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河流域河南段水体污染物时空差异性特征分析

为了揭示卫河流域河南段水体污染物时空差异性特征,选取流域9个监测断面水体污染物COD、NH_(3)-N和TP的监测数据,利用M-K检验、Pettitt突变检验法、聚类分析和判别分析等方法对不同时期水体污染物的变化趋势、时空分布以及差异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卫河干流、共产主义渠和汤河的水质状况相对较差,淇河和安阳河的水质状况较好,NH_(3)-N为卫河流域河南段主要的水体污染物。大部分监测断面的水体污染物在不同时期均呈现出显著减小的趋势,COD和NH_(3)-N的突变时间多集中在2016年和2017年,而TP的突变时间多集中在2017年和2018年。各监测断面的COD和NH_(3)-N处于Ⅳ类及以上水质标准的占比呈现出非汛期>汛期,而TP呈现出汛期>非汛期;不同时期的水体污染物的空间聚类结果有效且相对较好,监测断面鹤壁耿寺COD质量浓度和浚县前枋城TP质量浓度在不同时期的波动性均较小,其余监测断面COD和TP质量浓度的波动性相对较大;各监测断面NH_(3)-N质量浓度在不同时期的波动性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研究表明,卫河流域河南段水体污染物具有明显的时空差异性特征。

卫河流域河南段不同时期水环境风险评估

为了评估卫河流域河南段不同时期水环境风险,选取卫河流域4个监测断面和3种水体污染物[化学需氧量(COD)、氨氮(NH_(3)-N)和总磷(TP)]的监测数据,通过建立边缘分布函数和优选Copula函数构建适宜的水体污染物三维联合风险分布模型,分析了不同时期卫河流域水体污染物的组合风险概率。结果表明:监测断面卫辉皇甫(非汛期和汛期)、浚县王湾(非汛期)和大名龙王庙(非汛期和汛期)的水体污染物间拟合优度最好的三维Copula函数为Gaussian Copula函数,监测断面浚县王湾(汛期)和汤阴五陵(非汛期和汛期)的水体污染物间拟合优度最好的三维Copula函数为t Copula函数;在非汛期和汛期大名龙王庙水体污染物均处于Ⅰ~Ⅲ类水质标准的联合概率最大,分别为26.30%和21.61%,卫辉皇甫水体污染物至少有一个指标处于劣Ⅴ类水质标准时的联合风险概率最大,分别为52.34%和56.53%;当仅NH_(3)-N处于劣Ⅴ类水质标准时,监测断面卫辉皇甫、浚县王湾、汤阴五陵和大名龙王庙非汛期水体污染物的联合风险概率分别为25.68%、22.94%、24.68%和13.47%,汛期水体污染物的联合风险概率分别为28.01%、10.31%、6.16%和4.12%;在非汛期和汛期监测断面卫辉皇甫和浚县王湾主要受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污染的影响且其主导水体污染物均为NH3-N,在汛期时监测断面汤阴五陵和大名龙王庙主要受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且其主导水体污染物由非汛期的NH3-N转变为汛期的TP。研究表明,受到不同污染源的影响卫河流域河南段不同时期水体污染物的联合风险概率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清至民初卫河流域水灾时空分布特征研究

清至民初,卫河流域与华北其他地区一样水灾多发。经过对详细统计资料进行梳理分析,归纳出清至民初卫河流域水灾的时空分布特点,以为今天的河流治理提供些许借鉴。研究发现,卫河流域水灾总体上清后期多于清前期,并表现出随时间推移而多发的趋势。具体而言,在时间上呈现出几个水灾发生较密集的时间段,且嘉庆以后水灾日益严重,几乎无年不灾,这与清朝社会由盛转衰有一定的关联性。在空间上,卫河流域各县水灾发生次数以滑县以下为最,但严重水灾的发生次数则以浚县以上的中上游为主,说明上游水灾更易造成严重的损失与后果,此特点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水患与漳卫河流域城镇的变迁——以清代魏县城为例

水灾又称＂水患＂,是因久雨暴雨、山洪暴发或河水泛滥等,使人民生命财产、农作物等遭受破坏或损失的灾害。它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往往是瞬间性的,它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给灾区人民以致命的打击。在古籍中,通常都把禹治的大水称为洪水,《孟子.滕文公下》就说：＂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后人则把江河泛滥等凡能酿成灾害的大水都称之为洪水。洪水能冲刷土壤，冲走作物，又能使作物遭受泥沙覆盖或被水淹没。洪害过后由于积水，还能造成涝害及渍害，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严重者甚至聚落亦荡然无存，良田瞬间变为沧海。

清至民初卫河流域水灾及其社会原因

清至民初,卫河流域水灾频繁,严重威胁当地居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影响社会稳定。究其原因,除了受卫河所处地理位置、河道特点、季风气候及漳河的迁徙不定、不断入侵等自然因素影响外,更与当时的社会因素息息相关。如堤防被人为破坏;河流滩地被居民垦种;不合理的隄防工程影响;太行山区的过度开垦;河道管理上的条块分割以及政府的渎职、官吏的腐败,这些因素无一不包含有人类活动的影子,尤其是嘉道以后更为明显。故可以这么说,社会因素是造成卫河流域水灾频发的主因,即所谓"人事"重于"金穰木饥",这应引起我们的重视。研究这些社会因素,对今天河流生态环境治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河南省卫河流域蓄滞洪区雨洪资源利用潜力分析

为解决河南省卫河流域蓄滞洪区洪涝灾害问题,首先利用不同下垫面类型分析法计算出研究区雨洪资源利用的理论潜力和实际潜力,然后将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法相结合,基于水资源基础条件、实施可行性、社会经济和耗水量,构建研究区雨洪资源利用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研究区雨洪资源利用理论潜力和实际潜力分别为39.63亿、38.80亿m^(3);雨洪资源利用潜力为Ⅰ级(优),雨洪资源充沛且容易利用,但实施条件和用水效率还有待改善与提高。

淤灌肥田:清代卫河流域水灾与土壤改良

有清一代,卫河流域水灾严重。研究表明,洪水对沿岸土壤的影响有沙化、盐碱化的一面,同时也有个别地区因地形、水流速度等条件不同而达到肥淤的一面,这是卫河流域水灾之后产生的独特现象。局部地区因水灾带来的淤泥可以达到"一水一麦",甚至"一麦抵三秋"的效果,以致当地居民不愿堵筑河流决口,形成水灾之后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

淇、卫河流域面雨量预报

根据淇、卫河水系特点 ,利用LASGREM模式输出的降水预报与T10 6(T2 13 )降水预报结果 ,进行加权集成 ,制作淇。

论清代卫河流域的河神崇拜与习俗

我国清代的卫河流域水灾频发,严重威胁着沿岸居民的日常生活。当诸多防灾措施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被洪水袭击的局面时,人们转而寄希望于河神的慈悲与庇护,从而形成了当地居民崇拜河神的心理,并因之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一些习俗。这种崇拜河神与地方习俗的形成过程,体现了人类面对自然灾害的集体反应。过分依赖对河神的崇拜虽然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水患问题,还会制约防灾抗灾行为,但在当时条件下不失为人们处理人地关系的一种思想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对地方官员为政一方、百姓向善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河南省卫河流域蓄滞洪区水资源供需情势分析

为明晰河南省卫河流域蓄滞洪区水资源供需情势,构建最小二乘法与灰色预测模型相结合的组合模型,预测2025年、2035年该区域的需水量与供水量,并对其开展供需平衡分析。结果表明:河南省卫河流域蓄滞洪区2025年50%、75%保证率的农业需水量占比分别为68%、73%,2035年50%、75%保证率的农业需水量占比分别为61%、67%,农业需水量在总需水量中占比较大;2025年、2035年研究区均处于缺水状态。建议研究区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合理利用南水北调水,加强雨洪水资源利用,逐步改善水资源供需不平衡状态。

明清卫河流域砖窑烧造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明初永乐年间,为营建北京城,诏令各地供应所需城砖。卫河流域特殊的环境条件使之成为砖窑建设和城砖来源的重要区域。由于所需砖材数额巨大、体量较重,而利用水路便于转运且相对成本低廉,因此卫河流域的砖窑建设呈沿河分布的空间特点。伴随着窑砖使用从皇家走向民间、州县城墙改土为砖以及治河用砖等用砖需求的扩大,卫河沿岸烧砖业得以快速发展并逐渐兴盛,出现了成片的砖窑群。砖窑业的繁荣不仅使提升城镇防御能力成为可能,亦带动了沿岸城镇经济的快速发展,但砖窑和陶窑的大量生产需要数量庞大的土和燃料作为支撑,因此砍伐森林植被、破坏田地及山区生态环境的现象愈加严重,对卫河流域乃至华北平原的生态环境产生诸多负面影响。

卫河流域合河水文站暴雨径流关系分析

对卫河流域合河水文站1955年至今的21次洪水资料进行统计,计算了该流域的面雨量、前期影响雨量和径流深,分析了影响该流域径流关系的主要因素,探讨了该区径流系数变化的规律。

卫河流域“63·8”“21·7”暴雨洪水对比分析

“63·8”“21·7”均为河南省卫河流域发生的历史罕见特大暴雨洪水。通过2次暴雨洪水对比,包括暴雨成因、降雨过程、河道行洪、洪水调度等情况,分析了卫河流域暴雨洪水特性、演变规律和变化特点,针对流域防洪存在的短板弱项提出了意见建议,较好地总结了经验教训,为提高卫河流域防洪能力提供参考。

淇、卫河流域暴雨预报

利用 1961～ 2 0 0 0年 6～ 9月淇、卫河流域降水资料 ,采用单元综合评判法确定流域暴雨日 ,并对暴雨日进行分型 ,确定暴雨预报天气学指标 。

基于河流伦理的卫河生态流域评价指标及主成分分析

基于生命概念分析了河流拥有生命的基本特征,论证了河流自然价值与内在价值,阐述了河流伦理的定义,并构建了基于河流伦理的生态流域理论体系。运用河流伦理思想和主成分分析法,分析了卫河流域水安全、水资源、水经济、水管理、水文化、水环境、水生态、水景观8个维度所蕴含的河流伦理思想,并初步探索了基于河流伦理思想的生态流域主成分指标体系。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卫河流域在开展流域管理过程中,应重视各维度的统筹协调,根据主成分分析的各维度内涵有重点地开展流域管理工作,将河流伦理思想融入生态流域构建中。

清代卫河流域水灾对乡村居民的影响

清代,卫河流域水灾频发。严重的水灾给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造成诸多影响。一方面,水灾造成物价暴涨、食物短缺,以至出现人口买卖和饥人相食的惨象,冲击着人类伦理道德的底线;另一方面,面对易涝的生产环境,当地百姓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措施避害增收,发展农业生产,从而改变了种植结构及农作制度,并逐渐形成了鲜明的地区农业特色和地方习俗。这种人与自然的互动过程,反映了环境对人类的制约以及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

地域环境与清代卫河流域水灾特征研究

卫河流域地处华北平原南部,自黄河北岸太行山东麓由西南向东北延伸。此区域四面环河,土壤疏松,加上卫河河道狭窄、多弯,处于季风区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卫河流域水灾多发。其洪水来源,不仅限于本流域内山洪暴发、漳卫泛涨,而且还有其它河流泛滥,洪水侵入引起的淹浸。故有清一代,在华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洪水多发的大背景下,卫河流域水灾呈现出洪水来源多样性;水灾突发与不均衡性;时间集中性以及受漳河影响较大等特征。严重的水灾给当地农业生产及居民生活带来诸多影响,研究这些特征,有助于进一步探讨清代卫河流域水灾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展示丰富立体的社会图景。

区位特征与明清卫河流域区划变迁研究

设置政区是中央政府对地方进行有效管理的重要措施之一。明清时期,卫河流域政区设置犬牙交错,存在大量飞地、插花地现象,而流经该地的卫河又系漕运通道,关系国之大计。政区设置混乱及地位特殊决定了其政区调整的频繁性。明卫河流域政区变动主要发生在洪武时期,表现为州县合并、州县级别降低及河南与直隶交界几个州县隶属关系的改变。此外即明弘治初年,主要为东昌府属县馆陶等地的变动以及汲县所在地汝王府、潞王府的废置。清政区变动则以省级与府级政区的调整为主。综合而言,战乱破坏、强化拱卫京师地位、便利卫河漕运、水灾多发等是导致其变动的主要原因。由此引起的州县治所中心改变和州县级别、地位升降等,对卫河流域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产生诸多影响,而这反映出政区变动与区域环境、地方社会等要素之间的互动关联。

明清卫河流域州县城易土为砖现象探析

明初为营建北京,在卫河沿岸修建了数量众多的砖窑。这些砖窑烧造的砖材,主要供应京师宫室城墙建设。明朝中后期,随着砖产量的增加,建筑用砖开始由皇家走向民间,为该流域大范围的州县城墙易土改砖提供了可能。卫河流域四面环水、水灾多发的地域特点,使近河城镇常受冲啮,城墙坍塌损坏严重,加上景泰之后社会动荡不断加剧,更让州县城镇的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在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双重影响下,为提高城镇的防御能力,卫河流域各地纷纷将土城改筑为砖城,出现了大范围的筑城活动,这是当时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明清卫河流域城水空间差异与地方因应

"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作为中国古代城镇选址的重要原则,影响了后世城水空间关系的格局。不同的城水空间类型,导致河流对城镇的差别影响,因之决定了地方社会迥异的措施因应,从而形成地域之间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综合而言,明清卫河流域的城水空间关系可分为近河型与远河型,以近河型为主。前者包含河流绕城、城镇临河及跨河等不同形式。因城镇地近河流,常受洪水泛滥冲啮之患,因而形塑了沿河地方以防水固城为主的景观适应。后者则因远离河流,常有城镇用水之困、文脉断绝之危,是以通过开渠引水绕城等形式,竭力缩短城水的空间距离,既为解决生活实际,更为营造城镇风水,以求当地科甲蝉联,人文蔚起。明清城水空间的差异与地方的因应措施,表明卫河流域州县城镇重防御与重文脉观念的演变,反映了沿河城镇独特地域景观的塑造与城水空间差异之间的密切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