反而导致了双重异化。唯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对抗数字异化提供了可行路径。

国际劳工组织工时政策理念演进及其借鉴

国际劳工组织工时政策经历了从缩减工时到灵活工时及至体面工时的三阶段演进,近年来则呈现出缩短工时趋缓、重视灵活排班、注重社会对话等特征。在工时规制理念上,国际劳工组织过往主要关注劳动者安全健康,侧重倾斜保护劳动者权益,当代相对更为注重安全性与灵活性、公平性、效益性、劳动者尊严等多元目标的协调,强调平衡劳动关系各方主体利益。国际劳工组织在工时政策上的这些特征及理念嬗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世界工时制度的发展趋向。我国未来的工时立法应契合社会需求,引入先进工时理念,关注工作生活冲突问题,着力规制非标准工时及例外情形,平衡劳动关系各方合法利益。

数字劳工新形态的本质、异化与发展——以马克思人学理论为视角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的发展和应用,人类社会呈现出智能化、信息化、数据化的特征,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被纳入“虚拟世界”,成为数字劳工。数字劳工的劳动形式呈现为弹性雇佣、游戏体验、情感劳动等新形式,表现出虚拟性、产消合一性、流动性、主动性等特点。数字劳工在享受时代便利、实现自身价值和发展的同时,也遭受着来自数字资本与数字平台的全方位、更具隐蔽性的剥削。数字劳工陷入主体性危机,其社会交往和精神情感出现异化。立足于马克思人学理论“人的本质”“人的需要”“人的价值”“人的发展”等方面的核心内容,具象化分析数字劳工的发展与异化,提出从国家、社会、平台多个层面出发,保障数字劳工的权益,助力数字劳工自由健康发展。

数字劳工与数字贫困: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研究

在数字资本主义的社会背景下,数字贫困作为贫困在数字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与最终结果,其核心特征表现为劳动主体在现实及虚拟空间中处于一种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匮乏状态。随着生产方式不断向数字化转型,劳动的发生场域与时空界限被深刻重构,进而催生了数字劳工这一新兴群体。数字劳工面临着持续不断的数据生产压力,同时,数字消费意识形态的内化以及将数字贫困正当化的数字权力体系,共同将他们推向数字贫困的深渊。理解数字贫困的生发机制与内在架构,既需回溯数字生产的实践过程,又需借助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以贫困为逻辑原点,深入剖析数字时代背景下数字贫困的生成机制与根源所在。唯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角,才能洞见数字贫困的内在秘密,实现对数字资本主义的科学审视与有力批判。

“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劳工标准的衔接与适用--基于越南的比较法考察

位于“一带一路”关键节点上的越南,成为我国企业近几年海外开拓的首选地之一。中国需积极应对越南等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劳动规范的新动向,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对外经贸合作及各种商贸协议中形成反映发展中国家立场的劳工准则,以促进劳动者权利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互动。

建党前后(1919-1922)邓中夏对“劳工神圣”口号的实践阐释

邓中夏以唯物史观对“劳工神圣”口号的阐释,肇始于他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这种实践阐释,首开知识分子走与劳工相结合的先河,走出书斋与劳工相结合,提倡“劳工神圣”以促进劳工阶级的觉醒;创办面向劳工的刊物,深刻阐明“劳工神圣”以启发劳工阶级意识;创立以产业组合为原则的革命工会,用斗争实践阐释“劳工神圣”;是马克思主义工运理论中国化的具体体现,既是领导工人罢工斗争经验的总结,又是在实践基础上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劳工运动相结合的理论创新成果,为党的早期工人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数字化零工经济中新生代劳工的困境及其对策研究

随着数字化技术和互联网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劳工加入数字化零工经济行业。新的经济业态给零工从业者带来了机遇,同时也产生了诸多困境,包括黏性劳动不断增加、自身权益难以维护、收入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及面临技能习得困境等。针对以上困境,新生代劳工个人、政府及社会需要共同解决。基于此,文章首先介绍数字化零工经济的特点与零工类型,然后分析数字化零工经济中新生代劳工的困境,最后提出数字化零工经济中解决新生代劳工困境的对策,以供参考。

银行数字化、缅甸移民劳工和泰缅边境贸易关系研究

据泰国劳工部报告,2021年,大约有240万移民劳工获准在泰国工作,其中三分之二的劳工来自缅甸②。几十年来,来自缅甸的大量移民劳工以及他们给家人的汇款,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泰缅边境贸易的发展。文章介绍了围绕泰缅边境贸易展开的经济活动的发展历程,分析了缅甸移民劳工的非正规渠道汇款在大规模非法边境贸易中的作用,同时探讨了数字技术取代传统非正规渠道汇款方式的可能性。文章所呈现的数据是通过半结构式访谈的方式收集的,访谈对象包括32位在泰国龙仔厝府工作、生活的缅甸移民劳工,9位来自湄索的泰国边境贸易商,若干位政府官员以及1家在缅甸运营的泰国金融科技公司。访谈结果显示,尽管新技术所带来的新的汇款方式有可能取代非正规的汇款方式,但缅甸移民劳工仍倾向于选择会带来社会效益的传统汇款方式。银行系统和金融服务的数字化不仅强化了非正规银行系统,也促进并改善了资金分配的过程。

应对缅籍劳工合法跨境务工问题的对策

自1992年我国实施沿边开放政策以来,中缅边境地区不断吸引缅籍劳工跨境务工。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与推进,入境的缅籍劳工数量增势迅猛。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暴发后,缅籍劳工多数返回其国内,劳工人数大幅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