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风险与中国企业“一带一路”投资区位选择——基于“经济—政治”双重逻辑

受特殊地缘位置和地缘政治形势的影响,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的海外投资项目面临愈加复杂的地缘政治风险挑战。文章基于地缘政治理论,以美国为例,考察域外大国干预导致的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一带一路”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以及受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权变性的影响,东道国对中国市场出口依赖和东道国与域外大国联盟关系的双层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地缘政治风险显著降低了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特定国家的投资倾向;东道国对中国市场的出口依赖能显著弱化地缘政治风险的负向影响;在域外大国的盟国体系内,地缘政治风险的负向影响更加明显,并且东道国对中国市场出口依赖的调节作用不再显著,说明面对域外大国强大的关系性权力,经济依赖的“压舱石效应”是脆弱的;拓展性分析发现,国家层面的发展潜力和企业层面的竞争潜力是引发域外大国对中国威胁认知和权力消长认知发生剧变的关键变量,因为在中国对外投资存量较多的东道国,以及中国企业的高技术产业投资和大规模投资上,地缘政治风险的负向影响更加明显。研究结论拓展了对外投资区位决策的研究视角,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的战略布局具有启示意义。

城市网络、创新环境与数字企业区位选择

基于2010-2021年我国290个城市的新增数字企业数据,从虚拟空间视角探究城市网络地位对于数字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城市的网络地位显著影响数字企业的区位决策,城市的中心性越高越能够吸引数字企业落户,对隶属于城市群的城市具有更加显著的影响。第二,城市中心性的提高能够缓解创新供给和创新需求之间的分割,通过改善技术产生环境吸引数字企业落户。第三,城市中心性的提高能够加速本地化的知识积累,通过优化技术可得性环境吸引数字企业落户。据此,要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的功能作用,引导数字企业向中西部等薄弱地区布局;要推进多层次城市网络建设,充分发挥网络效应在引导数字企业合理布局中的积极作用;要推动城市创新空间品质的改善,释放创新环境对数字企业布局调整的引导作用。

深圳市土地出让区位选择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深圳市2007—2022年的2908宗土地出让地块为样本,采用GIS空间分析、数据统计分析等方法对深圳土地出让区位选择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土地出让数量最多的是龙岗及宝安区,土地出让收入最高的是南山及宝安区,最少的都是盐田区,土地出让数量和收入总体上都呈稳中有升的趋势.(2)深圳商服、住宅、工矿仓储和总用地的出让均呈显著集聚模式.(3)总用地出让热点区分布较均衡,冷点区在东南部较多.商服用地热点区高度集聚于西南部的都市核心区.住宅用地热点区分布相对均衡,且在深圳中部的热度明显超过另两类用地.工矿仓储用地热点区集聚于北部边缘地区.(4)总用地出让的核密度在西南部及东北部高,东南部低,呈多中心多层次点状集聚的空间特征.商服用地高密度区集聚于西南部,呈大规模连片分布单中心集聚的空间特征.住宅用地高密度区分布较均衡,呈多中心多层次点状集聚的空间特征.工矿仓储用地高密度区主要位于北部,且临近深莞、深惠交界处,呈多中心点状集聚的空间特征.(5)土地出让区位选择模式是商服用地高度集聚于前海等城市新中心,工矿仓储用地主要位于北部城市边缘地区,住宅用地夹于另两类用地之间的同时也与商服、工矿仓储用地混合分布.(6)土地出让区位选择受到交通、地形、经济与人口规模、城市化和土地利用与城市规划等多方面的综合影响.

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区位选择影响研究

为了研究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本文首先选取了宏观经济环境、营商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服务效率、科学教育供给水平以及制度环境6个一级指标和38个二级指标,建立了测评投资便利化水平的指标体系,应用熵值法算得52个沿线国家在2007—2019年期间的投资便利化水平。接着,运用拓展投资引力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对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然后,分别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及不同投资动机视角进行异质性检验。最后,提出中国应积极推动有关投资便利化规则的多边和区域谈判,不断加深同沿线各国的投资便利化建设与合作,促使其投资便利化水平提高,助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制造业OFDI区位选择——基于fsQCA的联动效应研究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选取东道国因素、母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两方面的指标,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研究中国制造业OFDI区位选择,并从企业生产率的角度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当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时,中国制造业OFDI区位选择倾向于经济、技术条件较好的东道国;生产率较高的制造业企业OFDI区位选择倾向于经济条件较好的国家,生产率较低的制造业企业倾向于技术条件较好的国家。因此,中国制造业企业应综合考虑东道国因素、母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及企业生产率情况,审慎进行OFDI区位选择,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新零售模式下潮流玩具企业扩张路径与区位选择——以泡泡玛特为例

为了探究新零售企业扩张过程中的特征与选址趋向,通过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首位度分析等方法对新零售企业泡泡玛特的扩张路径及其线下分布特征进行研究,并利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其布局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泡泡玛特最初在发源地进行接触扩张,随后通过等级扩张与接触扩张并存的复合式扩张完成全国性的分布态势,最后通过接触扩张,在原有空间格局的基础上进行填充,由发达城市向城市群延伸是其主要布局战略。在影响机制上,传统区位论的适用性在新零售企业的区位选择上发生了改变,当地原有的零售业基础与信息化水平影响新零售企业的产生,同时,市场与物流规模影响城市内泡泡玛特的数量规模。

中国跨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区位选择:关系资产的作用

从关系视角出发,结合企业特定优势区域性,运用Logit回归方法,以2009—2019年中国跨国企业对31个“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事件为研究样本,探究关系资产对中国跨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具有政治风险属性的区位投资的影响,探讨了双边外交关系、市场竞争强度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拥有东道国关系资产的跨国企业倾向于前往高政治风险区位投资,友好的双边外交关系及高市场竞争强度会显著增强二者之间的正向影响.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借助2020年和2021年国家层面数据,基于东道国视角考察了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显示,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创新水平、可持续资源禀赋、双边贸易关联度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均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正向影响,而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可持续资源禀赋以及双边贸易关联度的提升主要推动了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与区位选择

基于共建“一带一路”58个样本国的面板数据,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特征为逻辑起点,运用系统GMM回归法从动因层面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与区位选择,结果表明,市场寻求与效率寻求动因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而资源寻求动因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不具有战略寻求动因。且不同区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具有异质性特征,如在独联体、中亚—西亚以及中南半岛等资源丰富的区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均具有资源寻求动因,而在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并不具有这一动因。制度因素的影响效应也存在区域异质性,如在中南半岛和孟中印缅两大经济走廊,政治制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在中亚—西亚经济走廊这一效应并不显著,说明该区域资源寻求动因的影响效应超过了制度层面的负向抑制效应。在制度质量较差区域的资源寻求动因,意味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能面临着较大的环境风险。因此,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转型升级,实施多元化区位选择战略,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有之义。

金融科技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地区金融科技水平指标,利用2006—2021年268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工具变量等模型探讨金融科技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金融科技发展有利于促进FDI区位选择,且对西部地区和高金融科技水平地区的影响效应更强。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通过传统金融发展抑制被动融资型FDI区位选择,而通过科技发展促进高质量型FDI区位选择。文章能够为城市因地制宜制定金融科技发展与招商引资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泛电商独角兽的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研究

电商行业成长性突出且盈利模式广,已孕育出大量独角兽级创新企业。选取泛电商独角兽为研究对象,基于2016年、2018年和2020年的企业榜单数据,运用空间统计技术探究泛电商独角兽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利用因子分析法实证研究影响泛电商独角兽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泛电商独角兽企业主要聚集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城市群,空间重心总体呈现“先向南,后向西”的迁移态势,由沿海逐渐向内陆推移;而影响其空间分布的主要因子有区域经济基础与科创能力、居民数字消费水平、地区高等教育规模等,因此政府可在构建数字化经济新格局、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高等教育水平等维度发力,为吸引、培育和发展独角兽企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中国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因素分析——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提出的。自2015年起,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实现,中国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投资也在不断增加。“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不同,因此,在“走出去”的号召下,选择投资地点是关键。在投资理论的指导下,根据自身的需求、东道国的资源禀赋、市场规模、制度环境等因素,对我国的投资地点进行了理论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企业在投资地点选择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深度学习视域下的高中地理教学设计——以“农业的区位选择”一课为例

深度学习可以促使学生在高中地理学习方法、思维方式等多个维度上实现提升,从而更好掌握地理知识。本文以“农业的区位选择”一课为例,研究深度学习视域下的高中地理教学设计,通过探究式教学、地理水平分级评价等手段为地理教育提供一种新的教学思路,引导学生深入思考,拓展知识边界,以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

基于问题情景模式下的地理教学探究——以“服务业的区位选择”为例

地理教学是培养学生地理思维能力和地理素养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传统的地理课堂往往以老师对学生的知识灌输为主,导致学生缺乏一定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问题情境法作为一种有效的教学策略,它强调教师有目的地创设各种情境,以促使学生主动质疑问难和探索求解。鼓励学生通过解决真实性问题来学习问题背后的知识,养成自主学习的兴趣,并形成解决问题的能力。本文以湘教教版必修二《产业区位选择》一章中“服务业的区位选择”为例,旨在探讨将问题情境法应用于地理教学中,分析其对学生自主学习和教学效果的影响,并提出相关的优化策略。

大概念视角下高中地理单元教学探究——以“人类活动区位选择”为例

地理必修、选择性必修与选修模块之间联系密切,但又在不同学年开展教学。新高考是以素养立意的高考,考查学生在真实情境中运用学科思维和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基于大概念的大单元教学具有整合教学内容、渗透学科理念、培养核心素养的作用。本文通过整合教材,依据课程标准提取“人类活动区位选择”大单元主题,确立单元目标,创设主题情境,设计学习任务。

风电场区位选择与风资源评估的综合优化研究

本研究以风电场的位置选择和风资源评估的整体优化为核心,探讨了风电场的发展背景和其重要性,进一步分析了风电场位置选择和风资源评估的关键性,并详细说明了进行综合优化研究的迫切性。通过讨论风电场选址原则和方法,评价指标体系和优化模型,提出一种考虑多因素风电场选址和风资源评估综合优化框架,应用案例实证分析证明了所提优化模型与方法对风电场规划设计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新型物流配送站在二线城市中的区位选择及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互联网新零售的快速发展,传统物流配送体系逐渐被实时物流系统取代,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新型物流配送站成为实现高效配送的关键环节。文中以新型物流配送站为研究对象,使用空间分析法探讨了新型物流配送站在二线城市中的区位分布演化规律,并运用条件Logistic逻辑回归模型对新型物流配送站在二线城市中的区位分布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到结论:现阶段二线城市新型物流配送站主要以“点—轴”空间分布和“点—轴—面”空间分布为基本格局,同时,二线城市新型物流配送站对生产成本的变化不敏感,道路网密度导致的经营成本变化对于现代流通服务业而言影响较小。

基于地理综合思维培养的主线教学实践与思考——以“产业区位选择”单元教学为例

在地理课堂教学中,教师应科学合理地整合教学内容,选取学生身边的生活情境,设置情境主线并贯穿整个单元教学。以湘教版高中地理必修2第三单元“产业区位选择”的教学为例,可以学生熟悉的生活情境为主线,构建以“创设主线情境,引出产业概念”→“提取情境要素,梳理要素关联”→“深入情境主线,探究事象变化”→“聚焦情境问题,把握区域发展”→“升华情境主线,课堂实践演练”为主要环节的主线教学模式,有效培养学生的地理学科综合思维素养。

区位选择与人文地理系统的分形优化——关于城市区位分形理论一般原理与方法的初步探讨

以城市区位论为主线，提出区位选择的分形思想和方法，旨在探讨人文地理系统空间优化的基本理论。指出区位选择和空间优化应该遵循三个基本原则：自相似原则、匹配原则和包容原则。

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与南京城市空间重构

企业区位选择研究是从微观角度理解城市结构变动的重要视角,本文构造了一个制造业区位选择作用于城市空间重构的理论框架,并以南京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在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首先采用计量模型检验了制造业企业郊区化扩散和重新集聚一系列影响要素,其次从要素空间分布及集聚经济的角度分析制造业的扩散和集聚的微观行为对城市空间重构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由于土地有偿使用、城市外围交通改善、政府"退二进三"的规划管理、城市开发区建设等因素的作用,南京制造业明显的郊区化扩散和集聚,对南京城市的郊区化和空间重构具有显著影响。研究还发现,污染密集型制造业较其他制造业具有更加强烈的郊区化趋势,这对提升城市功能和改善城市环境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