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厌讼”法律传统产生的本质根源

传统社会的和谐观、无讼理想和人们的法律意识等思想文化方面的因素都不是“厌讼”传统形成的本质根源。要对这一根源作出合理解释 ,就只有深入到这种现象产生的经济环境 ,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结构。

中国古代非必要诉讼研究:“厌讼”观反思

中国自古就有厌讼的传统,这一观点被广为认同,但"厌讼"一词有其自身的缺陷,"非必要诉讼"是对"厌讼"一词的矫正。非必要诉讼是指在案件社会结构的影响下,争端当事人作出非诉讼争端解决机制的一种选择。

传统中国厌讼文化考

传统中国的“厌讼”现象及其原因作为一个法学、文化学问题已经被学界关注多年。但不知应遗憾还是欣慰的是,学界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即“厌讼”心理的存在是“厌讼”现象的关键原因。然而,如果我们放弃用当今理论或术语去剪裁古典社会的做法时,我们却发现了一种别样的情形首先,传统中国虽然存在几乎不到官衙解决纠纷的现象,但却可能不存在今人所谓的“厌讼”现象;其次,传统中国民众之所以不到官衙诉讼,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而非部分学者所说的那样单一。

传统中国的“厌讼”现象及其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本文主要从解决纠纷的社会机制和诉讼效益两个方面对传统厌论现象予以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指出现今我国诉讼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是造成公民不愿打官司的原因之一，强调在现代社会除诉讼外，对于其他的解决纠纷的机制应给以充分重视。

中国传统“厌讼”观念辨析

"厌讼"是中国传统诉讼观念的一个主要表现方面。"厌讼"以不同的主体、不同的内涵存在于共同的表现之下、观念之中。官吏阶层与普通主体的"厌讼"观念有不同的内涵与成因。

中国厌讼传统再认识

长期以来,受儒家经典思想"和谐""无讼以求""无讼息争"的影响,学术界认为中国法律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很强的厌讼思想,认为中国民众具有强烈的"贱讼""耻讼""厌讼"的心理。但笔者经过长期对法文化研究之后,发现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并没有"厌讼"的传统,相反特别地喜讼,而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厌讼"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学术界的认知错觉。

试析中国传统诉讼观念——官府“无讼”“息讼”与百姓“畏讼”“厌讼”

历史的趋向和民族的习惯是一股强大的惯性。综观中国传统诉讼观念的形成流变,一直有官方的和民间的两条线贯穿于其中。"无讼""息讼"是官方的指导思想,"畏讼""厌讼"是民间的百姓心态。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引导并形成了中国传统诉讼观念。

无讼与厌讼之辩

无讼与厌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它们有着共同的中华文明“血统”,但从性质上而言,二者却有着很大的差异:一个是传统的政治理念;而另一个则更强调民众的心理定势。因而对于中国的法治进程,它们也有着与其性质上相应的现实意义。

论中国传统的厌讼意识及其影响

中国传统的厌讼意识从观念和制度层面对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下,必须消除民众的厌讼心理,才能为法治建设铺垫观念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民众都应当发挥相应的作用。

中国人“厌讼”心理的历史分析

“无讼”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最重要的价值取向。由“无讼”导致的“厌讼”心理 ,则构成了国人逃避诉讼、私下调解的深层心理根源。本文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及体制三个方面揭示了中国人“厌讼”心理产生的根源 。

泛讼与厌讼的历史考察——关于中西方法律传统的一点思考

近几年,在比较法律文化研究中,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西方的法律传统和价值取向之一是泛讼主义——通过法院来解决纠纷,追求法律上的公平与正义,东方的则是厌讼主义——将诉讼看作是不名誉、不光彩的事,凡遇到纠纷,尽可能在乡邻父老的调和之下私自了结,并认为这是西方和中国法律文化的重大差异之一。这一观点,在一般意义上是对的,但是太笼统,太抽象。因为,古代中国人并不是一下子就讨厌诉讼的。

从中国传统厌讼观看现代法治建设

中国传统的大方讼观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其积极的一面又不乏消极的部分。现代社会追求法治建设,对厌讼观的形成、原因等方面进行深刻探究,并结合当下的国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必将促使法治社会的进一步实现。

“厌讼”思想考辨——兼论对当今乡村纠纷解决的现实意义

古代的厌讼思想,多源于制度层面的欠缺。司法行政合一而导致审判效率低下。因此,厌讼思想大多存在于各代统治阶层,普通民众不仅不厌讼,反而有健讼的倾向。正确认识厌讼的本质及其根源,对今天农村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建立和谐社会要求各级审判机关引导民众正确认识并利用诉讼,既不能以纠缠细故为刁顽,也不宜一味鼓励诉讼,同时完善非讼方式解决纠纷的功能。

法治及其制度性条件——对厌讼思想的另一种法理学思考

一、缘起:对有关厌讼思想的经典理论的质疑差不多在每一部论及中国传统法律意识的经典和非经典的著述中,基于厌讼思想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标志性地位,作者们几乎都毫不例外地谈及了古人(乃至今天的中国百姓)的厌讼思想,而且同时都不约而同地对厌讼思想产生之根源作了尝试性探求,然而或许是因为受到先哲和同行中已有定论的潜移默化式的影响,那些有心于寻求事实真相的学者们却无法突破既有知识的束缚,以寻求一个新的致力点,不自觉地把前人的结论作为真理以承继下来,

揭开厌讼者的神秘面纱:日本人厌讼吗?

一引论日本人异乎寻常地厌讼,这一看法可谓广为人知。不管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在其国外,评论者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将一种独特而根深蒂固的文化归于日本人,即偏爱非正式的调解式私人纠纷解决办法,以及由此必然引发的对正式司法裁判机制的厌恶。从而,他们认为,日本人并未充分利用现行有效的正式纠纷解决机制。他们通常还补充说,日本人这种观念受下列因素的推动,即对妥协的一种古怪嗜好、对明确的“要么全有要么全无”解决办法的不信任以及对公开的反目及将其公之于众的处理之厌恶。

中国传统“厌讼”的心理分析

在中国传统的诉讼观念中,"厌讼"心理根深蒂固。民众对诉讼的维权利用率与社会发展的速度显现出一种不合理的比例。究其根源,这种心理是长期发展的结果,其形成的原因较为复杂,"乡土社会"的社会背景,"以和为贵"的儒家思想,统治者的"息讼"手段,等等。这些历史的积淀,久而久之让"厌讼"心理根植于人们内心深处。虽有时代变迁,但民众的"厌讼"心理始终存在。

“厌讼心理”和舆论监督的异化

正确的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重要功能之一,也是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舆论是社会生活的晴雨表和监察器。被舆论贬斥的对象怕舆论监督,恨舆论行为人。因此,近年来新闻官司呈迅速增加趋势。新闻媒体在应付新闻官司之余,产生了“厌讼心理”,导致舆论监督的异化。 一、栽刺难,栽花亦难,新闻官司迭起 近年来,新闻官司不断增加。新闻媒体的头头脑脑们作为“法人代表”,每每受到舆论监督行为人的牵连。在应付迭起的新闻官司中,许多人感慨:栽刺难,栽花亦难。 新闻官司不断增加的原因在于: 1、群众的法律意识增强,运用法律对滥用舆论监督权者进行监督。在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下,少数新闻从业人员经不起金钱和享乐的诱惑,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公民或法人对滥用舆论监督权的行为提请诉讼,可以纠正滥用舆论监督权的行为,督促新闻从业人员正确行使舆论监督权,因此,对这样的新闻官司,新闻媒体不必讳疾忌医。 2、被批评者强词夺理,想通过打官司挽回面子。舆论监督的主要手段是写作发表批评报道。尽管传媒批评的人和事“完全属实”,可少数单位、部门和个人,仍会百般抵赖,狡辩,甚至利用职权刁难、报复传媒和编辑、记者。以“打官司”为要挟,往往是被批评者强词夺理,企图挽回面子的主要选择。

“厌讼”幻象之下的“健讼”实相? 重思明清中国的诉讼与社会

利用多种类型的不同史料所作的综合分析显示,明清以来的很多区域均不同程度地呈现出词讼数量激增而非民众普遍"厌讼"的社会景象。而在诸种史料之中,那些关于地方衙门所收词状数量的记载,既对我们认识当时社会的诉讼实况有所帮助,也容易产生一些误导性的影响。其关键在于,衙门所收词状的总数,并不能被直接等同于讼案的实数,因为这些词状之中,有大量是属于针对某一相同案件的催呈或投词。重思明清时期的诉讼文化,不仅需要对明清衙门所实际面临的词讼压力谨慎估量,还应该对明清官方所常用的"细故"、"鼠雀细事"等称谓的微妙意涵,以及健讼之风的区域性差异加以关注。片面坚持"厌讼"旧论固然会使我们错失对问题的全面认识,但如果对一些相关史料不加仔细辨析便转而径自强调"健讼"新说,也容易堕入矫枉过正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