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双重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司法能动性——兼论中国《公司法》的立法完善

随着公司单一结构向集团公司等复杂立体结构的发展,中国《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已经满足不了新时代的司法需求。中小投资者的诉权保护与股东诉讼的便利化成为世界银行对营商环境评价的重要指标。为此,以审判理念现代化为引领,发挥司法能动性,实质性地化解纠纷,选择科学法律方法——“类案裁判”,在司法实践中尝试认可受控小股东提起双重股东代表诉讼的诉权。客观上,切实地便利了小股东的诉讼,进一步优化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当下正处在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又逢中国《公司法》第六次全面修订之时,应当构建符合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以凸显中国公司法的正义性品格。

母子公司框架下引入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理论证成

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中通过扩大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等范围的方式对双重股东代表诉讼进行了规定。侧面反映出我国对该制度引入的趋向性。但在母子公司运营模式已经常态化的今天,在法律层面上仍然缺乏与其匹配的制度,同样,在实务中也仍存在诸多法律适用的困境。因此,研究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具有理论和实务上的意义。本文主要从引入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已成为目前争议焦点为背景,进一步探讨如何构建本土化的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以期待从制度层面上完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我国双重股东代表诉讼的本土化构建路径

现代公司所呈现出的复杂、多样和立体的形态演变趋势,使得基于独立、单一和平面的公司结构形态的传统公司法规范无法提供足够的制度资源予以应对。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是其典型。我国现行立法并没有正式确立双重股东代表诉讼,该立法空白导致实践中司法裁判者往往对之采取否定或排斥的立场。但母子公司框架的内生优越性使得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具有现实需求,故此,有必要在借鉴域外相关理论和制度的基础上重塑该类诉讼的正当性依据,并从适格原告、被告范围、前置程序和诉讼防御四个维度构建中国本土化的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以试图在鼓励正当诉讼和阻止恶意诉讼、维护公司独立人格和保护股东权利、节约诉讼资源与捍卫程序公平之间取得平衡点,并进一步完善公司法规范体系。

我国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构建研究

在具有控制关系的母子公司模式中,当子公司权益因不法侵害而不当减损时,有必要赋予母公司股东穿越母子公司两重法人而径直向违法行为人追索责任的资格,并以此为契机构建中国化的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考虑到我国派生诉讼的司法现状以及现代企业发展的复杂状况,须以宽松的立法模式来设定原、被告范围,并参照已经建立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对适用条件、前置程序及豁免进行具体设计,以期对母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予以进一步保护。

论双重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适格要件——兼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公开征求意见稿)》第31条

双重股东代表诉讼是单一股东代表诉讼的延伸,各国在原告适格要件上也注重保持和单一股东代表诉讼的一致。但是基于股份交换等情形,使得双重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适格要件势必要有所缓和。我国在构建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上,应当首先承认母公司股东具有起诉的资格,调整单一股东代表诉讼在双重股东代表诉讼中的适用障碍,充分考虑股份交换等特殊并购情形对双重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资格的影响。

母子公司结构下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实践困境

现代企业逐渐从平面结构转变为立体结构,其中母子公司的双层公司形态就是立体公司结构形态的典型表现形式之一。面对立体的公司结构形态,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无法绕过股东救济困难的法律适用问题。现有的股东代表诉讼在子公司利益遭受侵害而影响母公司时,无法赋予母公司股东适格原告的资格。在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中进行融合和本土化路径的探讨,可以适当借鉴日本公司法的成熟经验,穿透法人人格,扩张并补充诉讼适格原告的身份及其前置程序,以期为母公司的中小股东设置救济渠道。

论我国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建立

我国现行《公司法》中对于股东代表诉讼的相关规定,是为了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股东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对侵害公司利益的主体提起代位诉讼,被视为保护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有效途径。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企业集团化、公司结构复杂化等现象越来越普遍,这一建立在单一公司基础上的诉讼制度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法律适用上的障碍。若子公司的利益遭受侵害,会间接影响到母公司以及母公司股东的利益,而目前的股东代表诉讼无法为母公司股东提供及时有效的救济。

新《公司法》股东双重代表诉讼规则的展开

面对公司立体式发展而产生的权利扩张现象,2023年修订的《公司法》引入了股东双重代表诉讼规则,旨在解决子公司诉讼能力丧失问题并提供有效救济。当子公司遭受内部或外部侵害,子公司与母公司均不能或怠于起诉时,母公司股东可以提起双重代表诉讼。在双层制下需要向子公司的董事会或监事会履行前置程序,单层制下则由审计委员会替代监事会履行前置程序。当前的股东双重代表诉讼规则将母子公司的控制关系限定于直接或间接的全资母子公司,应当将其适度扩张至绝对控股母子公司及部分相对控股母子公司,并在前置程序中增加股东请求回复规则。同时,对于母子公司控制关系中隐藏的权利滥用问题,股东双重代表诉讼与其他公司法律规范存在衔接适用的空间,应当注重制度联动效应,以防止母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或者母公司中小股东滥用诉权。

股东双重代表诉讼程序的体系调适:兼评新《公司法》第189条

新《公司法》第189条第4款正式引入股东双重代表诉讼制度,并在征求意见稿基础上进行大幅完善,但相关规则的适用尚存在探讨空间。为实现规范体系与司法实践的协调,在原告持股标准方面,应考虑母子公司结构下换股交易后的“持续持有”标准和不当利益抗辩的“同时所有权”标准应用。在被告范围扩大方面,新法允许母公司股东起诉侵害全资子公司利益的“他人”,但需注意区分直接诉讼和代表诉讼,并灵活认定全资子公司。在前置程序方面,被告范围扩大后应要求原告同时向母子公司提起诉前请求,同时尝试建构以利益冲突为核心的审查程序。

关联公司视角下股东双重代表诉讼规则完善刍议

《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31条被认为是我国股东双重代表诉讼的开端。从关联公司的视角来看,股东双重代表诉讼制度的法理基础颇有不妥之处;司法解释仅仅是出于谨慎考虑而对非全资子公司参与股东双重代表诉讼未做文字规定,但这不能理解为否定非全资子公司参与股东双重代表诉讼;当前司法解释在适用时,应注重保护子公司利益,防止母公司股东滥诉,并结合域外相关经验,在我国适时开展股东多重代表诉讼试点,以期为今后立法奠定基础。

母子公司架构下股东代表诉讼的适用问题研究

随着母子公司运营模式的出现,我国以单一公司结构为基础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已无法满足实践的需要。立法的空白导致当子公司利益遭受损害,而母子公司均怠于起诉时,母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这类问题的出现对双重股东代表诉讼的设立提出了要求。对此,我国可以在吸收借鉴国外相关理论基础的情况下引进、发展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同时立足本国国情,对该制度的前置程序、原告适格要件及被告范围等方面进行明确,以有效救济母公司及其中小股东的权益。

论我国股东双重代表诉讼制度——兼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三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首次确认了双重代表诉讼制度,但并没有对该制度的具体内容进行相应设计。针对公司集团化趋势下,母公司股东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首先应该对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司法解释四的相关规定进行合理性质疑,并且结合我国司法实践适用不足的现状以及对域外经验进行分析与反思,进而就适格原告、被告范围、前置程序以及防止滥诉等问题,提出完善我国的双重代表诉讼制度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