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区域协同治理解析与关键议题探讨

面向新时代全球资本的“再地方化”转变,产业链、供应链发生近域重组,区域治理被赋予新的时代价值。基于区域协同治理的“客观响应+主动作为”双向驱动机制,重新解析其在时代大背景中的演变历程,揭示区域协同治理已逐步成为产业链与供应链安全、可控的重要保障。总结国际成熟经验,立足本土实践反思,提出新时代中国区域协同治理面对“竞争”与“合作”、“上层”与“下层”、“政府”与“市场”的3个关键议题,倡导转向共建共治共享共赢的发展观念,建立打破行政藩篱的双层管理创新体制机制,形成政府与市场双轨驱动的区域协同治理模式。

区域协同治理与契约协同型规划——都市圈治理体系重构与规划理念变革

以都市圈为单元统筹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同城发展与区域治理,逐渐成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共识与突破口。在总结早期都市圈规划实践和借鉴区域协同治理国际经验基础上,基于区域治理体系重构的制度场域视角,探讨新时期都市圈的规划与治理问题。研究提出推动都市圈治理从区域联盟治理走向区域协同治理,在治理主体、执行机构、治理机制、治理目标、治理效力等方面,实现区域治理体系的重构与强化;而都市圈规划理念需要从早期的有限协商型规划,转向新时期的契约协同型规划,从规划定位、规划主体、规划重点和规划实施等4个方面加以变革,以适应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和探索区域协同治理体系的需要。

山东省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跨区域协同治理

黄河流域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区域,随着我国对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呼吁,黄河流域的保护和治理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一环。在此背景下,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应运而生,跨区域协同治理在山东沿黄城市之间的合作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是也面临着诸多困境,如发展和保护之间的矛盾、立法层面和多主体协同之间的问题。因此,文章基于协同治理理论,针对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

重大生态基础设施的跨区域协同治理

重大生态基础设施对区域、国家乃至全球范围的生态安全有重要支撑作用。从空间治理视角,梳理重大生态基础设施跨区域协同治理的概念范畴、作用意义、发展历程,回顾了中国重大生态基础设施跨区域治理的4个发展阶段,剖析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从治理逻辑、治理结构和实施路径3个方面,构建了重大生态基础设施跨区域协同治理的分析框架。从功能协同、社会协作、管理协调3个维度,构建了重大生态基础设施跨区域协同治理的实践框架。从国家层级、城市群层级和都市圈层级3个层级,探讨了重大生态基础设施跨区域协同治理的主要目标、定位和策略方向。最后,从优化制度环境、建立社会基础和提升治理时效等方面,提出了我国重大生态基础设施跨区域协同治理的实施保障。

危机情境下跨区域协同治理的技术赋权机制——以粤澳“跨境健康码”为例

面对全域性巨灾,地区间跨区域协同联动是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的应有之义。对于跨区域协同治理难题,既有研究提出了国家制度建设、行政权力运作以及技术赋能中的协调机制,虽体现了政府主导下的解决思路,但忽略了政社协作的弥合作用。基于对粤澳“跨境健康码”互认互转案例的分析,提炼出技术赋权的运作机制:信息技术提供了功能集成的机会结构和化解制度张力的弹性空间,实现了基础设施的“硬联通”;政府建立规则和激发主体参与,公众给予认可和授权支持,实现了规则机制的“软对接”;两者结合,共同实现了跨区域危机的赋权治理。技术赋权可对解决跨区域协同障碍发挥重要作用。

区域协同治理视角下太湖流域湖长制研究

为研究跨界湖长制的本质机制,通过多元主体博弈系统中湖长与企业、区域内湖长、区域间湖长的多方博弈,对太湖治理困境进行归因分析。研究发现,太湖流域湖长制存在问题的内因在于理性经济人的利益相关性,可以通过外界元素达成多方共赢的局面。借鉴矩阵式组织框架,融合流域内各区域湖长层级体系与协同理论,构建了太湖流域区域协同治理多维模式框架,涵盖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多元主体、多维作用。基于区域协同治理框架,建议从政府角度,明晰权责划分,完善评价体系;从企业角度,优化生态补偿,加强技术革新;从社会组织角度,优化科研投入,强化理论渗入;从公众角度,群众参与治理,加强反馈效应。

环境区域协同治理制度的法经济学分析

环境区域协同治理制度针对跨区域的环境污染治理问题,对于克服环境污染治理中的问题有着良好的效果。但是该制度涉及不同的行政区域和各地方政府,跨区域和多主体的特点使得该制度施行受阻。从法经济学的角度,从创新环境治理的共同治理模式、区域治理主体之间建立利益共同体关系以及进行强制性的信息披露三个方面完善该制度,助力形成良好的环境治理机制。

区域协同治理政策的大气污染减排效应研究——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实证检验

区域协同治理政策是中国提升大气污染治理效果的关键。首先对政策执行可能产生的治理效果展开分析,提出假设1~4;进一步以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工业SO_(2)为典型污染物,构建双重差分(DID)模型评估区域协同治理政策的减排效果,以及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三种中介路径下的间接影响。结果显示:(1)以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城市为实验组,其他城市作为对照组,区域协同治理政策的影响系数为-1.3427,政策显著降低污染排放水平,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2)分样本检验显示,京津冀地区政策效果明显优于长三角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政策效果高于欠发达地区,政策执行中的区域异质性不容忽视;(3)三条中介路径中,区域协同治理政策通过技术创新和对外开放的污染减排效果显著,而通过影响产业结构产生的间接驱动效果微弱。继续推动区域协同治理政策落实中,充分考虑区域差异化特征基础上,重视中介路径的识别和可能带来的减排潜力应成为重要的政策优化方向。

中国雾霾污染区域协同治理困境及其破解思路

打赢蓝天保卫战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任务,是破解新时代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是倒逼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的重要途径。由于雾霾污染具有更强的空间溢出性和空间关联性,依靠单边治霾和局部治霾难以从整体上、根本上解决区域性雾霾污染问题。积极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加快形成"以地区联动为要义、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公众与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雾霾污染区域协同治理格局成为彻底打赢蓝天保卫战的根本路径与必然选择。本文在集体行动理论和地方政府竞争理论的分析框架下,结合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探究了雾霾污染区域协同治理中集体行动困境和逐底竞争困境的形成根源与破解思路。研究发现,在雾霾污染区域协同治理困境的形成根源层面,地方政府的自利性、空气质量的公共物品属性与治霾集团的规模是造成集体行动困境的根本原因,而经济利益的推动作用和雾霾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是逐底竞争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逐底竞争困境是集体行动困境的进一步恶化。在雾霾污染区域协同治理困境的破解思路层面,本文提出需要解决区域边界设定、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和协同防控政策三个突出问题。具体而言,一是建立贯穿南北、联通东西的八大治霾联动区,打造八区联动的雾霾污染区域协同治理网络;二是构建全民共治格局,不断创新雾霾污染区域协同治理机制体系;三是制定和实施因地制宜的协同防控政策,将责任和考核"向上落实一级",将环境执法权和监管权"横向隔离一级"。

双循环发展视角下长三角区域协同治理问题研究

大都市边界扩张中的跨区域公共品供给、区域一体化升级中的功能积累和区域协调发展中的机制创新构成了区域协同治理的主要动因。全球化时代区域发展的多重复杂性兴起了对区域协同治理的大量需求,持续的实践探索深化了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在中国渐进式改革、全球化进入3.0时代的现实背景下,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长三角区域协同治理应充分前置并形成自己的优势特点。长三角区域的空间性质、开放特征和发展潜力,赋予其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中的重要枢纽作用,从而对区域协同治理产生更高的内在要求。建议从质量层次、基础设施体系、制度供给、风险防控机制等方面加强长三角区域协同治理。

德国首都区域协同治理及对京津冀的启示

德国柏林—勃兰登堡首都都市区合作与协同发展迄今已经走过25年的时间,其协同治理体系在长期实践中日臻完善。本文认为,柏林—勃兰登堡首都区域的治理机制具有如下特点:一方面具有政府性质的区域性治理机构和灵活、多层次的治理机制是都市区治理体系运转的重要保障,在区域合作与协同发展发挥着关键作用;另一方面,非政府性质的、公众广泛参与的目的性联盟、论坛、区域协调与对话机制也逐渐成为区域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德国首都都市区与我国京津冀地区具有极为相似的结构性特征,发展基础和发展模式选择也有极强的互通性质,其协同治理经验对京津冀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长江经济带流域水污染区域协同治理研究

保护长江经济带流域水资源环境对生态承载功能和区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虽然长江经济带所辖省市对流域水污染协同治理、水生态补偿和法制化协作的探索已初显成效,但仍存在因经济发展目标、利益诉求、法治约束和监督执行等差异所导致的制约瓶颈。因此,需要建立流域水污染区域协同治理长效机制,通过促进经济集聚、强化协商共治、落实法治保障等措施,扎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区域协同治理中空间正义偏失及其矫正策略

实现区域空间正义是区域协同治理的根本目的。从空间正义理论的角度看,区域协同治理中的非正义现象主要表现为空间价值正义失偏、空间生产正义缺失、空间分配正义匮乏和空间制度正义弱化。结合具体实际,矫正区域协同治理中的空间非正义问题,提高区域治理效果,不仅需要重塑区域价值观念,增强合作共识,还要尊重规律,科学规划,优化空间资源配置,构建公平正义的分配机制,并要建立合理的制度体系,确保各个主体参与治理的空间权利。

PM_(2.5)跨区域协同治理对策研究

首先对全国各个监测点进行PM2.5浓度值的相关性分析,确定相关性较强的区域,然后根据全国各地的PM2.5实时监测数据描绘出各地PM2.5浓度等高线图,发现其扩散的4条特征,再结合我国原有的产业结构分布,将全国划分为8大联防联控区域,最后提出了跨区域联合治理的对策建议。

“双碳”背景下温室气体区域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在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大背景下,温室气体的治理显得尤为重要,由于温室气体具有流动性和外溢性的自然属性,传统的单独治理、末端治理方式无法有效应对因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区域性环境问题。而区域协同治理机制是治理区域性环境问题的"一剂良药",它可以减少二次治理造成的成本浪费,实现大气环境的全局优化。目前,我国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在温室气体防治过程中尚存在一些现实困境,为破解困境,更好地发挥机制优势,有必要完善现有的温室气体区域协同治理机制,以期顺利完成"双碳"治理任务。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区域协同治理的操作框架构建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区域协同治理应摈弃传统的“行政区治理”模式,聚焦区域协同治理的盲点、堵点、痛点,从协同治理的维度、范围、平台、方式等方面,构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区域协同治理的操作框架,维护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社会稳定。

区域协同治理视野下甘肃省湿地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

甘肃省位于三大高原交汇地带和三大流域水源涵养地带,具有丰富湿地类型和生态安全战略地位。但甘肃省湿地保护面临着湿地资源的过度开发、上下游联通性污染难根治、区域治理协同的不足等困境,本文通过对我国及甘肃省湿地保护法律制度沿梳理及分析,从健全湿地保护利用法律制度、创新湿地区域协同治理模式、提高公众保护意识三方面提出对甘肃省湿地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建议。

区域协同治理视域下吉隆口岸的发展模式

基于区域协同治理视域,以政治、经济为主轴的治理伙伴关系,超越地理、疆域实体,成为双边社会、文化内涵的动态建构,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区域”作为治理的有效场域,弥补了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不足,形成跨地区联通与认同凝聚。边境口岸由于其特殊的区位条件,在加强毗邻国双边、多边关系,推进跨境区域协同共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聚焦中国连结南亚的前沿,本文以吉隆口岸为治理单元和组织单位,从驱动力和过程两种视角,通过中尼边境区域协同治理案例分析,围绕“中方先行”的治理举措,探析新时期吉隆口岸发展模式选择。通过对驱动力、政策环境、多元主体、结构布局、合作路径、发展效力等治理要素内涵的深度剖析,从空间、结构和趋势上精准谋划设计,探寻吉隆口岸特色发展之路。

新时期中国西部边疆的非传统安全挑战与治理路径探析——一个“区域协同治理”的分析框架

西部边疆的安全风险是在国内、国外广阔的场域空间中来自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系统多层次要素的交互流动影响中产生的,表现出了极强的区域间流动性和联动性,已远非单一区域或者单一治理主体之力能够解决。我们应从整体性、系统性的角度,在国外——西部边疆——内地的三维区域空间结构中综合审视其生发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相应的安全治理机制。域外安全风险的有效防控为西部边疆的安全治理屏蔽外来侵扰,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自身安全治理能力的增强一方面能够有效抵御国际安全风险的入侵,同时也能够使得西部边疆地区减少异质性要素,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的征程中,更为顺利地推进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并在二者的正向互动中实现西部边疆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发展。

长江经济带水生态环境治理区域协同立法的检视及完善途径

为充分发挥法律对区域环境发展和利益协调的保障作用,基于长江经济带水生态环境治理现状对部分省市已出台的相关规范性文本进行了梳理。结果表明,各地采取的立法模式主要以松散型立法模式为主,尚存在松散型立法模式与水生态环境治理需求不匹配、区域间主体协调机制未建立、协同立法后评估和清理工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因此提出了将现有的松散型立法模式转变为紧密型立法模式,构建区域协同立法利益协调机制和完备协同立法后评估和清理机制等长江经济带水生态环境治理区域协同立法的完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