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政改革是中国改革新的突破口

现阶段我国县域经济发展遇到了诸如"没钱"、"没权"、"没人"、"没地"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背后是与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战略相适应的国家治理结构的缺陷。发展县域经济,迫切需要以推进县政改革为突破口,着力调整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城市与农村的关系。

华北县政改革与土劣回潮(1927—1937)

国民政府时期,近代华北各县政权组织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国民政府改县长集权制为四局分权制,对县长进行考试、训练和考察;进行房科改革和废除差役;实行廉政和庶政公开,开明清以来县政权组织变革先河,取得了一定效果,其影响甚至直达当代,但史学界对此研究尚付阙如。作者试以北伐之后国民政府在华北的县政改革为切入点,剖析国民政府时期的党政之争、官绅之争和新旧绅之争,以探讨县政改革与土劣回潮之间的关系,并及于国民政府最终丧失在华北统治权的原因。

“县政改革”与乡村建设运动的演进

定县实验在 30年代前后兴起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运动是在一个相当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运作和推行的。

中国的县政改革实践:困境与出路

当前,一些地方结合本地实际进行县政改革的实践探索,其中以行政分权为特征的"省管县"改革、人大代表专职化改革和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改革最为引人注目。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县政改革探索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形式的困难与阻碍。在此情况下,更需要明确指出,县政改革的根本方向和出路应该是县政自治。为此,需要进行真正意义的政治分权和司法分权,通过确立民众对执政者的制约,建立真正意义的责任政府;通过强化司法制衡来制约地方的政治行为,维护公共利益的制度底线。

县域治理强化上级集权成趋势——超大型国家的县域治理与县政改革

权力逐级向上集中，强化上级集权以至中央集权，而不是走向民主法治的普遍倾向。这就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民主法治方向有了反差，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于现行政体中合理因素的不当否定我认为未来十年全国选举改革的重点理应是县级直选改革政党成员要成为政务官，首先必须通过党内竞选和人大竞选成为人大代表。

中国县政改革的目标和基本路径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突破口是县政改革。县政改革的方向应是建立在行政分权和政治分权基础上的民主自治。当前各地所进行的"强县扩权"或"扩县强县"式的行政分权在加强县级政府自主权的同时,也增加了权力滥用和公共利益被损害的风险。为此,需要进行真正意义的政治分权和司法分权,通过确立民众对执政者的制约,建立真正意义的责任政府;通过强化司法制衡来制约地方的政治行为,以保证国家的政治统一有效性,维护公共利益的制度底线。

论见证国家体制的县政改革--以宋亚平著《咸安政改》的文本解读为中心

威安政改,一个县级地方政权体制改革的成功实践,在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的历史条件下,以其在既定政治格局中不断解决体制弊端的具体性,见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体制的改革发展。

县政改革中的人大代表职业化

中国的政治改革需要大力加强县级政权建设,而县政改革的目标是打造责任政府、重构县政权力来源,实现县政自治。县政自治的基础之一是落实县级人大的地方立法权和对行政的监督权,实现县人大代表的职业化与专业化,这符合我国法律规定,可以遵循"先易后难"的改革逻辑,在保持现有政策和人事的稳定、加强人大工作的基础上,从明确县人大代表的任职资格、选举原则和程序做起,逐步让县人大代表去"官员化",使其真正成为民意代表。

县政改革的建议:“四化八面”

现在大家已逐渐有了共识,认为县政改革是一条切实可行之路。县政改革改什么,怎么改?笔者认为,县政改革应贯穿民主化、精简化、服务化、社会化"四化路线",从"八个方面"展开,即实行"四化八面"的改革。

论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县政改革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县权力主体不明,行政不统一,自治政策不切实际,导致国民政府县政无为、无力、无效乃至失败。国民党第二次内政会议决定对县政制和政纲进行改革。通过改革,国民政府初步建立起权力主体明确、组织充实有效、行政统一、政策适宜的县政。

晏阳初的平教运动及县政改革实验

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及其领导的平教会,在探索改造乡村社会的实践过程中,为维护知识分子人格的完善和保持学术研究及实验活动的独立自由,不受政府的制约,主张不接近或介入政权。然而,随着乡村建设运动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晏阳初开始感觉到,欲将研究所得的成果推广出去,则非借政府的力量、政治的机构不可,终于放弃了私人教育学术团体和纯学术研究的立场,走上了与政府合作的新阶段,甚至"钻入政治",在县政改革方面进行了探索。

民国时期衡山县“县政改革”举措研究

根据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乡村建设模式,衡山实验县推出了一系列"县政改革"措施,改革举措涉及诸如县政机构改革、基层政权建设、地方自治机构设置、财政改革、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改革、建立农村示范区、加强国防自卫工作等八个方面,构建了完整的乡村建设和县级政权改造模式,不仅为近代中国乡村建设提供了范本,而且为当前的农村治理提供了实践经验。因此,在整理大量历史文献的基础上,详尽完整地论述衡山实验县的设立及配套改革措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扩权与制衡:县政改革的政策逻辑

民富国强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郡县治、天下安,郡县富、天下足",县域与县政在我国的政治运行和国家治理中一直处于特殊地位,对于实现民富国强至关重要。随着经济市场化、城乡差距扩大化和利益诉求复杂化,原有的县政体制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尤其是日益严重的官场腐败和日益频繁的群体性事件,严重制约了县域的稳定与发展,县政改革迫在眉睫。当前县政的根本问题在于"权小而无限"的权力悖论,改革应遵循扩权与制衡的逻辑,以自上而下的放权增强县政的自主性,以县域内部权力制衡保障县政的民主性。

罗田政改:从党内民主启动的县政改革

通过改革,罗田县建构了一种新的权力架构,虽然这个架构还不够清晰,但是它却预示了县政改革的某种方向。接下来的问题是:县政改革,下一步究竟如何走?

县政改革创新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

县政改革及其创新在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极为重要。针对当前我国县政改革创新存在的缺乏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和制度化转成等问题,我国县政改革要从"上下互动、左右制衡、整体设计、协同推进"的改革思路出发。既要从纵向上加强行政体制改革,理清市县权力关系和县乡职能划分,实现市县平级分治,均衡发展;又要从横向上推进县级政治的民主化进程;既要每一项改革纳入整体的县政改革当中,完善配套制度建设;更要"协同推进",加强中央与基层、政府和社会、实践与制度的协同推进。

通过进一步扩权改革理顺省市县政府间关系——县政改革的浙江经验

“强县扩权”是指在暂时不涉及行政区划层级调整的情况下，将一部分归属于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和社会管理权直接赋予经济强县（市），以推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强县扩权”政策的实施，是基于满足经济强县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而对权力的内在需求，这种要求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经济强县自身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市场权力逐渐强大，

县政改革:制度创新与路径选择

以县政改革为切入点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可行的选择。党的改革、政府改革和选举改革是当前推进县级民主政治建设和县政改革的关键领域和重要路径。县政改革要有明确的总体目标、完善的制度设计,进而通过多地的试点实践,探索出具有典型性和推广价值的县级政体改革模式。

欠发达地区县政改革:问题与出路——以广东省山区县农村综合改革为例

欠发达地区面临着特殊的发展环境和任务结构,其县政改革的制度需求比之于发达地区有较大差异。广东省山区农村综合改革的经验表明,以县域主体功能区规划为抓手,推进与之相配套的综合改革是欠发达地区县政改革的一个有效途径。广东省山区县在乡镇大部制改革、简政强镇事权改革、推行差异化绩效考评、建立参与式社会管理机制与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方面的探索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具有较普遍的现实意义。

通过进一步扩权改革理顺省市县政府间关系——县政改革的浙江经验

“强县扩权”是指在暂时不涉及行政区划层级调整的情况下，将一部分归属于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和社会管理权直接赋予经济强县（市），以推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强县扩权”政策的实施，是基于满足经济强县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而对权力的内在需求，这种要求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经济强县自身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市场权力逐渐强大，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政府权力来推进经济社会的更快发展，即需要政府与市场形成合力共同发挥作用，以提高经济社会的发展效率；

清末民初奉天省县政改革述论

清末民初,奉天省对县政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主要内容包括县公署组织结构的调整,设置管理财务、教育、治安等其他行政机构。这些改革建立和完善了县级政区的行政体制,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县政改革奠定了基础,并推动了奉天地方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