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中共与北伐战争期间的蒋唐之争

北伐战争爆发后,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势力急遽崛起,蒋介石的军事领导地位发生动摇。共产国际与联共(布)中央希望维持蒋介石在国民革命军的首领地位,中共中央虽赞成“扶蒋”政策,但反对“抑唐”,有意在北伐军内部寻求蒋唐“均势”。江西作战结束后,蒋介石日益右倾,唐生智的战略地位降低,苏联顾问仍只将唐生智作为迫使蒋介石左转的外部压力使用。由于中共中央对唐生智的好感加深,要求苏联顾问改变对唐生智的消极态度,破除军事上“以蒋为中心”的局面。随着蒋唐交恶与赣汉冲突加剧,鲍罗廷作出抬唐代蒋的新决策,引发其他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反对。共产国际、中共对蒋唐之争的策略因应与分歧,折射出南方革命阵营内部新旧各势力关系变更的复杂面相。

诸葛亮北伐得失的人文地理因素探讨

一、诸葛亮北伐过程概述北伐曹魏,攘除奸凶,还于旧都,实现分久必合之国之大统,是诸葛亮构建的长期战略规划。但从当时的地理条件、人口数量、经济条件等方面来看,要以蜀汉偏隅一己之力,消灭强大的曹魏,如同蝼蚁撼树,很难实现。但诸葛亮并未放弃北伐。

论诸葛亮北伐被司马懿“拖”死

诸葛亮在《隆中对策》中规划了夺取中原,“兴复汉室”,恢复社会安定的正确策略。荆州之失与夷陵惨败,大伤了蜀汉元气。诸葛亮惨淡经营几年后,从原作为偏师以呼应的秦川出兵进行北伐。从第四次北伐开始,诸葛亮遇上了司马懿。善于隐忍和低调的司马懿,在了解了诸葛亮的情况后,采取了最老谋深算的办法——坚守不战,硬是“拖”死了诸葛亮的北伐事业。

北伐军高安逸事

在北伐战争中,江西是一个重要战场。高安又是江西战场的一个重要阵地。北伐军攻占高安后,立即将总部行营移驻高安,并进行了南昌战役,且取得胜利。北伐前的高安为了迎接北伐军的迅速到来,1926年6月中旬,中共江西地委和共青团南昌地委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将各县党团员派回本县从事革命活动,发展党团组织和农民运动。高安籍共产党员聂思坤接受中共江西地委的委派,回到高安工作。

孙中山韶关北伐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关于孙中山韶关北伐问题的研究，学界发表了众多有学术价值的成果，但也存在若干有争议的问题，如孙中山弃桂择韶改道北伐原因、北伐时机、北伐性质等问题。本文就这些问题作了探讨。

陈庆之北伐与梁武帝的战略构想

陈庆之北伐是梁在后魏政局混乱情况下,以梁军为绝对主力出击的一次作战行动。这次北伐延续了梁武帝纳降将以扰乱后魏政局的战略构想,且梁军持续作战,以寡敌众,战绩斐然。因战略存在失误,北伐失败,但不足以说明北伐的整体决策错误。

南宋“隆兴北伐”再检讨——侧重宋军组织机制的考察

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五月初,在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张浚的主持下,宋方由李显忠、邵宏渊分两路率军渡淮出师,史称“隆兴北伐”。宋军先期攻克灵璧、虹县、宿州(州治符离)三城,随后与赶来救援的金将纥石烈志宁部会战对垒于宿州城外。五月二十三日,宋军师溃符离,史称“符离之溃”。宋孝宗素来被视作南宋少有的“恢复之君”,支持张浚发动“隆兴北伐”则被认为是这位“恢复之君”试图打破屈辱和约束缚、恢复故土的一次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军事尝试。

辛弃疾与开禧北伐——兼及稼轩作品探析

开禧北伐是南宋宁宗朝时的重大事件,也是与辛弃疾关联紧密的一次战争。根据历史记载,加之辛弃疾及其同时代人的作品不难发现,开禧北伐实是大势所趋,也得到了主战派大臣辛弃疾的坚定支持。只是在具体的战略方针上,辛弃疾对韩侂胄的用兵之法持保留态度。虽然开禧北伐以罢兵议和告终,但并不能以此完全否定南宋的这次军事行动,而是应当站在历史公平公正的立场上,结合具体的文史资料考证,客观理性地分析辛弃疾对韩侂胄及北伐的态度,以及辛弃疾在北伐中所扮演的角色。

北伐先锋喋血武昌

赖元良(1892-1926),原名吾辛,重庆早期共产党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在杨闇公、吴玉章等领导下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以致惨遭殴打。他投身我党领导下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在政治建设中做出开创性工作。在北伐征程上,他率部奋勇战斗,一路凯歌,后不幸喋血武昌城下。

再造辛亥:北伐大变局中的东南和平运动

1926年前后,国民革命军(简称“党军”)北伐至长江流域,以全浙公会、新苏公会为主导的东南士绅发起和平运动。运动力图依赖孙传芳保障东南,严守中立,并筹划在武汉发起国民会议,以达成“分区联治”目的。此目标未果后,东南士绅发起“江浙皖”三省联合会以求在北方奉系与南方党军之间建立一个自治政权,但在南北夹击下,东南士绅只好借助于党军来抵御奉军南下。在此过程中,辛亥革命中缔结的关系网络、省人治省的辛亥观念、晚清以来中等阶级的认同,以及东南地区的特殊地域性均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辛亥革命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其后实际的政治事件中,还体现在时人的政治观念和解决国是的思维路径上。

纪实与回忆:论郭沫若、谢冰莹对从军北伐的不同书写

郭沫若与谢冰莹给我们留下了两部以从军北伐为题材的作品,记录了他们从军北伐的真实经历。但由于二人在性别、资历、地位等方面的差异,使这两部作品表现出了明显不同,体现了文人参与战争的两种方式,也为我们留下了两类迥然不同的战争文本。

北伐战争时期的战略之争与国共关系

北伐战争时期的战略之争与国共关系陆卫明史学界普遍认为，北伐战争前国民革命军制定的作战方略是，先攻击盘踞两湖的劲敌吴佩孚，然后挥戈东南消灭孙传芳，最后伺机消灭张作霖。笔者认为，这种传统的观点缺乏史实依据。事实上，在整个北伐战争时期，国共双方对北伐战略计...

太平军北伐史料选辑(上)

咸丰三年(1853年)四月,太平天国北伐军攻入河南,地方官吏纷纷向朝廷申奏告急,清廷朝野震惊,为防北伐军北进京师,清帝急忙宣布北京戒严,并于五月十八日在北京成立京城巡防处,统一调遣北方各省抽调的清军对北伐军进行堵剿,并负责筹划清军所需军械粮饷及探查北伐军的活动等。这方面的史料,在我馆所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中曾有较集中的辑录,近在馆藏兵部——陆军部及户部——度支部档案中,又陆续发现部分有关史料,现予刊布。因文件较长,拟分两次发完,上部分反映清军追剿北伐军的情形,下部分为清政府筹解军饷的内容,可供研究太平天国史参考。

也论陈独秀“北伐观”的真谛——与董伟同志商榷

如何理解陈独秀“北伐观”含意的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存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陈独秀对北伐始终抱有消极的态度,他的这种消极“北伐观”是错误的,应当予以否定;另一些人则认为.陈独秀只是在“三二○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其北伐观才表现为消极,但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其“北伐观”则由消极转变为积极;甚至还有人认为:陈独秀的“北伐观”根本就不存在着什么消极的因素,至于消极一说,只不过是被人误解罢了.例如董伟同志在《学术交流》199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析陈独秀“北伐观”之真谛》一文中,就持这种观点.(以下简称《真谛》)本人认为,《真谛》一文所提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移民方为大问题——论诸葛亮北伐事业中最大的战略失误

蜀军北伐数困于粮食缺乏。粮食供应制约于运输困难。蜀国运粮人力紧张。以农民为主努力在汉中多产粮食是最佳选择。蜀汉建兴八年,魏军即使攻进汉中郡,也不可能"多收豆麦以益军粮"。迟至建兴八年,蜀国汉中郡的军垦规模比较小,而民垦规模更小(只有千余户从事农业生产),根本就不能满足北伐事业的需要。曹操制造了无民区,将汉中郡九万户(42万人)移往他地。诸葛亮没有及时大规模移民到汉中。假设诸葛亮在建兴四年能移民六万户到汉中郡,汉中郡每年就可供应三万蜀军全年的粮食,可以使蜀军有一万运粮民夫帮助运粮,因而就可以使建兴六年的街亭战役或陈仓战役的战局有较大改观。诸葛亮没有及时大规模移民到汉中,是诸葛亮北伐事业的最大的战略失误。

宣传而非地缘——北伐成功因素再探

北伐战争中，南方的国民革命军不论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都远不及北洋军阀强大，但战争的结果却足南方军队如摧枯拉朽般一举战胜北方［1］。这一结局大大出乎时人所料的同时，也让后来学者颇为困惑：北伐军到底是靠什么迅速取胜的？有学者认为：“北伐军之所以能‘赢在战场上’，恰恰是靠了无形战力的巨大作用”，

论北伐战争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

自1924年1月国民党实行改组,第一次国共合作成立以来,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便得以轰轰烈烈地开展.1925年5月发生的“五卅惨案”暴露了帝国主义的凶惨,同时也使全国人民的决心更坚.这为广州国民政府进行北伐准备了条件.因此,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仅用八个月的时间便攻下了湘鄂江浙赣等省,统一了南方.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发动反共政变,继而国民党左、右派相争,使北伐被迫中断、次年4月,汉宁合流后的国民政府再度派兵北伐,但国民革命的进展遭到了帝国主义烈强的武装干涉.尽管后来北伐军饶道而行,6月份进入北京,但那不过是蒋介同冯阎两军阀势力妥协的结果.

孙中山第二次北伐与国民革命北伐之比较

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北伐与国民革命北伐,都发生在国民党的改组业已完成、国共合作正式建立之后,但前者不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且基本沿用以往的斗争模式,终因仓促出师、内忧外患、联盟松散等困扰而难以为继;后者则不同,它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又跃出旧式军事斗争模式的巢臼,在国共合作和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推动下,仅用半年多的时间就消灭数倍于己的北洋军阀主力,把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成效斐然。第二次北伐与国民革命北伐的比较研究,有助于全面了解孙中山晚年不屈不挠锐意进取的精神,有助于加深认识中华民族寻求统一和振兴的艰难历程和经验教训。

《申报》视野中的1921-1922年孙中山北伐

1921-1922年间,孙中山领导了一场旨在推翻北洋直系军阀、谋求国家共和统一的北伐军事行动。《申报》作为当时最具影响的中文报刊之一,对北伐相当关注。一方面,《申报》报道了北伐的进程及遭遇的主要问题,另一方面,《申报》评论文章中又显现出较为明显的"非北伐"立场。《申报》北伐报道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伐遭遇的舆论困境,从中亦可窥见孙中山为维护共和制度所做的不懈努力和其作为革命者的坚强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