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理念下“三层级”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架构

平台经济是新质生产力在产业领域发展的重要经济模式,但其仍存在对新质生产力发展产生消极影响的反竞争危机,运用法治手段强化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尤为必要。以新质生产力理念为引领,确立由价值公平、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组成的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目标,分别以此为突破点,搭建“三层级”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架构。第一层级以实现价值公平为目标,确定“父爱+母爱”的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理念。第二层级以实现形式公平为目标,确定结构型合理原则为平台经济反垄断的法治原则。第三层级则以实现实质公平为目标,以相关市场界定为核心构建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则体系。以此助推新质生产力理念在平台经济领域的贯彻落实,营造公平竞争的平台经济市场环境。

数字平台自我优待的反垄断规制困境与优化进路

平台企业为开拓商业疆土,通过数据垄断、流量封锁等方式优待下游市场的自营业务,实现竞争优势乃至垄断地位的跨市场传导。从本质上来看,竞争优势的传导超越一定限度即可能构成滥用,不属于合法竞争的范围。平台自我优待由于符合杠杆理论对滥用行为的共同要求,应当被纳入反垄断法的规制范围。然而,鉴于我国当前该行为违法性统一认定标准缺失、反竞争效果难以判定、正当性抗辩理由滥用三项因素模糊了自我优待的反垄断规制边界,故在重塑分析框架基础上对其有针对性展开优化,明确平台自治的合理限度,以期为规制指明未来走向。

我国数据反垄断规制实践及完善

当前,数据要素已成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的生产要素,其不仅融入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关系到以数据为核心要素的数字经济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维系与发展。在实践中,我国已在立法层面针对数据行为制定了相关条款,且在执法层面也针对数据行为,特别是数据垄断进行了有力监管。但是,伴随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商业组织体和生产组织机制的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不断发展,以数据为要素形成的垄断行为变得多样且隐蔽,对以数据为核心要素的垄断行为进行有效监管仍是难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数据相关的基础理论体系尚待健全、数据的法律属性尚未明晰以及相关数据基础设施不完善。面对数字经济发展中“三新”经济的不断涌现,亟需对数据垄断实行有效的常态化敏捷监管,包括但不限于行业监管与市场监管相结合、跨部门综合监管以及不断完善基础配套措施等,形成监管合力。此外,对数据要素的基础理论、数据流通交易、数据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基础制度建构也应加快推进。

数字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反垄断规制

当前,以数字信息和算法技术为依托,拥有巨大潜力的生产要素和庞大参与群体的平台经济,对传统反垄断法理论基础和执法实践产生了猛烈冲击。针对当前平台领域频发的自我优待行为,现行反垄断规范尚无明确的规制路径。平台经济自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也使得反垄断规制难以借助传统反垄断理论的框架解决,因而执法实践中常面临自我优待行为的认定不明、垄断性质无法判断乃至反垄断监管受阻的困境。针对制度规范与执法实践难题,可通过拓展内部制度到外部实践、宏观顶层设计至微观制度补充的双重维度,完善针对数字平台自我优待的反垄断规制架构,形成针对性的反垄断规制体系,助力于有序市场竞争秩序的构建和市场经济的创新驱动以及高质量发展。

平台企业数字并购的反竞争效应与反垄断规制

平台经济时代,数据成为核心竞争资源,平台企业的数字并购活动日渐活跃。研究发现,平台企业规模效应、网络效应和锁定效应特征使得数字并购伴随垄断风险并产生反竞争效应,数字并购后的算法共谋、数据封锁和价格操控等行为能够损害竞争和潜在竞争,且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创新。基于此,本文提出设定多元反垄断监管目标、增加数据指标申报标准、优化相关市场界定方法、加强数据滥用行为认定、建立反垄断监管弹性制度等规制策略。研究结论有利于拓展数字并购相关文献,为政策制定部门与反垄断监管部门提供参考。

超级数字平台掐尖式并购的反垄断规制

数字经济背景下,“掐尖”并购逐渐成为超级平台保护其市场地位的重要商业策略。数字平台间的掐尖式并购固然有其积极作用,但同时存在着一些弊端,需要加以限制。当前反垄断立法对掐尖式并购的规制在事前申报、事中评估以及事后监管手段上都不足。为此,依据数字经济和掐尖式并购的特殊性,在借鉴域外经验基础上,通过调整并购审查标准、优化竞争损害评估框架以及构建长效监管机制进一步完善符合当前发展阶段的规制路径,从而确保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生成式人工智能默示算法共谋的反垄断规制路径探索

生成式人工智能已逐渐成为重塑社会结构和治理形态的新型基础设施,在带来大量技术红利的同时,却也引发一系列法律伦理风险,其中较为常见的就是算法治理风险,尤其是由预测类算法共谋和自主学习类算法共谋两类所构成的默示算法共谋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默示算法共谋的独特运作机理导致传统反垄断规制路径僵化无力,主要表现为行为认定困难和行政规制受阻两种法律困境,这无疑严重破坏了安定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更不利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革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中明确了利用算法优势实施反竞争行为的法律禁止性,若要真正发挥法律禁止效能,就须对生成式人工智能默示算法共谋的反垄断规制路径予以重塑。以价值理念重塑为前提,探索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默示算法共谋的温和性反垄断规制路径,进而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进步与发展。

基于数据流通限制的反垄断规制研究

巨型平台经营者通过构建平台聚合生态系统,利用网络效应、规模经济以及数据获取壁垒等方式加大对数据流通渠道的控制力度,挤压竞争者的发展空间,最终在多个关联市场中获得市场力量和垄断地位。基于对已有规范实践的考察以及数据流通限制的经济效果分析可以发现,数据流通限制不仅增加了中小平台经营者的数据收集、分析以及利用成本,还有可能产生阻却中小平台经营者突破数字市场壁垒、损害消费者价格与选择权益以及抑制创新动能等竞争限制效果。因此,数据流通限制状态应受到反垄断规制的高度重视。

算法共谋的反垄断规制

对算法共谋的研究应当借鉴传统构成要件体系,厘清算法共谋对《反垄断法》的冲击。算法共谋的构成要件中,算法主体要件仍为使用者与算法生产商。算法共谋侵犯的客体要件,应当以消费者福利为判断标准。客观要件中的共谋合意是证明难点,应当放宽对证明合意的要求。从算法共谋预防、认定、救济三个方面建立有效的算法共谋的规制体系,明确算法共谋的责任分配。

大型平台预防性反垄断规制研究

欧盟《数字市场法案》旨在明确大型平台服务提供者的责任,以事前认定“守门人”规则,迫使大型平台企业遵守规范指引,否则监管者可直接对其行使反垄断执法措施。此种预防性规制提高了反垄断监管执行速度,保障了市场竞争的效率与安全,但也增加了市场交易成本,降低了平台企业的创新性与活跃度,甚至有可能影响数字市场的持续发展和公平竞争。本文从欧盟《数字市场法案》思考大型平台预防性反垄断规制的合理适用,以及数字经济下如何厘清我国反垄断执法实践下大型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常态化监管与惩处效果的关系。

数字音乐平台反垄断规制问题研究——兼评腾讯音乐反垄断案

在版权集中效应的加持下,数字音乐市场普遍采用的独家版权许可模式引发垄断风险,拥有大量音乐版权的数字音乐平台市场力量日益壮大。通过分析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中国音乐集团股权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的处理结果,对数字音乐市场垄断格局的成因和规制方法进行研究,提出数字音乐市场反垄断规制要事前监管和事后救济并行,结构性救济和行为性救济共同发力等建议,促进数字音乐竞争市场有序运行和健康发展。

超级数字平台的反垄断规制——以欧盟“守门人”制度为镜鉴

在数字时代背景下,我国反垄断法面临超级数字平台垄断行为复杂多样、超级数字平台市场支配地位认定困难以及事后监管乏力甚至失效的风险。比较法上,欧盟《数字市场法》中“守门人”制度的立法理念与我国《反垄断法》存在一致性,对于完善我国超级数字平台的反垄断法规制提供了借鉴的可能。

数据要素价格扭曲与数字平台反垄断规制

数据要素价格扭曲造成数据生产要素本身的垄断,是数字平台企业垄断行为的根源。从数据生产要素和数字平台本质属性角度分析,数据作为数字平台劳动资料的低成本甚至零成本获取,借助数字平台的网络外部效应和规模效应,形成基于数据掌控优势的市场势力,表现出各种垄断行为,造成社会福利损失。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和加快数据资产立法,促进数据要素资源自由安全有序流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属于数字平台反垄断的事前控制,是数字平台反垄断规制的有效途径。

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规制研究

本文探讨了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规制的基础理论,分析了平台经济的内涵和垄断格局形成的原理,讨论了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的典型表现,如“二选一”行为、“大数据杀熟”和平台封禁行为,强调了反垄断规制的必要性。指出了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在立法、行为认定标准、司法适用和监管水平方面的困境。建议完善立法体系、构建新的反垄断行为认定标准、完善司法适用和提高监管水平,以保护公平竞争环境,激发市场活力。

电商平台掠夺性定价行为反垄断规制研究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电商平台的掠夺性定价行为已经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对象。我国电商平台掠夺性定价行为反垄断规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具体包括:认定规则不完善、执法标准不明确、监管模式单一化。本文为解决相关问题提出如下建议:完善行为认定标准、健全行政执法机制、构建多元监管模式。

横向并购反垄断规制中的安全港规则研究

安全港规则的实施能够改进反垄断当局执行企业并购政策的可预期性,降低在企业并购领域反垄断法执行的不确定性,提高并购审查效率,降低执法成本。中国是一个正处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大国,在经营者集中竞争评估指南中设置安全港规则,除了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必要性以外,还可以协调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关系,加快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推动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本文在比较分析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横向并购指南中的安全港规则及其量化标准的基础上,研究了中国经营者集中竞争评估指南中设置安全港规则的必要性,测算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安全港规则的量化标准,为制定并购规制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企业联合组织滥用技术标准的反垄断规制问题

近年来,为适应高新科技的快速发展及产品的互换性要求,许多行业领域都加快了技术标准化的进程。然而,也随之引发了各种法律上的问题,尤其是企业联合组织滥用标准限制企业间的竞争问题,从而促使人们关注起以知识产权制度为基础的“标准设定”与垄断和反垄断法之间的关系问题。基于此,本文从考察现有的理论和国外比较成熟的立法和运作经验出发,对企业联合组织滥用技术标准限制竞争的不同表现形式提出了相应的规制原则和方法,并为建立起适合我国需要的相应法律制度作些有益的探讨。

数字经济反垄断规制变革:理论、实践与反思--经济与法律向度的分析

当下,中国和美国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中保持领先,全球数字财富高度集中于两国的商业平台,因而两国数字经济政策的制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态势。现阶段,数字经济反垄断规制面临原有经济理论分析失范与现行法律实践失准的双重挑战。传统反垄断分析框架以一般均衡理论为立论基石,其静态、单向的判断标准难以适用于以动态、跨界为特征的数字经济,规制实践难以摆脱相关市场界定、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判定和共谋协议评定等方面的困境。坚持反垄断经济价值标准统合与法律约束标准演化的方向,加速实现数字经济反垄断理论分析范式转型,科学确定数字经济反垄断规制目标,合理设定数字经济反垄断规制限度,推进数字经济反垄断规制模式融合创新,成为数字经济反垄断规制变革的有效路径。

价格挤压与反垄断规制

随着社会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提高和我国《反垄断法》实施的进一步深入,价格挤压现象越来越受到关注,与价格挤压相关的案例也逐渐增多。但对应的反垄断法律条文还比较笼统,规制也相对滞后。在这种背景下,研究中间投入品区别定价理论及其反垄断规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基于差异化产品市场的分析表明,我国《反垄断法》不仅应对价格挤压行为在法律条文中予以明确,还要在价格挤压行为的认定和规制时充分考虑现实经济的多样性,并以"实质性影响竞争"的标准和社会福利为落脚点来对价格挤压进行反垄断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