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封建主义及其历史奥秘——从历史唯物主义来审视约迪·迪恩的新封建主义

在众多提出新封建主义的学者中,美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者约迪·迪恩的新封建主义独树一帜。她早期提出了一个相对于传统资本主义更高级的传播资本主义概念,不过她在21世纪早期的思想发展中,体现了从政治批判到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脉络。在看到了麦肯齐·瓦克在《资本已死》中提到的资本主义之后陷入更糟的历史阶段的问题,她也觉得当代资本主义或许也发生了衰退,进入一个新封建主义阶段。不过,她对新封建主义的界定是基于政治上的理解,从而提出了新封建主义具有权力分割、新领主和新农奴、腹地化和灾难性焦虑等特征。如果我们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审视约迪·迪恩的新封建主义,可以发现,她的新封建主义带有一种抽象化政治的痕迹,缺乏从具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剥削和不平等,从而也无法理解新封建主义的核心不是政治,而是将云领地变成私有制的历史结果。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唯物主义根基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准确把握。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更新和递进环节,是人类社会交往结构与国际秩序的深刻调整,更是人类社会发展范式的反思和转换,其中蕴含着复杂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国家力量对比、制度竞争、文化冲突等方面构成了大变局的主要特征,具体体现在全球交往中的竞争因素上升、全球化的垂直性秩序遭遇多极化趋势冲击、全球治理模式从国家主体向全球性主体转变。我们要立足历史唯物主义根基,从世界历史发展视域出发进行深层次分析,同时必须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

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自贸试验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

自贸试验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通过经济基础的变革,推动了生产关系的优化和生产力的提升。自贸试验区在经济结构、产业布局和市场机制方面的创新,显著提升了区域生产力,并促进了科技和制度的创新。这种经济基础的变革对上层建筑产生了深远影响,法律制度的创新为经济活动提供了支持,文化观念的现代化和多元化得以推进,意识形态的调整则促进了社会价值观的多样化和包容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在自贸试验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通过优化劳动力市场、企业组织和社会分工,实现了生产力的持续提升和生产关系的动态平衡。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自贸试验区发展需不断深化制度改革,优化经济环境;加强文化交流,促进多元文化融合,提升文化软实力,以激发社会创造力。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机制与路径——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

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质态,对其形成过程的考察必然要回到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等重要范畴的考察上。基于后两者外延上的交叉关系,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出发,“人类无限增长的需要”与“有限的劳动时间和劳动能力”之间的矛盾作为一个更原初阶次的矛盾,成为生产力的物质技术属性、分工协作方式、所有关系各自的发展动力,并通过前两者间与后两者间的相互作用,以六条路径引起生产力的物质技术属性、分工协作方式的质变,形成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之“新”,体现为劳动者以质变的方式(复杂劳动)生产超额剩余价值的能力。应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直接的激励性政策、所有制与分配方式三方面出发,切实激励新质生产力的直接培育者——科技人员、企业家、经济学家和政府人员,保障新质生产力的稳步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不同理解视域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建构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着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哲学。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快速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成功开创,使发展哲学获得了新的生机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在中国发展的沃土中成长,是伴随着我国的发展历程发展而来的。同时,在进行中国的发展哲学学科构建时也面临着许多难题:一是发展哲学的学科定位及研究对象该如何定义?二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解释对构建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有何影响?这些问题和争论亟需肃清。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理论根基,探究不同理解视域下的历史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建构的影响,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发展和全新探索均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精要概览及其中国化时代化观照——基于五封书信的分析

恩格斯晚年基于理论捍卫和革命实践的双重需要,通过书信的方式集中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意识形态相关问题,严厉驳斥了资产阶级理论家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青年派”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和滥用。在致康拉德·施米特、约瑟夫·布洛赫、弗兰茨·梅林和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五封书信中,恩格斯充分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生产方式及其“决定论”对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历史发展“合力论”对规律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辩证统一的揭示;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物质所产生的巨大反作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核心内容的深度阐释,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完善与发展。这些思想对于新时代全面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是凭空出现的抽象命题,它的出场既是确证人的本质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发展新征程中彰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题中之义,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历史唯物主义以现实的个人之精神属性、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交互作用、精神需要的内在驱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旨归搭建起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四梁八柱,为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找到了立论依据。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代表达与时代呈现,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理论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是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基石,它为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本质和精髓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认识立场,彰显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时代性、实践性、系统性要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其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社会发展观、社会矛盾观、意识形态观的理论智慧,形塑了文化价值、文化发展、文化动力、文化功能的理论内核。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正确认识和把握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实践,需要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思维方法,处理好文化的主体性与创新性、规律性与主动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

生产社会·消费社会·控制社会——资本主义变迁的历史唯物主义透视

马克思认为,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作为“生产社会”,不仅代表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更意味着资本作为生产关系,再生产了工人对资本的依附性。但生产社会并不是一个自足体,由竞争规律的强制所导致的低收入和充分消费之间的悖论,使再生产遇到它的内在界限。为了克服这个界限,早期资本主义以帝国主义运动开启了对“外界”的内在化;在后工业社会中,又以构建“消费社会”来实现对“主体”的内在化,进而把整个经济过程都纳入资本内部。20世纪晚期以来,数字技术的应用使资本的内在化运动达到极致,资本主义进入“控制社会”阶段。在控制社会中,大数据技术不仅掌控了生产和消费的全部环节,并且以精神政治调节主体对资本的依从性,由此造成更严峻的生存异化。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看,资本对整个社会的吸纳既再生产了自身关系,也孕育了更深刻的危机。

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规范性与阶级利益——兼及马克思主义的正义问题

马克思主义关于“正义”“公平”等的论述既具有描述性特征,也具有规范性特征。当在描述性语境中阐述其道德观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说明道德与物质生产方式的关系、道德的历史性、道德的阶级性、道德与阶级利益的关系等内容。而在规范性语境中,他们也确实对资本主义作出了道德评价,认为其是不正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作为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来抨击资本主义社会对无产阶级的迫害。通过对历史的科学研究,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利益的实现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无产阶级道德观比资产阶级道德观更为合理。他们比较各阶级道德观之合理性的标准不在历史之外,而是由历史本身来提供的,即何者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实现符合历史发展必然性,何者就具有合理性。

从乡村到都市:以生产方式为视轴的历史唯物主义道路——列斐伏尔《都市革命》解读

在从乡村社会学研究向城市社会学的转向中,列斐伏尔发现不同于基于大自然物理空间的乡村田野和住宅,城市建筑、街道和商业活动的空间关系内嵌着资产阶级以交换逻辑改变整个世界的都市化实践,这正是他自己所关心的现代世界日常生活的直接基础。正是在这一转变中,列斐伏尔开始从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坚持生产方式的原则,但又特别想让人们从关注生产方式的历时性发展进程,转换到对生产方式共时性空间关系场境的关注。这些非直观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法权关系),恰恰是在不同时期的城市空间中生成的感性的社会生活关系空间,在今天,就是资本主义的都市社会空间。

论马克思的劳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通行哲学教科书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表述似乎已成定论,然而检视马克思文献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文献便可明了,这些表述有缺陷,大量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容没有得到表示存在的机会。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应命名为劳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容包括: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劳动哲学本体论、人学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工艺学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围绕如何认识社会历史问题而展开,结果具有方法论性质。劳动哲学本体论是马克思思想整体的哲学基础,在哲学史上独树一帜,完成了哲学本体论思想史中的革命且大功告成。人学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以劳动为本体来看待人及其历史,就人论人地理解马克思人道主义理论是错误的。工艺学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劳动的技术基础和组织基础,是马克思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工艺特点的理论成果之一。

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的精神政治学批判

在理论谱系上,韩炳哲的“精神政治学”思想承接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生命政治学是表达工业资本主义治理的概念,精神政治学则是当前数字化资本主义的治理技术。精神政治学发明了“情感工业”“功绩社会”“自我剥削”三大治理手段,使资本主义实现更深层的社会控制与剥削。但韩炳哲对精神政治学的批判,没有为走出资本主义提供现实性的方案,他反倒认为革命在今天是不可能的。借助于詹明信的“认知测绘”视角,可见韩炳哲的革命悲观意识缘于其“批判”缺少严格的认识论维度,致使其深陷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迷雾,无法划定出重建主体性及其与社会整体之间关系的正确方向。而鉴于“认知测绘”被詹明信归结为一种美学批判或文化政治的策略,其理论仍然具有乌托邦性质。为此,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范式,以“认知测绘”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方法,反思精神政治学批判的局限性,不失为一条可以尝试的道路。

流动空间权力关系的建构与现实转换——对卡斯特传播权力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考察

随着全球信息技术的革新,卡斯特将具有虚拟性、开放性、全球化等特征的流动空间设定为网络社会特有的空间形式,并以此为前提对流动空间中权力关系的建构及其现实转换进行了系统性的考察。在现实的推动下,卡斯特认为流动空间中的权力关系存在着权力主体从精英转向大众、权力载体从网络公共空间走向城市公共空间、权力变革目标从政治改革通向社会变革的可能性。这种现实转换发生的条件首先在于作为流动空间权力关系新载体的大众自传播的兴起,另一个更为基础的条件则是处于被权力压制的大众通过对恐惧情绪的克服推动了网络社会运动向前发展,并且具有重建公共空间的潜力。卡斯特以流动空间中的权力关系为研究对象所建构起来的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特质的理论构想,为数字时代的政治改革、社会变革、人的自由解放以及国际新秩序的构建等重大现实议题注入了思想活力。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既符合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中国特色具有深厚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涵。“人口规模巨大”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中国式现代化判定中国发展的科学原则;“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正义观念是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公平正义的哲学根据;“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表明“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追求是中国式现代化创新全面发展的核心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是中国式现代化践行“生命共同体”的思想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来源。

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框架的“改造”及其后果

葛兰西哲学的整体逻辑结构来自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框架的“改造”。这种“改造”的突出特征是在部分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框架有效性的基础上,确认“市民社会”的主导性作用,并在传统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领域之外开拓出文化斗争的新领域。“文化领导权”问题事实上成为“市民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介”,绕开了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必要性问题的关键表态,最终与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了严重分歧。葛兰西关于“有机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及其作用的分析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思想文化运动中领导作用的忽视,源自对历史唯物主义框架的误读。这种忽视实际上也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症结”所在。

文明形态划分: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释读

历史唯物主义是释读文明形态及其类型划分的科学方法论。不同于被遮蔽在西方理性主义叙事中的文明形态划分范式,马克思、恩格斯以物质生产为切入点,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及其共同构成的社会生产方式作为文明形态划分的根本依据。他们从文明的物质形态、社会形态、地域和民族、国家形态以及价值形态的总体性视角,科学、全面地揭示了文明形态划分及其理论依据问题。基于社会生产方式的文明形态划分革命,贯通着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历史观、人民观和世界观的理论特质,内置着辨识文明形态“新”与“旧”的科学方法,以及构建新文明形态的路径指引,开启了对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新阐释。

聚焦城市的“照着说”:历史唯物主义的田野工作——列斐伏尔《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研究

在《都市革命》一书中,列斐伏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靠近,还是资本主义都市化实践的现实研究氛围潜移默化的结果,而《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则是他从马克思、恩格斯1845年之后诸多文本中深入研读历史唯物主义的田野工作的成果。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逻辑转换节点。特别是在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细读中,虽然他并没有直接找到关于城市的专题性研究,但他真的经历了一次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的洗礼。列斐伏尔应该是第一次学会了从客观实际出发去打开现实和概念。这是列斐伏尔思想中一次方法论上的重大转折。虽然他仍然保留着人本主义话语的外饰,但那种从价值悬设出发的人学批判话语已经彻底失去了主人话语的地位。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术语革命”——基于“资本”范畴的分析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变革、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正是立足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赋予政治经济学范畴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全新内涵,发动了“术语革命”。从资本范畴来看,马克思批判并革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将资本理解为物的观点,揭示了其“社会关系”本质,归正了对资本的理解,开显了资本的本真意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术语革命”,不仅起到了革新政治经济学的巨大作用,而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证实、丰富、完善和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

人类永久生存的历史唯物主义立法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因而不需要自己给自己立法,动物天然置身于自然法则之中而获得了物种永久生存的保证。人类因为可以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去生产”,这等于没有固定的“尺度”,因而需要自己为自己的永久生存完成立法。西方的法哲学和历史哲学试图为人类物种作出种种生存立法,但这些立法基于唯心论世界观抽掉了人类物种的“自然生命”基础,所以仅仅为人类物种的生存完成了抽象立法。这一抽象立法把人类物种的“精神生命”从“自然生命”中剥离出来,因而无法保证人类物种的永久生存。马克思从唯物论世界观出发,揭示了世界历史进程中人类社会形态及其文明形态的演进规律,把公有制的社会生产关系确立为人类物种的永久生存之法,最终完成了对人类物种实现自己永久生存的历史唯物主义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