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历史编纂学在近代的变易与传承——兼论中西方历史编纂学体系的异同

传统历史编纂学具备一套成熟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这一体系在近代发生巨大变易。其基本走向并非照搬西方经验,而是不断根据国家和民族的现实需求作出调整。经世目标的变化,决定着历史编纂呈现出何种面貌。中国历史编纂学在应对外来挑战时,既有选择地吸收了能推进自身发展的内容,又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发扬了优良的传统。这不是一场取代与被取代的单向运动,而是两大史学体系的碰撞与融合。长期平行发展的中西方史学,终于在近代有了大范围的交集,也正是这种交集,让双方各自的优势显现了出来。西方近代史学对中国影响较大,但中国古代史学在世界上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具有突出的优越性。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视角加以考察,历史编纂学恰恰是中国古代史学优于西方之处。

蒙古历史编纂学中的汉文化因素

汉族的历史编纂学有着悠久的历史。蒙古人将他们从汉族人那里学到的文化应用到自己的创作之中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翻译写作风格。蒙古编年史编纂中的汉族历史编纂学因素体现在资料的借用和编纂方法两个方面。这也是蒙、汉两个民族在文化上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历史佐证之一。

萧一山的历史编纂学思想和实践

在史学著作内容编排上,萧一山遵循"政治、经济、文化均衡铨叙"、"详近略远"的编纂原则,并充分关注社会下层群众的历史。在体裁上,萧一山以"新史学"标准判定传统体裁的优劣,其《清代通史》在章节体的框架下,借鉴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的写法,相较传统表现出较大突破。在语言表述的审美上,萧一山清新流畅的文笔颇受学者推崇,这对改进当前史学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历史分期的概念与历史编纂学的实践

历史编纂学中对历史的分期有自然的或技术性的分期与理论性的分期两种。中国和西方传统时代的历史学家都不注重运用历史的理论分期来编纂历史。对理论化的历史分期的热情是启蒙时代以来社会、自然和历史观念变化所激发起来的，对于中国历史学家说来是外来的。凡理论化的历史分期，其理论的根据都远远超出历史学之外，所以对于历史编纂学来说是无法从理论角度判断的，而只能从其对历史编纂学的实际产生怎样的作用来判断。任何理论模式都具有主观性。所以理论性的历史分期对于历史编纂学说来是假说、工具和方法。

历史编纂学近代转型概说

以近代社会和史学转型为背景,传统历史编纂学经历了一场解体与重构的艰难变革,其过程大致可以1900、1919年为节点划分为突破传统格局、建构近代体系、形成多元格局等三个阶段,而主要呈现出:史学科学化与历史编纂理论、方法的突破;章节体的兴盛与"新综合体"的发展;专史书写的兴起;学术规范的形成与历史叙事的转型等。其间,传统历史编纂学主动进行自我调适,使数千年形成的优良传统融入新潮流,焕发新的时代光芒。

心理学的历史编纂学:后现代主义的挑战

后现代主义思潮深刻影响了心理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传统的心理学历史编纂学接受真理的符合论,认为心理学的发展史是一维的和历时的。它习惯于在心理学的发展史中寻找某些"中心"或"标志",并假定了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心理学所面对的是同一主题。但是后现代主义的心理学历史编纂学强调了历史的社会建构特性,认为心理学史叙述的并非一种"客观实在",而是史学家的一种话语建构。后现代主义的心理学历史编纂学使得心理学史家更明确的意识到历史知识的主观性,有助于心理学史家认识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和意识形态问题,正视文化视角造成的认识差异,因而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历史编纂学:过程与形态

考察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前提和基础是认知传统的历史编纂学史。上世纪海内外层出不穷的中国史学史论著,多半集中于陈述自古及近的史部著作和历史作者,内容或博或约,见解或异或同,不乏引人注目的佳制。由于传统史学的研究资源异常丰富,略换角度,便可有异见或另说。本文作者正在主持撰写的《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着重探究传统史学在编纂形态方面的终始过程和多元形态,注意历史本身蕴涵的史学议题与时代思潮的相关度。本文即择取撰写过程中间进行再考察的若干历史疑问,按十八世纪以前的时空进程,略作点面交集的扫描式的历史陈述。

民族主义、现代性、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晚近西方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

本文在回顾19世纪后期以降朝鲜早期民族主义史学与随后形成的殖民地史学,以及20世纪50至80年代两个朝鲜交织而又差异的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概况基础上,通过梳理晚近时期英语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研究状况,呈现韩朝历史编纂学重要观念和研究范式的推演流变。西方学术界的韩朝历史研究在50年代以后长期受现代性话语、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主义主导,80年代以后逐渐受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人类学研究方式等影响,出现历史修正思潮,与韩朝史学界自身以民族主义为中心的历史研究取向交错感染,辩难纠缠,形成非常复杂的学术状态。晚近韩国历史学家对西方的韩朝历史编纂学已经做出较有深度的评析。透过西方韩朝历史编纂学的推演历程,可以看到现实价值取向与历史客观性取向之间的复杂纠结。

韩国历史编纂学中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对韩朝历史编纂学产生了支配性的影响,脱离民族主义而分析韩国历史学的理路是非常困难的。本文在梳理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演进历程基础上指出,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是一种同质化的、以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国家兴起为中心的宏大叙事,也一直是一种现实的社会思潮,在韩朝民族国家成长曲折道路上扮演重要角色。从申采浩到姜万吉,韩国民族主义史学本身也在不断经历调整,从国粹主义色彩到民主主义色彩,从激昂亢奋到相对温和。西方学者对韩朝民族主义史学的批评虽能指出韩国民族主义史学的缺陷,但因为将现代化价值绝对化,结果是肯定了殖民主义和日本亚洲侵略历史,实质是另一种有高度预设性的宏大叙事。如何在历史学中超越民族主义,是国际史学界共同的课题。

创造性阐释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

中国古代优秀史著不仅记载了丰富详确的史实,寓含着高度的民族智慧,而且体现了精深的构思和编纂技巧,因而具有超越时空的宝贵价值。史书体例精心安排,就是一个十分值得深入发掘和总结的重要课题。体例精当是为了更加恰当地再现客观历史,是古代杰出史家编纂思想的组成部分;不同时代的史学名著在体例上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体现了史家的创新精神;精当运用体例又催生出史书在布局和结构上的协调、和谐之美。因此,体例精当具有思想性、创新性和审美价值的意义,对此进行专题探讨是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研究值得重视的新视角。

试论《魏书》典志的历史编纂学价值

《魏书》十志自觉继承和发展了汉晋以来的典志撰述传统,准确地记录和反映了北朝社会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进程,其中《食货志》、《官氏志》和《释老志》的编纂尤其显示了北朝史家不同凡响的史识、史才和创新精神,从而再一次强化和丰富了中国史学重视典志撰述的特点。

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求真”理念

从客观的历史,到书写的历史,历史编纂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中国史学的发达,举世无俦,而历史编纂学的发达,则是中国史学发达最集中的体现。因此,在史学理论高度发展,人们对历史认识之特点的理论探讨不断深入的今天,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批判地吸收相关的理论成果,在世界历史编纂学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对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历史编纂学之发生、发展及嬗变的历史进行动态的系统的梳理,对其所蕴涵编纂学理论和方法进行深入的发掘与整理,无论是对中国传统史学遗产认识的深入,还是对我们今天的史学建设,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作。本期刊发的这组专题论文,首先就历史编纂与求真的问题,从理论的高度阐述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价值,期望能对发掘、继承中国历史编纂学传统有所贡献。

魏源历史编纂学成就析论

魏源是晚清在史书编纂方面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利用传统历史编纂的思想和资源,并结合道咸时期的时代潮流,对晚清历史编纂学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史论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和高超的历史编纂艺术,反映了魏源纪事本末体史书编纂的成就;"以西洋人谭西洋"的编纂原则和以志为主体,结合志、史论、图、表四体,多种体裁相配合来弥补传统典志体的不足,体现了魏源典志体编纂的新思路;"传以类从"和将传统正史纪、传、表、志前后顺序加以调整,是魏源关于纪传体史书编纂的新尝试。

《唐鉴》及其在历史编纂学上的地位

中唐以降,封建史学有了新的发展。就史书体裁而言,史评、典志等崛起,突破了纪传、编年陈陈相因的僵滞局面,其代表作为《史通》和《通典》。宋代不但保持了这一势头,而且出现了新变化,即各种体裁相互渗透,彼此汲取长处。司马光修《通鉴》,参用纪传体,叙事集中详赡,多具首尾,使编年体“断烂朝报”的弊病有所改变。范祖禹以编年、史评二体著《唐鉴》,别开生面。宋人认为,提供致治之道,编年体优于纪传。因其详于一国的治乱。但这是通过史实诤谏,难以痛快淋漓。《唐鉴》则以大量评论继于史实之后,具有随时议事的优点,弥补了编年体的不足,颇受时人青睐,对后世亦有较大的影响。

清初历史编纂学的时代特点和创新价值

清初历史编纂学成就卓著,不仅在当代史记载、学术史撰著、旧史补作等诸多领域,为后世保存了大量丰厚的历史资料,而且呈现出异于前代的鲜明时代特点,主要表现为强烈的反思和批判精神,深厚的历史意识和民族思想,并在历史编纂体例和方法上取得了重要创新,对后世具有重要启发价值。

梁启超与历史编纂学的近代转型

梁启超的"新史学",首先应当被视为对传统历史编纂体系的批判与重建,只有在这一视角下观察,才能发现其史学革命之有的放矢与真正意义。他不仅以敏锐的眼光、娴熟的技巧援引西学重建历史编纂理论,而且以此为标准对传统历史编纂学进行重估和整合,又以超前的学术意识规划学科范围和方向,同时在通史、专史领域进行广泛实践,取得卓著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说,梁启超在历史编纂学的近代转型过程中居于承上启下地位,扮演了总设计师的角色,而且确立了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基本走向,影响至深至远。

试论希罗多德与历史编纂学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及其所著的《历史》，开创了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系统而生动地记述历史过程的历史叙述体裁，奠定了西方历史编纂学的基础。不仅如此，希罗多德具有广阔的历史视野，能够比较客观公正地叙述各民族的历史，并且重视历史考证和史料真伪的辨别，注意将历史的真实性与艺术性结合起来。尽管其开创的历史叙述体载和史学方法也有不完善之处。

传统历史编纂学在近现代的进展

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高度发达。进入近现代以后,由于有识史家依据时代条件的需要,对它进行了继承、改造,因而获得了新的进展,而并非如有的研究者所认为中国历史编纂学已经凝固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典志体因注入了时代精神而凸显活力和20世纪"新综合体"的探索与运用。对此深入探讨,将有助于全面揭示近现代史学演进历程,并在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获得哲理上的启示。

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发展路径--以史书编纂体裁为中心的考察

从史书编纂体裁来考察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路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历史编纂体裁的多样性。在几千年史学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类别众多、形式多样的史书编纂体裁,其中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史书三体”居于主导地位,其他类别史书体裁也各具特色。二是历史编纂体裁的变化性。史家运用史书体裁时往往会突破固有成例,灵活运用,使得历史编纂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同时,史书编纂体裁又是不断发展的,呈现出从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的过程。三是历史编纂理论的自觉性。传统史学重视历史编纂理论的总结,刘勰、刘知幾、胡应麟和章学诚等都对史书编纂体裁作过系统的理论阐述,体现了传统历史编纂学的理论自觉意识。

关于心理学历史编纂学的方法与原则

历史编纂学是研究历史的方法和原理。心理学历史编纂学探讨的是心理学史的编纂方法和原则。这些原则包括:1)描述对反思;2)客观性对主观性;3)现在主义对历史主义;4)内在史观对外在史观;5)伟人说对时代精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