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边税收协定与中国企业对外绿地投资--基于协定条款异质性的因果证据

双边税收协定理论上能够减少跨国投资的不确定性,降低跨国公司的税收负担。然而协定对于绿地投资有无促进作用,协定中哪些条款能够发挥实质性作用,目前缺乏系统的因果证据。本文基于2003—2021年122个国家(地区)面板数据,检验了双边税收协定对中国企业对外绿地投资的影响,并讨论不同条款的效应差异。研究发现,双边税收协定显著提高了中国对缔约国家或地区的绿地投资,协定对高制度质量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促进效应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协定中的税率优惠条款和税收饶让条款是促进绿地投资的关键因素,包含两个条款的协定比单一条款发挥的促进作用更强。

如何在现有税收法制下对合伙企业适用中外双边税收协定

从适用税收协定角度而言,我国现行合伙企业税收法制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合伙人与合伙企业的交易关系定性不明确、国内合伙企业与国外合伙企业税收地位不一致、对合伙企业缺乏反避税措施等,且中国与其他缔约国给予合伙企业的税收待遇不同,易导致双重征税或不征税。因此,应完善这些相关制度,并根据中国在征税中所处的不同缔约国地位如合伙企业所在地国、合伙人居住国、来源所得国等的角度来分析,消除适用中外双边税收协定的矛盾,避免双重征税或不征税。

小议双边税收协定中合伙企业所得之课税

当双边税收协定的缔约国给予合伙企业不同税收待遇时,其对合伙企业所得会产生定性冲突,应结合税收协定与缔约国有关规定对企业利润、特别报酬的定性予以分析,以避免双重征税或不征税。

双边税收协定与最惠国待遇的关系辨析

双边税收协定处理的主要是直接税的国际协调问题,而最惠国待遇在贸易、投资等领域被广泛使用,但是在直接税领域却并不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待遇标准。WTO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并不适用于双边税收协定,我国对外谈签的双边税收协定也不包含最惠国待遇条款,我国在双边税收协定领域不承担最惠国待遇义务。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税收风险及对策研究——基于BEPS行动计划及双边税收协定视角

我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投资合作,面临着和国内完全不同的税收环境,不同国家的税收制度、税收优惠安排、与我国签署的双边税收协定等差异较大。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正快速推行以打击跨国公司避税行为为目标的BEPS行动计划,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税收筹划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基于国际投资视角,对BEPS行动计划的治理架构和影响做了简要分析,从规范混合错配安排、防止税收优惠不当授予等关键环节分析了BEPS行动计划对双边税收协定的影响．并对BEPS背景下中国企业海外税收风险防范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双边税收协定的对外投资促进效应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制度性开放促进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稳健发展是亟待研究的问题。文章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对外投资数据,对双边税收协定的促进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首先,双边税收协定生效实施显著促进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在税收协定条款中,劳务型常设机构认定时间标准的延长以及协定税率的降低对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其次,双边税收协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和改善了东道国的营商环境,进一步促进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通过异质性分析,从企业层面来看,双边税收协定对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从东道国层面来看,税收协定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收入以及高税负的东道国更为显著。

中外双边税收协定中的特许权使用费认定及完善

中外双边税收协定是我国对跨国无形资产交易所得课税的最主要法律依据,然而,其关于特许权使用费的认定规定所显现的不确定性和笼统性阻碍了协定公平价值的实现和消除双重征税功能的发挥,也对我国涉外无形资产投资走向产生消极影响。鉴于产生特许权使用费的跨国无形资产交易模式及其特征各异,需要从典型交易模式这一微观视角出发对特许权使用费认定问题进行观察,也需要遵循“交易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探寻特许权使用费认定的路径,通过梳理交易中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4项权能之间的关系来思考和完善建议。

双边税收协定中的“典型三边情形”

双边税收协定是目前解决国际双重征税问题的主要方式,然而当征税问题涉及到三个国家税收管辖权的情形下,简单的双边税收协定便显得力不从心。许多国家在实践中已经面临到这样的三边情形,然而在国内还没有相关的中文资料。本文主要参考OECD的报告分析了“典型三边情形”中会产生的税收问题和可行的解决方式,并对各国解决方式进行了简单的评析。

双边税收协定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基于投资二元边际的视角

本文借助投资二元边际,并利用2004-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层面的数据来探究双边税收协定在解决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税收问题中的作用,结果表明:首先,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避税的动机,双边税收协定(BTT)能够优化东道国的投资环境,促进企业投资的多元化,且税收遵从度对其有调节作用,在税收遵从度低的国家的税收协定的作用更高,而BTT对投资规模的影响并不显著。其次,分行业回归结果显示,双边税收协定对投资数量的影响显著为正,对投资的规模的影响为负,但存在较大的行业异质性。

双边税收协定促进了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吗?——基于异质性视角的研究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投资环境下,"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快速通道,税收协定的签订对于对外投资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基于税负水平及确定性两种渠道,考察税收协定签订对OFDI激励效应机制,采用2003年-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并借助Tobit模型对税收协定对中国OFDI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税收协定的签订对中国的OFDI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且显著地受到税收饶让条款有无的影响:含有税收饶让条款的税收协定的促进作用高于无税收饶让条款的税收协定。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政策建议。

双边税收协定中“典型常设机构三方情形”问题初探——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协定范本》为视角

典型常设机构三方情形问题是在双边税收协定机制下经常出现的问题。一方面,由于各国税收管辖权的冲突,该问题可能导致国际重复征税;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套用或者滥用税收协定进行国际逃避税。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协定范本》提出了"税收无差别待遇原则",并制定了具体规则。但是,OECD协定范本毕竟无强制性,且仅具有区域性。所以,解决典型常设机构三方情形难题的有效途径是缔结全球综合性多边税收协定,对其涉及到的多国税收管辖权进行统一协调和规制。

双边税收协定在工程施工企业的应用案例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中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再加上“一带一路”等大的政策方针的出现，从国家层面鼓励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参与全球竞争。尤其是建筑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非常严重，从央企、国企到私企，市场竞争的阵地从国内市场延伸到了国外第三世界国家的市场。

双边税收协定深化是抑制跨国公司避税的“利器”吗?:基于协定修订和条款异质性的量化研究

双边税收协定(BTT)围绕反避税的修订与条款细则深化正逐渐成为中国主动参与国际税收治理、构建国际税收新格局的重要方式。文章通过拓展A-S避税模型,推演BTT深化对跨国公司避税的作用,并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方法,以2008~2019年中国跨国公司为样本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研究发现,BTT深化有助于抑制中国跨国公司避税,尤其是对于非国有、投资规模较小、投资区位较少的企业,以及对于向海外华人较少的东道国投资的企业,该抑制作用更明显。从作用机制来看,BTT深化通过“提升税收征管强度”而非“缓解委托代理问题”的渠道抑制避税。依据修订后的条款细则所构建的BTT深化指数证实了BTT深化的程度越大,越能有效抑制跨国公司的避税行为。此外,BTT深化产生了外部转移效应,即跨国公司将投资转移至BTT未修定的国家(地区)。文章所得结论为中国进一步完善BTT条款、深度参与国际税收规则制定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科学依据,也对中国跨国公司合规与健康发展起到督促作用。

双边税收协定在中国适用的法教义学阐释

双边税收协定适用的法教义学阐释是要解决税务机关和法院适用双边税收协定中面对的法律适用、体系构造与法律解释这三个现实问题和难题。双边税收协定具有直接适用性,但是,不具有绝对的优先适用性。双边税收协定的规范体系由以概念和规则为内容的外部体系与以原则为内核的内部体系所构成,全面理解和掌握双边税收协定的规范体系是避免错误适用和解释双边税收协定的根本。双边税收协定在其内部构筑了由用语的定义性解释与未明确定义用语解释组成的独立自主、双层结构与解释依据存在先后次序的解释规范体系,无须借助外部的法律解释依据和方法。

双边税收协定能否为中国OFDI企业的生存提供保障——基于条款异质性的深层次透视

本文基于制度基础观,分析了双边税收协定(BTTs)对OFDI企业生存能力的影响机理,并以2008—2019年中国A股OFDI企业为样本,设定企业生存能力综合量化指标,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BTTs已生效的东道国投资能显著提升其生存能力。其中,BTTs对OFDI企业生存能力的正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跨国并购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缓解关系规制风险是BTTs提升OFDI企业生存能力的重要路径。进一步地,本文依据协定条款细则,构建了完整立体的BTTs异质性指标体系,实证结果揭示特殊型常设机构约定、消极投资所得预提税和利益限制条款是提升OFDI企业生存能力的关键性条款。

双边税收协定与中国企业“一带一路”投资

落实双边税收协定是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举措。结合中国现行税收制度,使用中国A股和“新三板”公司2005—2016年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税收协定对不同税负水平和制度质量的东道国存在异质性,税收协定可以减轻东道国高税负水平和制度环境不足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在低税负水平和制度环境完善的东道国影响不明显。(2)东道国税收协定网络的广度对中国企业进入有正向作用,税收协定网络可以替代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不足。(3)税收协定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无显著性差异。研究表明,在中国税收协定网络完善的过程中应重视东道国之间的差异,优化国内税制与税收协定的配套衔接。

论双边税收协定中合伙人来自合伙企业所得的定性与课税

在适用双边税收协定时,因各国给与合伙企业的税收待遇不同,从而导致对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所得定性的冲突,产生双重征税或不征税。因此,当合伙企业在坐落国被视为纳税实体,而在合伙人居住国被视为纳税虚体时,应从税收协定出发考察合伙关系,并结合缔约国有关国内规定对利润、分红及特别报酬的定性予以分析,以避免上述问题。

完善双边税收协定 促进中国—东盟股权投资自由化

本文认为,为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股权投资,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的双边税收协定应作调整:统一税收协定中的相关规定,进一步降低来源国对跨国股息的源泉征税,完善居住国对跨国股息的抵免条款。

详析《多边公约》对我国双边税收协定的修订效果

《多边公约》作为在全球范围内协调跨境投资所得税收政策的第一份多边法律文件,将用于修订缔约方被涵盖的税收协定,预示着多边工具可能会成为后BEPS时代国际税收治理的一项重要工具。我国在2017年6月签署了《多边公约》,提交了102份双边税收协定作为暂定被涵盖的税收协定,也对公约中的实质性条款逐一表明了立场。实施《多边公约》不仅将影响我国谈签、解释和实施双边税收协定,也会影响我国税收协定政策的发展趋势。

论双边税收协定

1983年我国与日本缔结了第一个中外双边税收协定,其后又陆续同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比利时、瑞典、挪威等近二十个国家签订了税收协定,其中,中日、中英、中美、中法、中德的税收协定已正式生效并开始执行。缔结和执行中外双边税收协定在我国是一项新的、专业性较强的条约法律工作,因此,深入开展对双边税收协定的研究,不仅有一定的理论意义,而且有较大的实际应用价值。本文拟对双边税收协定的基本问题做些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