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向混改助力民企创新——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

逆向混改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创新投入吗?以A股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国有资本参股的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的影响后发现:首先,国有资本参股对于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存在异质性影响,即能够显著提高民营企业开发式创新投入,而对探索式创新投入无明显作用(国企“两利一率”考核压力影响了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探索式创新投入的作用);其次,缓解融资约束与提高风险承担能力是上述关系的作用机制;再次,制度环境、行业竞争和技术董事数量等情境因素会影响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开发式创新投入的治理效果;最后,国有资本参股能够通过提高开发式创新投入的方式提高民营企业价值。通过揭示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回应了国有产权对民营企业创新作用的研究分歧,也拓宽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思路。

工匠精神对制造业员工双元创新行为的影响

基于新人力资本理论和特质激活理论,探讨工匠精神对制造业员工双元创新行为的影响、学习目标导向的中介作用,以及此研究路径在组织创新氛围下的作用边界。通过对352份制造业员工样本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工匠精神对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行为均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学习目标导向在工匠精神与利用式创新行为、探索式创新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组织创新氛围感知能调节学习目标导向在工匠精神和探索式创新行为、利用式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因此,制造业企业应重视员工工匠精神的培育,在鼓励激发员工双元创新行为上做到有的放矢;关注员工的学习主动性及学习目标导向;为员工营造组织创新氛围。

有无相生:数字化背景下“专精特新”单项冠军企业双元创新的前因组态及其效应研究

“专精特新”单项冠军企业已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双元创新作为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两类相互冲突的创新活动的组合和共存,随着数字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将会成为单项冠军企业持续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新动力和新引擎。目前国内外文献尚未针对数字化背景下“专精特新”单项冠军企业双元创新复杂形成机制及其效应开展研究。本文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构建了数字化背景下单项冠军企业双元创新的前因组态及其效应模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从数字化感知能力、数字化抓取能力和数字化转化能力共六个条件分析了其与企业双元创新绩效的复杂关系,发现了产生高双元创新绩效的7个组态、5种模式,以及4种非高双元创新绩效组态,并将f sQCA方法与西方的最优区分理论和东方的有无相生哲学思想进行了立体式结合,使研究结果更具解释力与普适性。本文研究结论既对单项冠军企业双元创新及持续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也能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减税降费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当前,减税降费已成为各国推动经济增长和促进企业双元创新的重要举措。文章以2012—2022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根据减税理论与双元创新理论,深入研究减税降费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表明,减税降费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和策略式创新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考虑股权性质、地区分组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了减税降费对实质性创新的正向效应,但对策略式创新的影响不明显。在非垄断企业的样本中,减税降费对实质性创新具有更明显的改善效应;在大企业的样本中,减税降费对策略式创新具有更明显的改善效应。文章为减税降费政策驱动企业实质性创新和策略式创新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为减税降费政策嵌入企业双元创新提供经验启示。

双元创新对医药制造业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2015—2021年沪深A股医药制造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双元创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由于医药制造国企与非国企存在较大差异,同时将研究样本分为国企组与非国企组进一步探讨双元创新对企业价值产生的不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探索式创新与企业价值正相关,利用式创新与企业价值呈倒U型关系;非国企与总样本研究结论一致,国企探索式创新负向影响企业价值而利用式创新则对企业价值无显著影响。因此,医药制造非国企应加大探索式创新力度,适当开展利用式创新活动,而医药制造国企则应深化科研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国企改革专项工程。

“匠心促创新”:工匠精神对员工双元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

弘扬工匠精神是“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施背景下,推动产品提质增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然而,目前关于工匠精神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中介机制及边界条件的研究较为缺乏。基于工作价值观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构建以工作繁荣为中介变量、差错管理氛围为调节变量的理论模型,利用SPSS、Amos等软件对414名员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探讨工匠精神通过影响员工工作繁荣促进双元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工匠精神对员工双元创新行为具有积极影响,工作繁荣在这一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开放导向差错管理氛围正向调节工作繁荣与双元创新行为之间的直接关系以及工匠精神通过工作繁荣与双元创新行为的间接关系,责备导向差错管理氛围负向调节工作繁荣与双元创新行为之间的直接关系以及工匠精神通过工作繁荣与双元创新行为的间接关系。

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与企业双元创新——来自专精特新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选取A股上市专精特新企业2005—2022年数据,分析政府补贴与税收优惠对专精特新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专精特新企业在获取政府补贴后会优先选择实质性创新而非策略性创新,税收优惠则会激励其进行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两种财政政策均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实现上述创新效应。此外,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对非国有企业、高数字化和高吸收能力企业的双元创新激励效应更为突出。研究结论为政府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企业合理采用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以促进创新活动提供了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双元创新与流通企业价值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新型金融模式,在推动双元创新、提升流通企业价值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12-2021年342家上市流通企业面板数据,借助中介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双元创新与流通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流通企业价值具有显著提升效应,且双元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流通企业价值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上述结论经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当数字普惠金融与双元创新水平跨越门槛值,数字普惠金融对流通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显著增强。

ESG表现、研发投入与双元创新——兼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调节作用

创新一直是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我国自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当前的创新成果呈现出“重数量,轻质量”的特征,高质量创新成果不足。为加速高质量创新成果的产出,破解在关键技术上的“卡脖子”难题,加快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本研究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企业ESG表现对双元创新的影响效应和机制。研究结果表明:ESG表现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创新产出,并且对突破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说明ESG表现能够促进资源向高质量创新成果转化。机制分析表明,研发投入在企业ESG表现与双元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并且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化了研发投入对双元创新的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首先,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看,与处于成熟期的企业相比,处于成长期、衰退期的企业ESG表现对突破式创新的作用更强,进一步检验发现,处于成长期的企业ESG表现对突破式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由环境责任绩效和社会责任绩效推动,处于衰退期的企业其促进作用主要由社会责任绩效和公司治理绩效推动。因此,处于成长期的企业应增强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链接,获取更多外部支持,而处于衰退期企业则应该多关注公司内部治理状况,优化企业内部运营。其次,从企业竞争战略的视角看,在突破式创新中,实行成本领先战略的企业其ESG表现对突破式创新的相关程度要强于实施差异化战略的企业;在渐进式创新中,不同竞争战略的企业并无显著差异,因此,使用成本领先战略的企业应该更加关注其ESG建设,促进高质量创新成果的产出。研究结论对揭示企业ESG行为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对企业优化创新决策、政府完善ESG信息披露制度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双元创新动态均衡对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影响

文章选取我国创业板2013—2022年的数据为样本,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企业双元创新动态均衡对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直接效应及双元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基于生命周期的动态成长过程中,企业渐进式创新和颠覆式创新并行存在和交互发展对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动态获取和企业的机会识别与开发能力、资源搜寻与拼凑能力及商业模式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同时双元创新能力在企业双元创新动态均衡对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影响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

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双元创新的影响:组织能力的中介作用和批判性反思的调节作用

双元创新是企业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保持领先的关键,是企业持续发展和壮大的重要驱动力。本文以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双元创新、组织能力和批判性反思为自变量、因变量、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以209家高新技术企业为实证研究样本,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揭示了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双元创新的影响,以及组织能力的中介作用和批判性反思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双元创新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适应能力仅在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突破性创新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协调能力在高管团队与双元创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批判性反思在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双元创新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丰富了双元创新理论研究,从高管团队行为整合视角入手,探究了双元创新的可实现性。实证结果为双元创新的可实现性提供了证据支持,也为企业高管实施双元创新提供了理论指导。

不同发展阶段裂变型科技企业动态能力、双元创新与企业价值链升级

动态能力是企业价值链升级的重要支撑,但裂变型科技企业动态能力研究框架尚不清晰,不同发展阶段应借助何种动态能力实现价值链升级这一关键问题未得到解决。基于动态能力理论,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以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不同发展阶段裂变型科技企业动态能力对企业价值链升级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裂变型科技企业动态能力表现为机会识别、资源整合、学习吸收、变革更新4个维度;不同发展阶段,裂变型科技企业动态能力会表现出阶段性差异,进而推动企业价值链升级;双元创新在裂变型科技企业动态能力与企业价值链升级间发挥中介作用。结论可拓展裂变型科技企业动态能力边界,为科技企业实现价值链升级提供参考。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双元创新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和引资规模持续扩大,外资为经济提质增量贡献了重要力量,也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从双元创新视角出发,以2008—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同时考察企业家精神的调节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双元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凸显;较好的企业家精神可以显著增强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双元创新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以及企业家精神的调节效应,会因企业所处行业和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基于研究结果,从政府、企业和企业家三个方面提出建议,为企业引资致新、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

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绿色双元创新的影响——基于新质生产力视域

立足于新质生产力培育视角,探索外商直接投资推动绿色双元创新提升的逻辑机理与现实路径。基于2012—2022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从探索式绿色创新和利用式绿色创新两方面衡量企业绿色双元创新,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绿色双元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绿色双元创新有明显的抑制作用;ESG表现为正向调节两者的关系;融资约束是外商直接投资抑制企业绿色双元创新的中介路径;外商直接投资对探索式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在东部地区显著存在,利用式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在中部地区更加明显。该结论深化了有关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绿色双元创新复杂关系的认识和理解。

数字导向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基于CEO自恋的调节效应

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推动企业创新的重要驱动力。采用2016—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从数字技术范围、数字能力、数字生态系统协调和数字架构配置四个维度探讨企业数字导向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机理,同时引入微观层面的CEO自恋因素以观察可能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导向对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数字技术范围和数字能力对企业双元创新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生态系统协调和数字架构配置对利用式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CEO自恋因素正向调节数字导向对企业双元创新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导向通过提高研发投入、推动数字化转型进而促进双元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导向对于双元创新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即在外部创新需求低、企业改高新技术企业以及CEO股权激励高的情况下,数字导向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更明显;在外部创新需求高、企业改高新技术企业以及CEO股权激励低的情况下,数字导向对利用式创新的影响更明显。本研究深化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双元创新之间关系的探讨,为政府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必要的政策建议。

“技术—组织”联合情境如何促进双元创新协同——一个有调节的链式中介模型

数字技术冲击给组织带来巨大变革,在此情形下,企业如何把握数字技术与组织情境的联合作用,实现数字环境下协同创新,成为制造企业亟须关注和解决的现实问题。根据TOE框架,基于知识基础观、动态能力理论和双元创新理论,探究技术—组织联合情境对企业双元创新协同的影响机制与边界条件,采用层级回归分析法对制造企业调研数据进行研究。结果发现:①数字化转型对双元创新协同、知识管理和动态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②知识管理、动态能力对双元创新协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数字化转型与双元创新协同关系发挥正向链式多重中介作用;③组织惯性负向调节数字化转型与知识管理、动态能力、双元创新协同的正相关关系,且对动态能力中介效应的负向调节作用显著,而对知识管理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研究结论对于制造企业把握数字化转型重点方向、促进知识管理和动态能力提升、实现双元创新协同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引导基金能引导企业双元创新正向跃迁吗?

双元创新正向跃迁有助于企业探索前沿技术。政府引导基金作为宏观政策工具,能否引导企业创新方向尚未可知。利用新三板挂牌企业数据探究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双元创新正向跃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引导基金投资进入与规模均显著促进企业双元创新正向跃迁。影响机制显示,政府引导基金通过缓解期限错配和提升风险承担发挥对企业双元创新正向跃迁的激励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小规模、初创期、非国有、非高科技企业中,政府引导基金助推双元创新正向跃迁的效果更为明显。同时,在政府引导基金影响双元创新正向跃迁的进程中,财政补贴存在弱化效应,金融科技存在强化作用。结论为政府引导基金激励企业双元创新正向跃迁提供有益参考。

客户风险投资的供应链溢出效应——上游企业双元创新视角

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供应链关系数据为研究对象,考察客户风险投资对上游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客户风险投资具有供应链溢出效应,显著提高了上游企业的双元创新水平。机制检验表明,溢出效应主要通过企业学习机制与市场需求响应机制影响上游企业双元创新。此外,共同股东与客户集中度分别对上述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当上游企业客户关系良性程度较高以及融资约束较弱时,溢出效应对双元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而当上游企业属于高科技行业时,溢出效应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从风险投资供应链溢出视角出发,为企业双元创新提升的新路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双重网络嵌入规模、双元创新与新创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来自众创空间在孵新创企业的实证

有关研究中关于双重网络嵌入的结论不一定适用于众创空间在孵新创企业情景,因此有必要研究在众创空间孵化情景下双重网络嵌入规模对新创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组织双元性理论,以中国珠三角地区178家众创空间在孵新创企业为样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研究新创企业的商业性网络嵌入规模和支持性网络嵌入规模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运用逐步回归分析法检验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在其中发挥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商业性网络嵌入规模和支持性网络嵌入规模均与创新绩效存在显著倒“U”型关系,且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均在其中起到显著中介作用,探索性创新的中介效应大于利用性创新。因此,众创空间在孵新创企业要客观认识双重网络嵌入的利弊,适度控制双重网络嵌入规模,尽量在能力范围内进行网络嵌入;同时,众创空间可以为新创企业建立网络嵌入风险识别机制,及时提醒新创企业注意和警惕过度嵌入孵化网络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双元创新视角下数字经济对区域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选取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数字经济、技术创新和区域绿色高质量发展纳入双元创新框架进行回归,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是促进区域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通过利用式创新的中介作用构建绿色高质量发展新格局,通过与探索式创新互动形成的非线性影响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新成效,在低经济发展程度、高产业结构转型和强环境规制区域存在驱动作用异质性。当前,推动区域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在于充分挖掘数字经济和双元创新的协同驱动作用,具体需要服务企业的双元创新需求加快新型信息基础设施部署和完善;实施动态化、差异化的数字经济战略释放其在高水平经济发展、低产业结构转型和弱环境规制区域的发展活力;鼓励科技型企业选择有效创新途径,在优化区域绿色高质量发展方面形成数字经济与双元创新的强大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