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构想”下日本对东南亚的海洋安全政策

从国家安全战略演变角度检视,作为日本新国家安全战略的“印太构想”,可谓丰臣秀吉时代以来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发展的必然产物。“印太构想”在出台前历经“胚芽期”“胚胎期”“胎儿期”三个战略观念发展阶段,日本对东南亚的海洋安全认知也随之变迁。在“印太构想”的“胎儿期”,日本对东南亚海洋安全形成了新认知,主要将之视为通过主导“印太”海洋安全秩序构建而主导“印太”安全秩序的关键着力点。基于此,“印太构想”出台以来,呈现三大特点:以编织由日本主导的“共享基本理念”的东南亚海洋安全国际联盟网络为政策目标,以开展“体系化防卫合作”战略性提升与东盟及其成员国海洋安全关系为核心政策措施,以将南海问题作为关键抓手形塑秩序规则认同和深化与东南亚相关海陆浅纵深交通枢纽国的海洋安全合作为政策重点。未来五年,日本会进一步以海洋安全为重心深化实施“印太构想”,强化在东南亚的海洋安全影响力,以辐射整个“印太”尤其是“印太”其他中小国家。日本的东南亚海洋安全政策在目标、核心措施和重点上均会有所调整,以加速构建由日本主导的“印太”海洋安全秩序。不过历来重视大国平衡的东盟并不会轻易选边站。“印太构想”下日本充满陆海二元对立和排他性特质的东南亚海洋安全政策,自始至终都有其限度。

试论印度“印太构想”的基础

“印太构想”是二十一世纪印度力推的战略新思维。“印太构想”的内涵囊括印度洋和太平洋,是印度全球海洋战略的最新构成。剖析印度“印太构想”的基础,对深入了解和准确把握印度海洋战略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本文针对印度“印太构想”的理论基础、地缘政治基础以及实践基础分别进行阐述分析。其中,理论基础由印度的大国思想、海洋思想和官方发布文件共同构成,三者为印度“印太构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地缘政治基础主要包括其陆向地缘政治背景和海向地缘政治环境,二者对印度“印太构想”提供了现实依据。以“南进”和“东向”政策为代表的先期海洋战略实施所积累的成果,则构成了印度“印太构想”的实践基础。

后安倍时代日本的“印太构想”将何去何从

安倍作为日本“印太构想”的主要发起者和推动者,在日本“印太构想”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接替安倍出任日本首相的菅义伟延续了安倍“印太构想”的政策理念及整体框架,同时在面对新冠疫情冲击以及中美大国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使得日本的“印太构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包括重视“印太构想”中的经济安全因素、关注区域内国家的感受及支持东盟在印太地区发挥中心性作用等。在后安倍时代,日本的“印太构想”在坚持价值观外交及地缘竞争的基础上,将会积极拉拢东盟、英国、法国、德国等世界主要国家介入印太事务,并将日美同盟与日本“印太构想”进行深度捆绑,全力将印太地区塑造成大国竞争的“竞技场”,打造围堵中国的“朋友圈”,使得后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以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将面临更大的战略压力。

印度“印太构想”的演进逻辑与制约因素

21世纪初,印度日益认识到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及其对实现印度国际战略的重大意义。印度“印太构想”的提出既是对美国印太战略的一种回应,同时也是印度对印太地区愿景的具体描绘。这一构想在内容上涵盖了经济、外交、安全三个层面,致力于打造自由、开放、包容的印太经济格局、平衡机动的多边外交体系和以印度为纽带的印太安全机制,并体现出强调政策的包容性和战略自主性、突出东盟的绝对核心地位、重视区域内部互联互通的特点。印度“印太构想”既有配合美国印太战略的意图,同时又谨慎地保持着战略平衡,以借此扩大印度的地区与国际影响力。就目前而言,印度经济发展状况、中美战略竞争态势以及地区权力格局变化是印度“印太构想”实施的重要影响变量。未来,印度仍将秉持大国平衡战略,以议题式结盟取代不结盟政策传统,为其战略调整提供更大的转向空间。

层次分析法下日本“印太构想”提出动因分析——以安倍二次政权时期为例

2016年8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非洲国家发展会议上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度洋与太平洋”。2017年11月6日,日美两国首脑在记者见面上称,两国将通力合作打造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本文运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层析分析法,从国际系统、国内环境和决策者个人三个层面阐述了安倍二次政权时期“印太构想”的提出动因,认为“印太构想”既是日本在应对国际秩序变动和遏制中国的主动选择,也是配合“积极和平主义”国家战略调整和官邸主导政治决策模式的双重结果,更是安倍晋三决策者个人保守政治观的具体表现。

岸田政府“印太新计划”的内容、动因与前景

2023年4月,继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印度发表《印太未来》演讲后,日本政府正式推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新计划”。这一计划旨在响应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化,强化日本的“印太构想”,强调通过“平等对话”和“平等伙伴关系”来增强合作,并提出新四大支柱:和平与繁荣规则、以“印太”方式应对挑战、多层次互联互通、海空安全保障和安全使用举措。该计划反映了日本外交受区域政治经济变化、日美同盟加深及国内政治右倾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未来同样面临国际局势动荡、国内形势低迷和区域国家不支持等多重挑战。但新计划的持续推进将对中国发展和中日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值得持续关注。

日本外交与“印太构想”——基于国际公共产品角度的评析

日本“印太构想”作为当前日本外交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地缘政治战略特性。近年来,日本致力于强化该构想的国际合作及公益色彩,积极打造“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印太”,将“印太构想”定位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手段,在大力宣传的同时具体规划其政策路径。日本历来将参与国际合作、承担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作为开拓外交战略空间、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印太构想”的相关转型变化同样基于自利性诉求,具有战略指向性。日本“印太构想”尽管有国际公共产品之名,但在政策制度、对华立场、合作机制与价值理念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与缺陷,阻碍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公共产品。

多维度对冲与兼容性竞争:“印太构想”下日本的对华战略剖析

中美国力的"一进一退"可以说是国际大变局中最具影响力的体系意义变量。对自诩是西方国家的日本来说,这主要意味着现有的自由国际秩序遭到挑战,日本的角色定位和国家利益驱使它竭力稳定这一秩序,并借此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日本的"印太构想"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个区域性秩序框架。日本意欲联合各方,一方面通过多维度对冲在安全领域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多层次安全保障体系,另一方面在经贸领域勾勒一个体现日本意图但又容纳中国的多边制度框架,以实现与中国的兼容性竞争。中国应在对此有清醒认知的同时,坚持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加强沟通协调,积极推动构建互利双赢的中日关系新格局。

日本“印太构想”及其秩序构建

“印太构想”本质上是在国际秩序面临变动的新环境下,日本试图在新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板块“印太”地区构建一个新秩序的对外战略,具有被动应对和主动构建的双重动因,旨在塑造符合日本利益的国际秩序环境。在战略推进中,“印太构想”注重构建基于民主价值观的指导性联盟、强化规范性的“规则”、推进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以促进地区一体化,以及提升地区整体安全能力、构筑安全秩序环境等,试图构建出日本主导的印太秩序。“印太构想”对秩序的构建呈现出基于连接的一体性、结构的差序性、合作与对抗并存的矛盾性等特点。“印太构想”及其推进,体现了新时期日本的战略性秩序观,需要深入研究。

日本印太战略的历史演进、实施路径与前景评估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以及亚洲地区秩序深刻调整,日本积极塑造“印太”地缘新概念并引领国际印太战略体系构建。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日本印太战略的形成有一个逐步演进和明确化的过程;从实施路径来看,日本印太战略以安全举措为暗线,以经济合作为明线,双管齐下来维持西方主导的国际和地区秩序;从实质来看,日本即使将印太战略改称为印太构想,仍难以改变其遏制中国的地缘战略本质。未来,日本将继续完善与塑造自身印太战略框架,联合各相关国家从经济、安全两个层面围堵中国,同时在有限的范围内将中国纳入印太秩序体系之中。

冷战后日本与东南亚地区秩序的构建:观念与政策

冷战后日本与东南亚地区秩序的构建问题应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地区秩序与国际秩序有相通之处,但也有其独特性。地区范围、地区制度框架及地区统合原则是地区秩序的构成要素。在东南亚秩序构建进程中,日本形成相互并存的、多层次地区概念。从亚太到扩大的东亚、“自由与繁荣之弧”和“两洋交会”再到“印太构想”,日本的地区秩序观经历经济导向、价值观导向及印太框架3个时期的演变。日本从强调包容性转变为强调同质性,价值观外交愈发突出。日本通过双边与小多边主义强化安全合作,安全议题的分量不断上升。以新版“安保三文件”为指导,日本在2023年推进名为“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的安全合作新框架,使援助外交从单一的经济发展援助走向“经济+安全”双轨并行的新态势。日本从均势与陆海对立的思维定势出发,地区概念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试图借此阻滞与稀释中国的影响力。

东盟一体化背景下日本对湄公河国家援助:动因、路径与评估

不论是出于助力东南亚经济社会的发展、推动东盟经济一体化的积极性区域合作构想,还是基于与一体化水平更高的东盟合作实现经济与政治利益最大化的自身需求,日本对湄公河国家的援助都与东盟一体化进程呈现某种程度的相关趋向。这种相关性随着地区内外环境的变化发生适度调整,从而使援助的规模和形式呈现因时因势的起伏。总体看,东盟共同体背景下对湄公河地区的援助对于弥合地区发展差距、促进经济一体化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日本也得到了经济回报和政治外交收益。但援助与“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外交理念相捆绑,并成为“印太”战略推进工具,将对东亚地区合作带来消极影响。

美国印太战略构想评析

美国的印太战略构想初步形成于奥巴马政府时期,是对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补充,该构想面向南亚、东南亚和澳大利亚,以传统安全合作为主,非传统安全合作和经济合作为辅,鼓励印度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的印太战略构想进入调整期,特朗普政府将"亚太"纳入"印太"的范围,但其外交决策却显得迟缓、破碎,特朗普一方面延续前任政府加强传统安全合作的做法,要求盟友承担更多的责任,另一方面强调美国利益优先,主张贸易要"公平互惠"。同时,特朗普政府重拾冷战思维,"以实力求和平",安全问题上针对中国的意图更加明显。美国的印太战略还停留在构想阶段,今后还将受到美国国内政治分歧、美国与盟友及伙伴不同的利益诉求等因素的制约,中国应保持理性,对周边安全环境保持警惕,处理好与区域内国家的关系,继续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战略。

印度尼西亚“印太”合作构想的缘起、演进与考量——兼论中国的应对策略选择

由于近年来美国“印太”战略和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实施,东南亚地区成为大国竞争的要地。基于合作、包容、透明和开放的原则,印度尼西亚提出以东盟为中心,以可持续发展、海上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核心内容的“印太”合作构想。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印度尼西亚的“印太”合作服务于其海上崛起的战略野心。印度尼西亚试图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维持平衡关系,确保其在地区事务的主导性和东盟话语权。从地缘经济角度来看,印度尼西亚的“印太”合作构想旨在维护其海洋经济利益,并勾勒“印太”经济合作圈,加强“印太”地区经济合作,以应对全球经济不稳定形势,使其和东盟在中美经济战略竞争中能够左右逢源。中国应积极回应印度尼西亚的“印太”合作构想,充分尊重东盟的“中心地位”,与印度尼西亚和东盟加强海上合作、区域经济合作,继续支持东盟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在安全问题上给印度尼西亚和东盟保留一定的对冲空间。

《互惠准入协定》与日澳海洋安全合作

《互惠准入协定》为日本与“准同盟国”澳大利亚在海洋安全领域的密切合作提供了清晰的实施路径与法理依据。在双边层面,日澳海洋安全领域的合作内容不断拓宽;在多边层面,两国配合美国推行“印太战略”,持续深化美日澳安全与防务合作。在《互惠准入协定》框架下,未来日澳两国间的海洋安全合作将会继续深化,武装力量在对方国家的相互部署也将常态化。日澳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断加强防务合作,积极向军事“准同盟”方向迈进,势必破坏亚太地区现有战略平衡,给地区乃至世界的安全与稳定带来严重挑战。

日本“印太战略”的演变逻辑

日本最早明确提出“印太战略”,并积极将“印太”概念和“印太战略”理念推销给特朗普政府。在推动美国接受“印太战略”的同时,日本不断完善和调整本国的“印太战略”,使之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这些阶段体现了日本在制定和实施其亚太地区对外战略方面的发展过程,是日本决策层在不同时期对日本所处的国际体系地位及内外环境的认知结果。中日美之间的“复合结构性矛盾”为安倍政府出台和调整“印太战略”的主导变量,“安倍主义”是其中介变量。同时,二战后的历史、中日美实力地位变动和日美同盟关系等因素,决定了日本制定针对中国的战略的机理,这使该分析框架可以细化为几个具体的分析维度,从中日美实力对比、中美的战略意图以及中日美互动关系的角度分解中日美之间的“复合结构性矛盾”,并通过分析日本决策层对上述因素的认知体现“安倍主义”的中介作用。鉴于中日美“复合结构性矛盾”这一主导因素不会改变,且美国采取对华强硬和对日缓和的策略,日本针对中国的“印太战略”不会根本废止,但很可能根据大国关系的变化调整“印太战略”的具体目标和实施策略。

“自由国际秩序”的历史窠臼:论“印太”框架下日本的对华制衡

对自诩西方国家的日本来说,中美国力的“东升西降”意味着现行“自由国际秩序”遭到挑战,其角色定位和国家利益驱使它要竭力稳定这一秩序,并借此提升国际影响力。“印太”概念便是日本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个区域性秩序框架构想。在政策宣传上,它标榜要构建一个自由开放的区域秩序框架。但暗含的一元排他性价值理念导致其本质是“有选择的多边主义”,且在拜登主政后,日本的“印太”概念越来越趋同于美国的“印太战略”,呈现出鲜明的遏制打压中国的外交态势。中国应在对此有清醒认知的同时,坚持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基础上加强沟通协调,确保两国能共同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发挥积极作用。

印太视阈下日本的南海政策

近年来,在“印太构想”的指引下,日本在南海地区的行动已经逐步升级,日本介入南海争端的战略举动实际上已经成为日本牵制中国,谋求“印太海洋秩序”主导权的具体体现。日本的南海政策正成为日本“印太构想”的关键组成部分,成为日本推动大国外交,强化与美国、印度以及东南亚各国海洋安全合作的重要抓手。日本强势介入南海争端不仅干扰中国和东盟各国信赖关系的建立,还会加大中国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的难度,为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增添新的障碍。后疫情时代日本将进一步介入南海争端,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加快,日本对南海争端的介入也会提速。并且,日本对南海争端的介入正显露出一个不好的迹象,即日本将南海争端与东海问题并列为中日间需要解决的矛盾,日本对南海争端的定位将加剧中日战略互疑,为新时代中日关系的建立制造新的障碍。

“印太”视角下印度与东盟国家海洋安全合作新动向

随着印太地区在全球战略地位和价值的不断凸显,印度推出“印太构想”来加强在该地区的战略部署,目标是打造有利于印度的地区环境,助推印度的快速发展。东盟在印度的“印太构想”中居于核心地位,强化与东盟的海上安全合作是印度推动“印太构想”和实现印度海洋战略的重要举措。莫迪政府连任以来,通过完善与东盟国家的海上防务合作机制、增加对东盟国家的海洋武器出口、强化与东盟国家海上军事演习和提高对东盟国家海洋安全援助等措施加强双边海洋安全合作。印度的海上行动既反映了其希望巩固在东盟的经济利益、谋取海洋大国地位和遏制中国迅速崛起的内在诉求,也表明了美国“印太战略”的发展对印度的驱动作用。尽管印度—东盟的海上安全合作面临着利益诉求差异大、印度海上综合实力较弱、合作机制有待完善等局限,但是双边海上安全合作也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就印度而言,增强了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拓宽了与东盟国家的合作渠道;就东盟而言,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安全收益;对中国而言,使中国周边的海洋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就美国而言,双边的海上安全合作必然对“印太战略”的推进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印太语境下的日本—印尼海洋安全合作:进展、动因与限度

近年来,随着印太地区权力转移进程的加速,地区安全秩序开始变革,主要国家间的关系也处于重构中。作为印太地区两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国家,日本与印尼以海洋安全合作为重点,进一步加强和密切两国关系。日本—印尼合作既受到亚太乃至印太地区局势快速变化、美国对外政策调整等外部环境的较大影响,也是两国基于各自国家利益和战略取向的主动作为。然而,其合作受到若干负面因素的掣肘。双方不仅对未来海洋安全合作具体设想有所差异,在印太安全秩序构建主导权上也存在“美日印澳”或“东盟中心”的认知分歧,而且印尼等距离外交传统与国内民族主义思潮也会抑制两国合作的深入发展。因此,日本与印尼的海洋安全合作仍存在较多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