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研究——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宁西方人士考证

南京大屠杀前后留在南京的西方外籍人士,主要由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人员以及五名外籍记者组成。南京沦陷之前5名外籍记者相继撤离南京,此外,部分其他外籍人士也离开了南京。通过对当年继续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的日记和书信的研究,可以断定在南京沦陷时,包括5名外籍记者在内至少有29名或者31名外国组织的人员留在了南京。5名记者离开后,在南京被占领初期有24到26位德国人、美国人、白俄罗斯人和奥地利人留在了南京。

人道主义与民族主义:南京保卫战中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在南京保卫战过程中,留在南京由20余位西方人士所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冒着生命危险,以人道主义为武器,筹设难民区,充当第三方积极斡旋"和平交接"南京城,竭尽所能保护收容难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在人类文明史上谱写了一曲人道主义的赞歌。但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人道主义之举却遭到民族主义的抵制、利用和误读,值得深思。

危难见真情——记南京大屠杀事件中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1937年冬,正当举国瞩目的南京保卫战激烈进行的时候,一批有正义感、与中国人民友好的外国侨民,在南京市政府的认可下,将古城西北部一片3.86平方公里的地方辟为“安全区”,收容难民。为了开展安全区的工作,他们专门建立了名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组织。由于这一组织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日军的暴行。今天南京人民没有忘记它的认真热心而富有成效的工作。

从档案里看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从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可以看出,难民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南京沦陷期间主要做了安全保障、难民安置、食品供应、建立卫生设施、医院组织救护、警察管理等六大工作。档案向我们昭示：国际委员会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出于人道主义的精神以及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救助了大批南京百姓。他们闪烁着国际人道主义的光辉义举,就像黑夜里的一束烛光让苦难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和平和友爱的希望。此外,档案中还有南京人民救助拉贝的相关内容,当南京人民得知拉贝回国后遭受纳粹迫害后,为了报答拉贝在南京沦陷时期救济难民的仁风善举,成立了劝募委员会,筹集善款、物资、救济拉贝,反映了南京人民爱好和平、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

论南京国际安全区的成立

1937年南京沦陷前期,留在南京的一些外国人士,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留在南京,并参照法国神甫饶家驹在上海设立南市难民区的成功经验,发起设立了南京国际安全区,以保护无辜的平民免遭战火的蹂躏。安全区设立的过程较为复杂,不仅需要中国方面的同意,而且还要征得日军当局的认可。这些外国人士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南京沦陷前成立了安全区,开始发挥保护平民的作用。

死神面前的“不平等”——南京大屠杀期间国际安全区中国难民内部分层

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国际安全区最多容纳了约25万中国难民。由于各种客观原因,这些难民面对"死神"侵华日军,命运并不"平等"。相比"特殊"难民,"普通"难民整体境遇更形竭蹶,尽管日军的无差别暴行会抹平他们之间的"不平等"。中国难民内部的分层与近代以来列强在中国形成的特殊利益和条约体系有关。而且,同样面对日军,中西人士处境完全不同,其食物结构可见一斑。面对死神的不平等,揭示了南京大屠杀的多重悲剧性。

南京国际安全区的历史作用

惨绝人寰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发生前后，南京城内存在着一个国际安全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为保护与救济安全区内的难民作了种种努力，至今影响犹存。本文对南京国际安全区的历史作用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评价。

试论南京大屠杀中的“安全区”

自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南京失陷前后,曾经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持下,出现过一个专门保障难民安全与生活的“安全区”(又叫“难民区”)。一度有近30万人,麇集在这个不到4平方公里的狭小范围内。安全区的设立与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南京市民在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与铁蹄下所受到的损失。安全区问题直接关系到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深入研究。可以说,要研究南京大屠杀,就不能不搞清南京安全区的来龙去脉,在安全区内发生的各种暴行,以及安全区所发挥的作用。可是,迄今为止,在对南京大屠杀问题的研究中,还很少见到专门论述安全区的文章,笔者不揣浅陋,试以近年来所搜集到的资料,对安全区作一粗浅的论述,以就教于史界。

史迈士呈送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工作报告致贝克函一组(1937年12月～1938年5月)

1、史迈士致贝克函 (1938年5月28日) 尊敬的贝克博士: 你向汤姆生大夫询问我会工作情况。下面我们对你提出的问题答复如下: 1.机构名称: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2.办公地点:目前在南京宁海路5号,自6月1号日起,改在天津路3号。 3.受照顾难民人数: 12月份战争一爆发。

南京大屠杀期间国际安全区难民的医疗卫生状况

医疗救助和卫生防疫，对于面临杀戮和疾病的难民来说，犹如黑暗中的一道曙光显得非常重要。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医疗救助和卫生防疫工作为难民度过极端困难的日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研究南京大屠杀史不可忽视的内容。当时参与难民救助的主要有鼓楼医院、慈善机构开设的难民医院和一些民间的自发救助，他们齐心协力挽救了无数难民的生命。这期间难民生活的环境卫生状况也急剧恶化，导致一些流行性疾病的发生，在这种形势下，鼓楼医院又做了大量的防疫工作，防止了流行性疾病的大规模扩散。

南京大屠杀期间国际安全区遇难者的考证——南京大屠杀70周年祭

众所周知,南京大屠杀期间,侵华日军公然违背国际公法,大肆屠杀中国难民和俘虏,即使是在南京国际安全区内也不例外。多年来,对已遁入南京国际安全区但又遭到杀害的遇难者究竟有多少?他们是以怎样的方式遇难的?诸如此类问题,史学界一直没有深入考证与研究。笔者根据现存的历史资料和编撰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数据库,初步分析了已掌握的南京国际安全区遇难者人数和各种遇难方式,将有记载的国际安全区部分遇难者名录整理出来,并对这些遇难者的性别、年龄、职业进行详实、具体的分析,以便更好地揭露侵华日军曾在南京国际安全区肆无忌惮迫害中国人民的暴行。

不该遗忘,如何记忆?——南京国际安全区战争景观遗产保护研究

在社会快速发展变革的时代,期间的战争会对社会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和意义。文章通过比较国外与国内战争景观遗产的保护现状,结合当代可行的景观保护模式,在对南京国际安全区战争景观遗产的现状研究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战争景观遗产保护策略及方案。

南京大屠杀期间国际安全区的治安管理状况

南京大屠杀期间，国民政府西迁，留在南京的20多位西方人士组建了安全区，在安全区里曾聚集着25万难民，此时社会秩序混乱，治安问题成为影响南京难民生活秩序的重要问题。以往学术著作和论文很少有对此问题作出细致的研究和分析，他们多是从宏观层面描述日军的残暴屠杀和南京的恐怖气氛，并没有关注安全区的治安状况，本文试图从安全区难民的治安管理和治安管理的作用两方面对此问题展开论述和分析。

南京大屠杀期间国际安全区的组建条件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20多位西方人士不顾本国政府的催促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南京,并且不顾日方当局的一再拒绝承认,克服重重困难,建立起了国际安全区,保护了25万难民。以往专家学者对国际安全区的筹备过程论述比较多,基本没有论述其组建条件。笔者拟对国际安全区组建的条件进行探析,以明晰安全区在筹备过程中需要克服的重重障碍,讴歌20多位西方人士高度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

南京安全区中方工作人员的构成、角色及作用

南京大屠杀期间,20多位留在南京的欧美人士凭借其中立国国民的特殊身份,在保护和救助难民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与这些欧美人士一起工作的还有大量中方工作人员,最高峰时多达1500余人,主要包括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下属各专门委员会的中方成员、各难民收容所的中方管理人员以及国际委员会基层及协作机构的中方工作人员,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不计报酬、义无反顾地参与难民救助,承担了大量具体和繁琐的工作,与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欧美人士一样,他们也是英雄。

南京安全区的宗教符号分析

南京安全区中的救助者、救助行为、施助区域始终透现着宗教的要素与影响。从普世救助和人文关怀的表象中剥离出宗教的因子,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外救助人士的思想脉络,展现特定历史背景下,维护人伦、声张正义、保护生命与反文明、反人类之间的对抗。

杭立武与南京安全区的建立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由留宁外籍人士建立的安全区救助了许多中国难民,使20多万人免遭日军的屠杀.时任金陵大学校董会董事长和中英庚款会董事会总千事的杭立武最先提议建立安全区,并为安全区的建立做了许多努力.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和委员贝德士（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大屠杀期间一直留守南京）都对杭立武为安全区所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集体记忆视角下南京安全区遗址保护与利用问题研究

南京安全区遗址保护问题一直以来备受忽视,面临着被遗忘的困境。以集体记忆为观察视角,通过文献资料梳理、现场踏勘、问卷调查等途径对南京安全区避难所遗址保存与保护现状展开调查,揭示了公众对于南京安全区的集体记忆真实情况:公众对南京安全区的记忆及认知程度低;南京安全区内的纪念传统尚未建立;公众对遗址保护的认知缺失。该文分析了南京安全区遗址保护与利用面临的现实问题:南京安全区遗址记忆沙化。问题的根源在于南京安全区遗址的保护停留在文物保护的阶段,未进入南京大屠杀集体记忆建构的社会进程。

费吴生证言——南京安全区总干事费吴生见证日军侵占南京后的恐怖、破坏与死亡

费吴生（GeorgeAshmoreFitch），1883年生于中国苏州，是长老会传教士乔治·费奇和玛丽·麦丽兰的儿子。1906年在渥斯特学院获学士学位，随后进入纽约协和神学院。1909年受任牧师并返回中国在上海青年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