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印度学体系中的牛津大学佛教研究

英国牛津大学是近代欧洲东方学重镇,其梵语研究乃至整个印度学研究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佛教研究于19世纪初兴起后,牛津大学的印度学研究很快与中国学研究相结合,在梵语、汉语佛教文献学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本文以近代国际东方学的发展为背景,揭示了佛教研究在19世纪牛津大学印度学学科体系中的成长脉络。本文还探讨了牛津大学印度学家威尔逊、缪勒等人介绍中国西行求法高僧游记、推动在华寻找梵语原典等活动。

金克木的印度学研究

著名的梵文专家金克木在印度学领域倾注了毕生精力,他对印度佛经进行了阐释,并提出一套系统的整理方案:编目→分类→解题→校注;对印度哲学的三分模式、因果问题、时空观念和阶段划分作了剖析,对印度美学的发展状况、基本阶段和核心理念进行了阐释。金克木对印度学的研究,不但拓展了印度学的研究视域,而且深化了人们对印度思想文化的理性认知,对目前的印度学研究仍不乏借鉴意义。

沈曾植与印度学

小引 沈曾植（1850—1922）先生是晚清民初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学问家，他学问渊博，深通经史百家，尤精于历朝法律，对佛学、道教等宗教有不少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文学艺术方面也继往开来、开宗立派。鸦片战争前后，由于国运日衰，许多学者致力于西北史地的研究，其中徐松（1781—1848）、龚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6）、张穆（1805—1849）、沈盎（1798—1840）、张穆（1805—1849）、何秋涛（1824—1862）等即其代表人物。沈曾植继承前辈学者之风范，发愤图强，精研舆地之学，秉持“与时俱进，掉臂独行”的理念，不仅在蒙元史、西域边疆史地领域著述颇丰，而且在南海交通史地探索方面具有开拓之功。

从印度诗学到比较诗学——黄宝生印度学成就之一

黄宝生是我国当代杰出的印度学家,从印度古典诗学研究与翻译到比较诗学研究,他都取得了突出成就。其专著《印度古典诗学》系统地概述了印度古典诗学的源流、体系、重要著作和流派等,对一些术语概念进行了详解和评点,填补了我国印度诗学研究的空白。其译著《梵语诗学论著汇编》汇集了十部最重要的梵语诗学代表作,为我国的印度诗学研究和比较诗学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其印度诗学与西方诗学、印度诗学与中国诗学比较研究的系列论文,体现了打通中国、印度和西方三大诗学体系,探索不同民族不同时代共同文心的学术旨趣。

一次世界印度学家的盛大结集

2015年11月21—23日，世界印度学家大会在新德里隆重召开，来自中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美国等国家的30多位著名印度学家，以及印度各地各高校的著名学者200多人出席。

一个古典印度学学者眼中的鲁迅与泰戈尔

泰戈尔是印度著名的文学家,也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鲁迅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也被誉为现代中国的"民族魂"。鲁迅与泰戈尔都植根于东方文化的土壤,登上了东方文学的最高峰,并给世界文学带来了巨大影响。同为东方民族的两位文学巨人,鲁迅与泰戈尔不仅在中印两国读者中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们也是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象征。1924年,泰戈尔访问了中国,在当时掀起了一阵"泰戈尔热"。鲁迅参加了为泰戈尔举办的六十四岁生日庆祝大会,并观看了英语话剧《齐德拉》。两位不同国度的文化巨人得以见面,此后,鲁迅便多次谈论起泰戈尔。据不完全统计,鲁迅在文章中至少有十四次谈到过泰戈尔,可见他们在心灵上的相通。2016年6月14日,由鲁迅文化基金会发起,绍兴文理学院承办的"鲁迅与泰戈尔:跨时空对话"中印国际学术论坛在鲁迅先生故乡大学绍兴文理学院校隆重举行。泰戈尔和鲁迅两位伟人的后人以及中印两国的文学研究专家在鲁迅故乡大学绍兴文理学院的相聚,正是对当年泰戈尔与鲁迅会面时未曾展开对话的重新开展。相信此次"大师对话"不仅让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鲁迅与泰戈尔心灵的相通性,而且也进一步认识到鲁迅与泰戈尔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同时,此次"大师对话"的开展不仅将两位文豪的文化交流精神延续到今天,也将更进一步深化中印两国的文学和文化交流。

我们向印度学什么?

潘松--有10多年在印度的工作经验和经历,足迹踏遍从阿拉伯海到孟加拉湾、从喜马拉雅山南麓到印度洋北岸,对印度的经济、历史、地理、文化、法律、语言和宗教有一定的了解和研究。常身居恒河两岸,心系长江之畔,深感从21世纪初叶开始。印度将是我们既竞争又合作的伙伴。

明治日本美术史的起点与欧洲印度学的关系——冈仓天心的美术史与明治印度学及东洋史学的关系

在与西方文明的相遇中,汉字圈国家要确立作为现代制度的"美术",并令美术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作贡献,美术史叙述变得重要。冈仓觉三(号天心,1862-1913)为日本"美术"这一制度事实上的确立者。其《日本美术史》(明治二十三年[1890-1892]讲义,1922年付印),为日本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美术史叙述,且多论及中国美术史。本文将聚焦于本书,探讨冈仓天心美术史叙述与印度学、明治日本中国史研究之间的关系。冈仓天心与印度学与明治中国学(明治日本的"支那学"^(1),尤其所谓"东洋史学")的关系一直未被留意。本文认为,探讨冈仓美术史叙述与印度学、中国学的关系不仅是分析冈仓美术史叙述的重要角度,同时也是探讨欧洲印度(佛教)学、明治印度学与明治日本中国学起步之间关系的角度,进而也是探讨这两门学科在明治学术史思想史中位置、性质的角度。本文将聚焦于十九世纪中期欧洲印度学代表麦克斯?缪勒(F.Max Müller)与明治中期的日本美术史学、日本东洋史学之间的复杂关系。

西藏的南亚通道建设与印度学知识产业链

我国的现代印度学学科发展受到中国文化传统、现代欧洲学术传统和中国现实需求三方面影响,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印度学知识生产体系。结合西藏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建设"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现实需求和机遇,印度学可以和藏学良性互动,相互促进,推动学术研究成果的转化,打造完整而富有地方特色的知识产业链。

软件外包,向印度学什么?

1亿美元的软件与IT外包出口所创造的增加值,相当于制造业20亿美元的来料加工出口,但两者所消耗的资源、占用的土地却有巨大的差别。

近十年来印度学前教育政策的特点与启示

近十年来,印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新的学前教育政策,不断完善和发展较有成效的原有项目,使这些项目之间相互联系又各有侧重。如,《国家儿童宪章》（2003年）对政府与社区的职责提出了总的工作要求;《国家儿童行动计划》（2005年）则为保护儿童各项权利提出了较具体的目标与策略;＂十五＂（2002-2007年）与＂十一五＂（2007-2012年）计划中体现了印度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的总的教育规划与各项工作重点,其中,儿童发展的权利更是成为＂十一五＂计划的核心。

我们应该向印度学什么？

以前我们只知道印度的软件业是全球领先的，现在发现印度在制药业、银行与金融服务业、汽车零部件制造业等领域也具备相当的实力。

梵学、印度学、东方学与中国文化研究——季羡林先生的治学范围和路径

当代中国两位国学大师季羡林、任继愈先生离开我们半年多了。两位先生学贯中西,德高望重,世所敬仰。早在本刊1993年创刊之时,两位先生便欣然应聘为本刊顾问,并挥笔为本刊题辞。十几年来,季老和任老以极大的热情一直关心本刊的发展,提出了不少宝贵建议,并多次参加本刊的一些学术活动。今天,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特意再次刊发两位先生当年为本刊的题辞,并发表两篇特约专稿,以表达缅怀之情。

从佛学、梵学到印度学:中国印度学脉络总述

佛学、梵学、印度学在中国是三个紧密相关又不相同的概念。它们出现在不同历史时期,与中国人当时的生存状态和外部环境密切相关。佛学是佛教东传的产物,佛教和佛学是两个有关联却不相同的概念,梵学和佛学在古代中国时常混用。随着现代对以印度教为代表的印度主流文化认识的加深,梵学称谓逐渐流行。印度学的出现与西方殖民主义闯入后,印度的自我觉醒以及中国对印度新的认识紧密相关,中国对印度的研究也从佛学、梵学走向印度学。佛学、梵学的研究传统与来自欧美和现代印度的印度学研究是中国印度学研究两大源头,不仅在北京大学交汇融合,催生了中国印度学,而且自1949年以来中国印度学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威廉·琼斯与英国印度学的确立

威廉·琼斯在印度文学研究上坚守人文主义学术传统,以一种超前的世界文学视野和文化多元性理念来观照梵语文学并给予同情理解,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定型思维。他从莫卧儿帝国的文化压制和婆罗门阶层的知识垄断中发掘出大量古代梵语典籍,奠定了英国的印度学的重要基础,并在欧亚大陆上产生了两个深远影响:打破了欧洲人对印度文学的无知,启迪了赫尔德、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激发了印度人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文化革新运动"孟加拉文艺复兴"的兴起。然而,琼斯又受专业主义学术潮流和殖民主义力量的裹挟,他的印度法律研究沦为了殖民统治的附庸。琼斯印度学为当今东西方之间的跨文化理解与交往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镜鉴。

近邻的智慧:向印度学管理——与印度裔管理学大师维杰·戈文达拉扬对话

近邻印度的管理智慧一直被中国企业家和管理者所忽视。为了更好地了解印度企业及企业家的优势而使中国企业家获益,《清华管理评论》特邀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高级讲师尹一丁博士与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塔克商学院讲席教授、印度裔管理学大师维杰·戈文达拉扬(Vijay Govindarajan)展开了一场精彩的对话,对印度企业管理及企业家素质、印度企业国际化和印度企业创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中国印度学总书目(ⅩⅩ)——补充目录

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 董国柱著心经 八大人觉经 四十二

俄印超常关系二百年与俄国的印度学

印度之于俄国,不仅是和西方争夺中亚—南亚的战略要地,而且也是不断重建"东方文明"的最重要资源。由此,无论是被英国殖民时虚弱的印度,还是国力和经济并不发达的冷战时代的印度,都得到了帝俄和苏联的倍加重视。而俄苏重视印度,并不仅限于外交领域,而是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造成这种奇观,和俄国有效地改造了从西方引进的印度学息息相关:俄国的印度学不同于英国殖民主义的论述,它唤起了俄国知识界对现实印度的同情、对古典印度的崇敬,也赢得了印度的好感。苏联延续了这种印度学传统,甚至加大对印度古典文明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在苏联和印度产生了更积极的回应。殊不知,这种成效正是俄苏把印度纳入其东方战略的认知和定位的结果,而且还产生了印度比中国更可信和更值得尊敬的效果。

中国印度学总书目(Ⅺ)——港台及其他国家补

高丽大藏经9大般涅磐经四十卷高丽大藏经10人楞伽经十卷高丽大藏经11月灯三昧经十卷高丽大藏经12宝网经高丽大藏经13首楞严经十卷（唐释）玄奘等译影印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唐释）玄奘等译影印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唐释）玄奘等译影印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唐释）玄奘等译（唐释）玄奘等译影印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影印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

论黄宝生的印度文学翻译与研究

黄宝生是我国当代杰出的印度学家,在印度文学翻译与研究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早期通过编写《印度古代文学史》,他对梵语文学的发展历史进行了系统梳理,对相关作品进行深入研究,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系列学术论文,体现出深厚的梵学根基。中期主持翻译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为中国的印度学和史诗学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全面提升了中国在世界印度学领域的学术地位。其《〈摩诃婆罗多〉导读》是关于这部史诗的专题研究,对作品的版本背景、人物形象、思想内容、艺术特点以及宗教哲学伦理等文化内涵都作了深入浅出的讨论。近期关于小说《十王子传》、戏剧《罗摩后传》和《指环印》以及抒情诗集《六季杂咏》和长篇叙事诗《罗怙世系》等古典梵语文学名著的翻译与研究,对于中国的印度学研究和相关的文类学研究都具有建设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