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制社区转型的实践创新与治理策略——以山东省C社区为例

后单位时代,传统单位制社区面临单位制解体和“社会入场”的双重挑战。在此背景下,山东省C社区基于城市新规划重建,其改造过程体现了单位制向社区制的转型。通过对传统单位制社区转型的分析,阐述成员何以通过诉求反映、利益整合、记忆反刍、协商博弈等方式在市场经济环境中锚定身份,激发单位时代的记忆,由被动因应转向主动创造;同时揭示单位制社区共同体如何应对社区认同重构,进行资源凝聚与利益博弈,进而在社区体制转换的实践历程中实现“单位”和“市场”的动态平衡、社区价值再造与社区治理创新。

身体健康状况、社区社会资本与单位制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聚焦于城市单位制社区中的老年人,选取北京市两个单位制社区进行调查,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身体健康状况、社区社会资本对单位制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显著影响。结果表明:失能项数对单位制社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社区社会资本对单位制社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宜老社区的建设中,社区环境的改善和社区服务项数的增加调节了失能项数对主观幸福感的负向影响;社区社会资本则通过社区服务和社区参与对单位制社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

后单位时代传统单位制社区重建问题新解--基于山东济南某国有企业单位社区的考察

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城市社区发展开始了从单位制向社区制的转型,推动这一进程的重要工程便是"社区建设"。这一工程的实施是建立在传统单位制社区业已解体且不具备城市社会职能的理论预设之上的。但实际上,部分单位制社区并没有随单位体制的瓦解而骤然消解,而是在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之后仍然继续作为城市微观生活组织的社会空间基本单位,因此,单位制社区不应被简单地排除在社区建设的规划之外,而是应从其发展的现实和社区居民的生活需求出发,实现对这一社区的改造和重建。

协同治理视野下的单位制社区建设：路径模式与制度框架

单位制社区是研究中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转型的一个关键对象。本文基于西安市红旗社区建设模式的经验研究,提出破解当前我国单位制社区治理困境的出路在于建立一个由基层党委、驻地单位、社会组织与物业公司等基于功能匹配与互利合作原则而形成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框架。这一框架通过基层党建机制吸纳社区精英,借助各类文化社团激活再造社区凝聚力,从而改变社区集体动员难的问题;同时整合利用社区内外有利资源,适度引入市场机制,解决社区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问题,最终实现以民生质量提升为导向的社区建设目标。

协同治理视角下我国单位制社区治理的问题及其解决路径

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与推进,尤其是在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时代背景下,单位制社区已不能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亟需进行变革。L单位制社区的治理经验体现了当前我国单位制社区的治理思路:以互利合作和资源共享、功能匹配为原则,实现基层党委、单位、社会组织、物业公司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通过基层党建吸纳单位制社区的精英,借助各类民间社团增强社区凝聚力,改变现阶段单位制社区动员困难的局面;适当引入市场机制,整合利用社区外的有力资源,以居民需求为基础对单位制社区进行改造,解决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从而实现以提升民生质量为导向的单位制社区治理目标。

中国体制转型背景下的单位制社区变迁

体制转型背景下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城市变迁进程,即"城市转型"。单位制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基本统治体制,在城市层面表现的最为典型,构成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基本城市管制体制。在城市层面上依据空间维度进行单位组织的划分,就得到了"单位制社区",这正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城市的基本功能单元和管理单元。宏观的体制转型导致原有的"单位城市"发生新的剧变,新一轮的城市空间重构高潮开始。单位制社区的土地利用形态发生显著变化,"单位集体消费"逐渐解体,新形态的单位生活圈形成。

单位制社区现状分析与走向探讨--以成都市铁路新村为例

体制改革前，中国社会特有的单位体制塑造了以单位为基础的城市居住空间。如今，单位制社区早已发生了极大的结构性变化，且面临着重建与改造。本文基于对成都市铁路新村的实地调研与访谈，围绕老社区的交往空间与生活性街道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对单位制社区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再思考。

哈尔滨市单位制社区韧性评价及提升策略研究

单位制社区对于东北老工业基地而言,不仅是居住的承载容器,更是城市的发展缩影。但自单位制解体后,在社会、生态的双重压力下,社区脆弱性增加,御灾能力下降。选取哈尔滨市内三个典型单位制社区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梳理其问题,总结韧性影响因素,运用主客观相结合的量化方法,构建单位制社区韧性评价体系,并分析结果,提出韧性提升策略。

基于社区意识培育的高校单位制社区转型研究——以东南大学社区为例

在单位制社区转型过程中,社区意识问题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并引起关注。该文以东南大学社区为例,重点分析高校单位制社区作为单位制社区的典型,单位型社区向现代社区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区意识淡薄的现象。通过对表征社区意识的指标进行分析,总结出高校单位制社区意识薄弱问题出现的原因,进而对转型后的社区意识培育提出可行性建议。

基于社区发展的单位制社区更新策略研究

单位制社区是我国单位社会下特有的产物,也是特定时期我国城市社会生活的缩影。改革开放以来,单位制社区面临物质环境老化和社会矛盾突出的双重压力。然而我国目前的更新实践多是针对社区物质环境的改善,忽视了社区发展问题,致使单位制社区的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基于单位制社区问题的复杂性,单位制社区的更新迫在眉睫。因此,本文在单位制社区更新中引入了社区发展的理念,提出了基于社区发展的单位制社区更新,并从物质环境、社会发展和实施保障三个层面提出了基于社区发的单位制社区更新策略。

从“独奏”到“合奏”:单位制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以武汉市Y社区为例

不同历史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具有不同的供给主体与路径。基于一个单位制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历史的个案分析,研究发现,单位制时期单一的行政化公共文化供给束缚了居民多元化的公共文化需求。单位转制社区以来,社区文化类"草根组织"的发展与壮大、"企业搭台、文化唱戏"的兴起,成为弥补单一行政化公共文化服务不足的重要力量。研究认为,单位制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应从行政"独奏"走向与社区"草根组织"、企业"合奏",形成单位制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供给之路。

老龄化背景下单位制社区的发展困境和对策研究

随着我国人口结构逐渐进入老龄化阶段,社区养老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特别是从计划经济时代家属院演变而来的单位制社区,居民的老龄化问题更加严峻。单位制社区普遍设施老旧,管理较为松散,服务能力严重不足,如何有效推动单位制社区转型发展,为居民提供良好的社会公共服务,提高居民生活质量,让老龄居民能够有一个幸福的晚年,是当前必须要慎重思考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将重点总结和探讨单位制社区的发展困境,并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希望能够对相关管理者有所帮助。

老龄化背景下单位制社区“宜老”转型探讨——以西安纺织城四棉社区为例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社区养老逐渐成为重要的养老模式之一,单位制社区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也逐渐开始转型。文章通过对西安四棉社区的老龄化特征、宜老设施现状等方面进行调查研究,认为单位制社区有向"宜老社区"转型的可能性。

单位制社区内部异质性与社区治理——以北京市某社区为例

本文以北京市一个单位制社区为例,从住房视角剖析单一社区内部异质性现状及其与社区治理的关系。研究发现:首先,单位制社区内部存在房改房、二手商品房、市场租房、承租房四类住房使用形式,内部异质性明显;其次,由于住房使用方式不同,各类群体在社区公共管理方面的责任认知与履行情况方面存在差异,这是单位制社区管理失序的重要原因。单位制社区内部异质性的发现拓展了对社区异质性议题的研究,即单一社区内部的异质性在增强。这表明转型时期城市居民利益更加复杂,对社区精细化治理提出新挑战。

高校单位制社区居委会服务与管理的困境研究

社区是连接家庭与社会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折射出城市发展的变化。在过去单位制为主的社会背景下,个人的事务,无论大小皆由单位包办。因此,个人对单位产生了很强的依赖性,这就形成了单位意识。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改革前占主导的单位制社区也逐渐地向其他更符合时代潮流的社区模式改变和发展。但是,有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社区的模式可以很快改变,但是人们固有的思维模式却难以改变。这就导致单位制社区的居委会在管理和服务时困难重重。大学社区居委会就是其中的代表,而社工机构就可以通过项目介入,适度参与社区治理,激活社区服务场所,培育社区自组织,以服务促进社区参与等方法来化解矛盾。

传播基础设施视域下基层媒体在单位制社区中的角色变迁:漳村矿电视台的个案研究

本文以传播基础设施理论为框架,通过在地观察、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等质化研究方法,探讨单位制社区中基层媒体的故事讲述系统的历时演变及其多元意涵。在空间维度上,本文将漳村矿电视台作为一个有机主体,嵌入“单位—工人—居民”这一独特的矿区社会结构中,探究电视台与煤矿工人、矿区居民以及单位领导等各主体间的话语互动实践。在时间维度上,本文将漳村矿电视台从1985年成立到2017年停办的32年,嵌入中国煤炭行业变革的40年中,以四个阶段解读电视台故事讲述实践的变迁。研究发现,在单位制社区发展过程中,漳村矿电视台的角色不再局限于企业的宣传机构和矿区娱乐设施,而是逐渐发展为实现社会治理的权力技术、煤炭工人主体性话语的生产者,以及社区共同体的积极营建者。反思以漳村矿电视台为代表的工矿区媒体的生命史,或将为老单位制社区的文化复兴探索一种路径。

单位制社区老年文化研究——以甘肃平凉红峰社区为例

单位制社区作为20世纪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单元,承担着城市经济发展的重任。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变,单位制逐渐弱化,将单位制社区的管辖从20世纪由政府主导、单位直接管辖转变为现在政府统一的划区域分片管辖,单位制社区老年文化的主流导向慢慢融入“社会大家庭”,但仍然存在着社区老年文化建设服务供给不足、文化需求与文化建设不相适应、养老文化思想落后的种种问题。该文以红峰社区为例,分析当下单位制社区老年文化的现状,并对红峰社区老年文化发展提出建议,以期对红峰社区及类似单位制社区老年文化建设有所启发。

健康中国视角下单位制社区适老化更新研究——以武汉市武昌区为例

在“健康中国”和城市老龄化的双重背景下,对推进老年宜居环境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单位制社区现有空间环境和老年人活动需求之间的矛盾,其社区的适老化更新是必要的。该文以武汉市武昌区单位制社区的公共空间为对象,利用PSPL法调研社区的功能现状及使用情况,通过SD法对三个样本的环境特征进行感知分析,并总结老年人的行为活动类型及其空间分布特征规律,提出适老化更新策略,并为同类老旧社区提升公共空间适配度、改善退休老人生活质量提供参考。

单位制老旧社区外部空间环境适老性改造研究——以合肥市为例

单位制老旧社区兴建于20世纪60～90年代。随着城市的扩张、单位搬迁,老社区留在的老城区内成为了独立的社区。该类社区基数大,同时社区中的老年人基数大,社区中设施陈旧,设计之初缺乏合理的规划。为解决老年人生活不便的问题,对担任城市老年人居家养老的社区研究十分有意义。文章以合肥为例,通过调研三个代表性的老旧单位住宅区,分析该类住区中存在的问题并探索可改造的策略,以期对相关城市的规划时间和相关理论研究提供借鉴。

单位制转型下社区空间的自发性重构:解析武汉市汽标社区

单位社区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基本单元,其空间在制度转型下的变迁值得考察。武汉汽标社区中的自发性建造暗含着一段历史:剧烈转型下,正规性建造的缺失,使得社区只能自下而上地重新建构自身,并设法融入城市。这一过程体现在:自建行为对家庭空间的功能修补、对邻里空间的隔离与修复、对社区空间生活服务体系的重构。此外,这一过程受到两股力量相互作用:变革带来的新生力量,以及历史留下的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