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柯克的新疆田野调查及其当代价值

20世纪初,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三次参与新疆田野考古。作为“他者”,勒柯克的研究立场与文化身份在其探险式田野调查与著作中时显时隐。在批判勒柯克考察研究中“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同时,肯定其多元文化、多民族文明互动的研究取径,对揭示新疆美术史的内涵与当代价值,促成中国边疆艺术史与艺术研究的“本土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格伦威德尔与勒柯克的冲突探析——以德藏档案书信为中心

格伦威德尔与勒柯克分别是德国中亚考古与语言学的权威学者。他们就职于德国民族博物馆,作为上司的格伦威德尔对勒柯克很是赏识,因而推荐其为第二次吐鲁番考察队的领队。然而,在第二次考察之初,他们就因为俄国与德国在新疆的考察范围划分产生误会。在第三次考察中又因剥离壁画问题发生正面冲突。考察结束后,他们的矛盾在摩尼教文物最初识读者与第五次探险队的派出上进一步升级。近年来公布的格伦威德尔与勒柯克的信件包含了他们交流的细节,也为他们产生冲突的原因提供了新的视角。

袁复礼西北考察野外记录簿的内容与价值

袁复礼在参加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期间,于自备的野外记录簿中记录了随行日记、测量数据、收入支出账目、阅读笔记、调查杂写等内容,这些原始记录成为他后来撰写《蒙新五年行程纪》和《三十年代中瑞合作的西北科学考查团》的重要依据.本文选取袁复礼西北考察野外记录簿中保留的日记、账目、数据和阅读笔记等内容,结合袁复礼旧藏地图、照片资料,对1927-1933年间袁复礼的考察行迹进行梳理和补遗.袁复礼在包头调查期间的英文日记和草图,反映出他作为地学家的独特学术旨趣.而袁复礼阅读斯文·赫定和勒柯克著作时的摘抄笔记,则说明他对西域史地和民族志研究产生了兴趣.袁复礼最早试译了勒柯克著作中的新疆地名,并根据考察时获得的口述资料撰写了《新疆之哈萨克民族》一文,这为理解袁复礼的生平和学术贡献提供了更丰富而详实的证据.

胜金口7号佛寺伎乐童子图像抱持乐器考辨

德国探险队第二次吐鲁番考察时,在胜金口7号佛寺获得一持花菩萨的壁画图像,图像中随侍的伎乐童子所抱持乐器由于其音柱制度之特殊,对琵琶乐器发展历史的研究具有极珍贵的价值。然而由于画工对琴轸部分的省略,导致这件乐器在1913年壁画图像公之于世时,被剥取者勒柯克(AlbertvonLeCoq)错误地鉴定为中亚的近古乐器dutar(都塔尔)。通过乐器发展历史的追溯,对勒柯克的误判予以证伪,并结合乐器学及音乐史的分析,指出壁画所描绘的乐器形象属于中古时期短颈品柱类鲁特(short-neckedfretted lute)——中国所称琵琶——的一种,其“真相”为中国五代时期前后的直项五弦琵琶。

龟兹千佛洞壁画与维吾尔族的历史文化关系

一、龟兹地区古民族考国外的不少学者都说古代塔里木盆地的居民主要是雅利安民族,属于印欧语系,如: 日本松田寿男等说:“塔里木盆地的历史,在九——十世纪之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民族方面,从雅利安时代变为突厥时代。”德国勒柯克说:“一直到第八世纪,东土尔其斯坦还不是土尔其人的国家,当时系为伊兰族和欧罗巴语吐火罗人所居住,在西南则为另一种伊兰人。”

现代维吾尔语方言的研究及有关维吾尔语方言划分的一些观点

维吾尔语方言的调查与研究开始于19世纪后半叶,俄国学者恩·依·依里民斯基是此项工作的先驱者。恩·依·依里民斯基进行调查时期,跟前一些时期相比较,一般地说,是维吾尔语诸方言与土语彼此进一步接近的时期,也可以把这一时期称之谓现代维吾尔语形成的前夜。恩·依·依里民斯基之后,即从现代维吾尔语开始形成一直到现在,俄国和欧洲的其他学者:恩·弗·卡塔诺夫、恩·潘东索夫、阿·勒柯克、斯·依·马洛夫、格·拉克维奇、格·雅林、埃·尔·捷尼舍夫、赫·瑟德瓦卡索夫等人,曾经直接调查研究过维吾尔语方言,并且从事过搜集、整理、出版有关维吾尔语方言、维吾尔族民间口头文学资料的工作。

吐鲁番学与楼兰研究的重要成果——评候灿著《高昌楼兰研究论集》

吐鲁番盆地和位于塔里木盆地东端古楼兰地区,由于出土了丰富的古代文物及其在历史和地理上的重要地位,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地区。对吐鲁番和楼兰的研究,从其发展历史而言,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这个阶段主要是由克列门兹、奥登堡、格伦威德尔、勒柯克、橘瑞超、吉川小一郎。

胜金口石窟7号寺院遗址调查研究

胜金口石窟7号寺院正门朝西,四角有塔楼式建筑,寺院前部中央有一庭院,后部居中为方形双回廊主殿,南、北、东侧均有建筑遗址。该寺院总体结构与同区域的1号、2号、5号、6号、9号寺院相似,均属院落式,主建筑整体布局呈中轴对称。将百年前数支外国探险队所拍摄的寺院遗址照片及考察报告中记录的壁画内容,与交河故城地面寺院及柏孜克里克石窟相关洞窟壁画、佛塔形制相联系对比分析,初步推定该寺院的兴建年代在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

“德國皇家吐魯番探險隊”揭取唐與回鶻時期庫木吐喇石窟壁畫殘片簡目

1902年至1914年'德國皇家吐魯番探險隊'(German Royal Turfan-Expeditions)四次在新疆境内考察,第一、三支探險隊由阿爾伯特·格倫威德爾(Albert Grünwedel)率領,第二、四支探險隊由阿爾伯特·馮·勒柯克(Albert.Von.Lecoq)率領。德國四支探險隊均来到龜兹石窟,對其進行測繪、拍照、繪製綫描圖並對壁畫進行盜揭且帶回柏林。

弥足珍贵的文化艺术画卷——《新疆佛教艺术》评介

在第十六届全国书市举办前夕,由新疆教育出版社重点推出的《新疆佛教艺术》(原书名直译为《中亚佛教中的晚期古希腊罗马艺术》)一书正式出版了。该书的第1卷至第5卷由德国著名的东方学和佛教艺术学者阿尔伯特·冯·勒柯克教授编写。

1909-1910年庫車地區探險考察簡報

在我的同伴С·М·杜金和Д·А·斯米爾諾夫離開後,他們於11月15日從哈剌和卓返回,就剩我一人,正如前文所説的,我考察了西爾基普和連木沁,之後同我的翻譯Б·Т·霍霍和伙夫札哈利一起乘車前往庫車緑洲。

近代俄国和德国在吐鲁番考古领域的合作与冲突

本文根据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新近公布的俄国考古学家奥登堡、克莱门茨与德国探险家格伦威德尔的书信档案,结合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史料,详细梳理了俄德新疆考察队的短暂合作、考古范围的划分、冲突原因及结果。本文认为乌鲁木齐领事馆医生科哈诺夫斯基的吐鲁番考古是双方冲突的导火索,勒柯克考察队进入库车标志俄德冲突的加剧和合作的破灭。

关于20世纪初德国到中国新疆考察旅行的若干问题——以德国档案文献为中心

通过挖掘德国外交原始档案,厘清20世纪初德国到新疆考察旅行的详细内容,梳理当时英、俄两国对德国赴新疆考察队的支持与帮助,揭示德国酝酿第五次吐鲁番考察旅行及未能成行的历史真相,对深化策勒村事件研究提供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史料依据。

伯孜克里克石窟

一高昌古城在佛教文化鼎盛时期,可以说是佛塔林立。宋使王延德在高昌时,考察了城中的佛寺竟多达五十余座。他在《西州使程记》中谈到了当时高昌的民风：高昌居民在春天,选风和日丽的日子,群聚遨游于寺院之间,＂游者马上持弓矢射诸物,谓之禳灾＂。也许是因为古城佛寺的规模太小,当《西州图经》述及到高昌佛教名胜时,只提到了伫立在城郊之外的两个窟寺——丁谷窟寺与宁戎窟寺。宁戎窟寺就是保存至今的伯孜克里克石窟。《西州图经》对宁戎窟的记载,

从吐峪沟到敦煌

吐峪沟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点,一个必经之地。佛的身影,佛的声音,佛的光辉,以及他的脚步,都曾经过这里。这里的修行者一生的方向只有两个,向西和向东。向西是去印度、于阗求学佛法,向东是把佛法传播到敦煌以至于长安。吐鲁番是西域三大佛教中心之一。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 火焰山间的奇迹

拍摄丝绸之路新疆段文化遗产(古遗迹),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是最顺利的,一天就搞定。住在吐鲁番,早上5点多起床,开车半个小时到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时管理员还没有起来。好在前一天,我们已联系好,管理员专门住在售门票的房间等。叫醒管理员开门,选好拍摄点,架好设备,专等理想光线。早上拍摄好后,还可以回吐鲁番宾馆休息,下午5点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