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品格还是自成一类:亚里士多德论政治友爱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欧德伦理学》中讨论了政治友爱(homonia,或译为“同心”),关于这种友爱在亚里士多德的友爱三分法中所处的位置,学术界存在持续的争论。主要争议在于,这种友爱是利益型友爱、品格型友爱,还是一种不同于三种基本友爱类型的独立类型,或仅仅是好意而非友爱。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中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政治友爱属于利益型友爱。相反的观点或多或少地误解了亚里士多德对政治友爱的定位。尽管政治友爱被归类为利益型友爱,但这并不妨碍它在政治共同体的塑造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也不妨碍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品格型的友爱。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观念可以延伸到斯多亚学派的“世界公民”思想,体现了两种思想的延续性及斯多亚学派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发展。

亚里士多德的友爱以自爱为基础吗?

在讨论亚里士多德如何理解友爱与自爱的关系时,学者们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和一个激烈的争论。共识是,亚里士多德主张自爱是友爱的基础,我们对友爱的理解来自我们对自己的爱;争论是,如果卑劣者的灵魂内部也要经历冲突,那么卑劣者与不自制者是否还有区别?如果我们仔细比较亚里士多德在《欧德谟伦理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里的相关讨论,会发现他并非真的认为友爱来自自爱,相反,自爱是通过类比我们与他人的友爱得到理解的。卑劣者灵魂中的冲突是“历时性的”,而非像不自制者那样是“共时性的”,从而我们可以将卑劣者与不自制者进行类比的同时,保持二者的区分。

论亚里士多德“完善的友爱”的伦理意蕴及价值——基于《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文本分析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对友爱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阐释。其中,亚里士多德非常重视德性友爱,认为其实现了友爱的最高形式,相较于另外两种友爱具有价值优先性。因此,亚氏将其视作“完善的友爱”,并将其归结于一种伦理德性。在探究“完善的友爱”的根源后,可将其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真正的自爱,二是善意之心。前者与人类灵魂中的逻各斯部分相关,后者与人类最珍贵的情感相关,二者在“完善的友爱”中完成了有机统一。此外,亚氏还认为,“完善的友爱”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城邦共同体都极具价值。对个人而言,“完善的友爱”是个人实现自身价值、培养和完善德性、获得福祉和实现幸福的重要方式。对城邦共同体而言,“完善的友爱”对构建理想城邦具有范式作用,是发展政治友爱的基础,也对最高公正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

亚里士多德友爱观及其对公民道德建设的启示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深入而全面地探讨了友爱思想,阐释了完善的友爱以及与友爱性质相关的问题。友爱是一种美德或者德性,同时又是联结具体德性、快乐与幸福的个体最大的外在的善。友爱作为一种公共伦理,在培养公民道德品质,维护城邦稳定和繁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现代社会公民道德建设任重而道远,研究亚里士多德友爱观,对于我们贯彻落实《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特别是加强“四德”建设,构建更加和谐美好的社会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亚里士多德友爱论视角下的生生之爱

生生之爱是学生身心整全发展的重要影响因子。生生之爱有助于完善学生人格,丰富学生情感。为此,有必要借鉴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来培养健全的生生之爱。友爱是平等之人间的一种德性,是在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爱己与爱人的和谐统一,这是亚里士多德友爱内涵的核心要义。亚里士多德友爱论与生生之爱的适切性体现在以双方的平等、相似为发生条件,都以公共的教育生活为过程载体。为构建具有亚里士多德友爱论特色的生生之爱需要坚持育德导向,为生生之爱锚定价值坐标;培育学生自爱能力,为生生之爱提供内在支撑;培养学生共同生活素养,为生生之爱提供外在保障。

三科融合 兴教惠学 科幻电影赏析沙龙走进成都市郫都区友爱镇花园场社区

2023年12月17日,成都市郫都区“三科融合兴教惠学”科幻电影赏析沙龙走进友爱镇花园场社区,吸引了众多热爱科幻电影的青少年和家长朋友。活动旨在通过科幻电影赏析课程,引发青少年对科学和未来世界的兴趣,激发他们的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为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做出有效探索。

重思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

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对于个体的幸福与城邦的繁荣具有重大作用的政治友爱,在类型上既不属于利益的友爱,也不完全等同于友爱的完美范型即德性的友爱,而是一种弱的德性的友爱;在性质上它既不是高尚的利己主义,也不是某种形式的利他主义,而是一种节制的利己主义。这种意义上的政治友爱,在当代变化了的政治语境和哲学语境中仍然具有其重要地位和价值。

论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友爱观的吸收与超越

亚里士多德和马克思作为人类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两位哲学家,都对人际交往中的友爱关系有其独到见解。亚氏的友爱观强调的是精神世界中抽象的“理性”,推崇的是德性友爱。然而,友爱关系在社会中的普遍实现不能仅停留于理论空谈和道德约束,还应当找到在现实中落地的可行路径。马克思在吸收了亚里士多德友爱思想的基础上,不仅聚焦于具有目的之善的人本身复归,还突出友爱在内蕴和实现路径两个方面的现实性和社会实践性,由此建立了一种充满人类关怀且更具现实意义的友爱观。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论:共和主义的解释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论为如何实现公民团结,揭示了一条既非共同体主义也非个人主义的制度性路径。当代学界对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论的解读主要有两种进路:具有共同体主义倾向的研究者将政治友爱解读为德性友爱,表现为基于公共善共识基础上的团结友爱;具有个人主义倾向的研究者将政治友爱解读为利益友爱,表现为基于契约关系互惠互利的公民合作。实际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论背后蕴含了一套制度性供给与安排。政治友爱的前提是公民享有自由和平等身份地位的政治统治这一制度性境况,可以概念化为一种免于他人恣意支配的非支配境况。这种制度性境况指向的是共和政体,一种将冲突和分歧中的人们带到良性和审议的政治生活的制度性安排。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对于协调当代强调个人自主的自由主义与强调公共善的社群主义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亚里士多德论友爱与幸福

亚里士多德的友爱与欲爱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友爱是一种美德或包含着美德,它是一种使人秉持适度原则来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品质。根据友爱产生的原因可将其分为美善的友爱、快乐的友爱和有用的友爱三种,美善的友爱优越于快乐的友爱和有用的友爱。幸福就是至善,是灵魂合于智慧的实现活动。幸福与沉思同在,越能够沉思的存在就越是幸福。好朋友对于幸福的意义就在于:好朋友及其实践是沉思活动的对象,持续的沉思活动离不开好朋友的陪伴,并且好朋友自然地值得我们欲求。正因如此,友爱被视为最大的外在美善。

论古希腊时期友爱观之特质和成因

友爱的爱欲笼罩、爱恋与友谊的结合、神爱与人爱的合一、爱恋与教育爱的结合,是古希腊时期友爱的基本特质;泛爱、混沌、缺少成熟的理性思辨和友爱的公共性理想,是古希腊时期友爱的总体特征。以美的生活追求友爱之愉悦性、崇拜身体等生活的艺术化追求是古希腊时期友爱观特质的生活基础;小规模的城邦政治、男性经验的主导和便利的公民互动等公民生活的特质是其政治原因;宗教意识的萌发、叠合的情感缺少文化反思和社会建构是其文化原因。

亚里士多德三种友爱的关系探究——基于《尼各马可伦理学》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花了大量的篇幅讨论友爱,在探讨了友爱的来源、特点与价值的基础上,他把友爱分为快乐的友爱、有用的友爱和善的友爱。亚里士多德将快乐的友爱和有用的友爱看成是低等的、类比意义上的友爱,这些友爱只是在某些方面与善的友爱相似。本文试图通过挖掘快乐的友爱和有用的友爱的本质及这二者与善的友爱之间的逻辑关系,破除人们将这两者仅视为低等友爱的片面理解,突出这两种友爱的重要性。

母爱·父爱·友爱──中国现代文学三母题谈

母爱的问题兼有先天的与后天的、生命的与文化的两种因素，并且成为后天的与文化的全部素质的基本载体。母爱的最深厚的根源不是在其理性中，而是在其本能中，中国现代散文处理这个题材的方式还过于理性化，这显然受到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巨大制约。父爱带有更多的后天的成分，他对子女现实的痛苦没有母亲那样的感同身受的能力，他更关心子女如何成长和未来的前途，关心子女的社会价值。儒家提倡孝道反而破坏了父子之间的感情关系，因为孝道严重破坏了父子之间关系的自然性质。反对父亲专制的新文学作家们，不是淡漠了与父亲的真正感情联系，而是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父爱的伟大。友爱不是人类本性的直接体现，而是母爱和父爱的另一种转化形式，但正是这种转化形式，人才把自己提高到了真正人性的高度。中国现代作家对友情的表现，较之古代作家的同类表现具有不同的特点。

体育文学诚信友爱价值观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及传播途径

本文分析了体育文学诚信友爱的价值取向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及传播途径。

友爱在希腊生活中的意义

友爱的概念在古代希腊人生活与观念中有重要地位。在今天的词典意义中 ,我们可能错失它的一些重要的性质。这些性质主要包括 1 )爱与被爱的界分 ;2 )共同的生活 ;3)意愿性或本己性 ;4)主动的行动性。古代社会的友爱的主要的形式有家庭与部落成员关系、伙伴关系、主客之谊与性爱。在希腊古典时期 ,一方面在这些古老的友爱中生长出了情感的和德性的审美态度 ,以及朋友间的由此发生的相互尊重 ;另一方面 ,在城邦政治生活中生长出了一种新的公民的友爱。

教育世界中友爱伦理的培育与校园欺凌的防治

校园欺凌是青少年同辈群体关系失序的表现。导致校园欺凌的原因很多,其中欺凌者的道德缺失是不容忽视的一个致因。欺凌者通常持有与社会规范相悖的价值观,是非观念淡薄,情感冷漠。友爱是重要的人际交往伦理,它以善意为起点,以共同生活为路径,以平等为基本原则,内含了人的是非观、他者意识和包容品质。这对于防治校园欺凌具有积极的作用。因此,加强教育世界中友爱伦理的培育,应该成为防治校园欺凌的重要德育对策。

孔子的“仁”和亚里士多德的“友爱”之比较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认识到人类有同群的需要和过美好生活的愿望,分别提出了"仁"和"友爱"的概念。"友爱"中所包含的"从属关系的友爱"与"仁"的根本——"孝悌"非常相似。这种相似的根源在于先秦与古希腊社会的结构和发展历程的相似性。进行这样的比较,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两位东西方大师的伦理思想。

从“怨恨哲学”迈向“友爱的政治学”--对近年台湾文化翻译与阐释中“悦纳异己”思想脉络的观察与读解

近年来台湾人文知识分子对"悦纳异己"发生的兴趣和相关文化论述令人深思。在我们看来,这种文化翻译和阐释实践不只源于学术热情,也是对当今台湾精神状况的焦虑与不满的表达:透过对"悦纳异己"的译介与阐释来介入当下现实,为重建族群之间、两岸之间、本土外邦之间的伦理性关系,寻找一种哲学伦理学的参照。从"怨恨现代性"的分析到对"和解"可能性的探讨,从"大和解"论述到"悦纳异己"说的引入,都表明当代台湾人文知识分子对"宽容"精神的坚持。这或许可以成为改变当前令人困惑的当代台湾社会状况的一种力量。

从“友爱”到“友善”——儒家友德与社会“个体化”的道德问题救治

儒家友德对于救治社会的个体化带来的个体人际冷漠、社会疏离、身心失衡等道德问题乃一剂良方。它鼓励个体将他者视为生活中的伙伴,以友善互助为基准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强调个体在关注自我的同时需兼顾社会公义,要以社会规范为普遍的价值标准,尊重公共利益;主张个体应积极借助他者的力量,与他者互相激励和引导以追求高尚的人生境界。上述理念实效的产生还需以对儒家友德的现代转化为基础,该转化主要表现为从"友爱"到"友善"。

人道之谊与理性之爱的分野——儒家友道论与亚里士多德友爱观之比较研究

亚里士多德的友爱与儒家的友道,一方面在本源意义上都包含爱或亲爱之意,都强调要有友爱之情;另一方面两者的友爱之情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前者是一种理性之爱,强调的是友爱之情对理性的遵从,是理性引导下的爱;后者是一种人道之谊,强调的是友爱之情对人伦道义的遵守,是人伦道义规约下的爱。而产生这种差异的缘由就在于亚里士多德以理性为贵,而儒家则以人伦道义为重。而这一差别同时也构成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与儒家的德性论在理论内核上的重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