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垄断法解释的学派分歧及其交谈前景

反垄断学派的形成,将法律解释导入规范轨道,同时也使反垄断学派形成路径依赖,导致其解释方法日益僵化。从制度维度上看,近年来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和后芝加哥学派之间就垄断行为规制的分歧趋于深化,渐成难以调和之势。为此,追溯考察反垄断学派的理论模式、决策前提、市场假定和价值观念可知,反垄断学派理论模式不仅应当接受经验证据的检验,还极大地取决于以错误成本分析为核心的决策前提,以及垄断行为发生概率和市场自我纠正能力的假定,并最终根源于其或自由或保守的价值传统。为推动反垄断法解释深入回应市场现实,要形成反垄断学派关于市场机制的基本共识,廓清反垄断法解释的交谈合理性空间,并结合数字市场特性,确立经验世界重构背景下的交谈新起点。

反垄断法解释中经济学分析的限度

内生并服务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反垄断法,与经济学存在着天然联系。作为反垄断法实施的逻辑前提,法律解释必然离不开经济学分析的指引。但从反垄断法角度出发,经济学分析并非仅限于经济学所流行的建模或公式的构造与运用,而是应强调法律之本,更应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文本解释的理念与路径:从宏观层面上来说,要求国家积极营造有利于确保竞争自由的秩序政策和法治框架,以发挥竞争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从微观层面上来说,则要求执法机构基于经济学分析合理解释文本规范的内涵和法律意义,并将垄断问题涵摄于文本规范之中,以打击垄断、保护市场竞争。就我国反垄断法解释现状来看,需进一步将经济学分析融入反垄断法解释之中,但应把握好合理的"度",以优化解释质量、保证反垄断法有效实施,从而维护市场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论反垄断法解释权的规制

解释是反垄断法实施中缓解和消弭静态文本的规范供给与动态规制的法治需求之间紧张关系的制度性工具。既有的反垄断法解释生成于执法逻辑的需要,虽在反垄断实践中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因其权力依据缺乏相应的理论证成与制度支撑,其结果不仅扰乱了公权力配置秩序、侵蚀了私权利,更有悖现代法治精神。因此,对反垄断法解释权的规制应立足解释权配置现状,从应然和实然两个层面对解释权的理论型构和制度构建作重整性思考,从重塑运行体制、改进操作路径和完善监督机制等方面来对反垄断法解释权进行定位和规范,以增强反垄断法文本的张力、实现文本与市场之间的契合。

论通过取得资产的方式取得控制权——兼论《反垄断法》第20条第2项的解释误区

《反垄断法》第20条第2项资产取得条款并没有完全借鉴《欧盟并购条例》第3条b)的表述,学说与实务对该条款局限于私法化思维的解释进一步造成了该条款适用上的困惑。解决该困境方案不在于重新立法修正,而在于利用法律解释学方法并结合经营者集中控制的目的得出合理的方案。

反垄断私人诉讼的实践困局与路径再勘——以司法解释施行后的实证经验为中心

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酝酿多时出台的司法解释对反垄断私人诉讼进行了系统规定,如今随着"奇虎诉腾讯案""锐邦涌和诉强生案"等引发社会极高关注度的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结,有必要从实证经验出发,对该司法解释的实践效果进行全面检视。通过实证数据的分析与相关国家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反垄断民事诉讼这一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制度并未全然达到实现保障私人救济权利和推动公共执法进程共进的应然目的。而借由司法实践中得到相应的经验教训,辅以域外的先进经验,制度设计者应更具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改良方略。

反垄断法实施的逻辑前提:解释及其反思

《反垄断法》颁布后,文本的制度供给与垄断规制的法治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需要通过解释予以缓解和消弭,解释是反垄断法实施的逻辑前提。囿于我国法律解释体制和实践,我国理论上虽有立法、司法和行政解释之分却仅有反垄断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之实践。但由于我国反垄断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呈现为以解释代立法的普遍性规范,易导致权力集中和滥权且不利于当事人的权利救济,因而亟需从解释思维、解释目标和解释逻辑等方面推进反垄断法解释的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