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上的受信义务:评新《公司法》的相应修改

新《公司法》关于受信义务的规定体现了创新精神:一是突出了关联交易、公司机会和竞业限制的重要性,完善了程序规则,重组了公司管理者的禁止性行为;对注意义务的界定突破了该条无法进入司法裁判的困境;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了受信义务体系,并将股东代表诉讼扩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二是增加了董事、高管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三是增加了董事责任保险。但新《公司法》依然与现实需求存在差距:一是关联交易的规定依然缺乏实质公平的裁判标准;公司机会缺乏界定,将导致司法审判困难;竞业限制不能适应现代企业;管理报酬未被纳入忠实义务,司法审判无据可循。二是注意义务规定不周延,未能对管理者的经营义务与监管义务区别对待。三是审计委员会取代监事机构的情形,股东代表诉讼之先诉请求不明确。新《公司法》关于受信义务的上述修改和问题有必要进行系统性分析与评估,从中也能间接省察今后的完善方向。

公司法上的受信义务研究

受信义务是英美法系衡平法上的理论体系,我国公司法对其进行了有效的继受和移植;在此基础上构建和完善受信义务理论,对我国公司法的发展至关重要。上市公司股权分散,且受公司法和证券法的双重调整,使得上市公司更加注重董事对股东的受信义务。同时,依据受信义务原理,上市公司董事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不应与非上市公司有所区别。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受信义务的引入

针对我国证券市场上大量存在的控股股东通过截留、挪用等行为侵占上市公司资金和利用非公允关联交易、操纵公司重大决定等方式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现象,我国《民法通则》、《公司法》以及一些行政规章虽然对此有所规制,但规制大多集中在对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追究上,而对操纵董事会及公司高管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责任追究明显不足。本文认为,引入英美法系国家的受信义务,可以弥补现有法律对控股股东规制不足的缺陷。

公司反收购与董事受信义务研究

本文论述了美国公司反收购的概念与形式;董事受信义务与反收购的价值判断;公司反收购司法之原则,董事受信义务在反收购规制中的作用。

善意义务是否需要作为受信义务的第三维构成?

善意要求是公司法中最为尴尬的问题:它几乎一开始就被植入受信义务,但却一直被虚置不用,成为名副其实的摆设。在“商业判断规则”的庇护之下,公司管理者几乎无责任可言;在形式主义的遮掩之下,公司管理者可以轻易逃避责任。这样的法律规则与现代公司治理的要求格格不入,相距甚远。有鉴于此,有识之士认识到必须重新竖起受信义务中善意要求这面旗帜,并将善意要求落实为具体可执行的义务。受信义务在我国《公司法》中是一项远未得到足够重视的制度,它不仅是我国《公司法》的重大制度缺陷,更是我国公司治理需要完善的法律救济。本文针对这一目标假设检讨了比较法上的经验,探讨了善意要求的指导意义和善意义务的具体执行。

论封闭公司中股东的受信义务

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承担对公司的受信义务为现代公司法理论和各国实践所通认,但在现代公司财产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相分离、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的背景下,股东对公司只承担有限的受信义务。在封闭公司中,少数股股东的投资、运作大多以信任为前提,多数股股东在对公司财产及少数股股东利益造成不当侵害时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不过多数股股东的这种受信义务应有合理的限制;同时,少数股股东在其能对公司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时也对公司负有一定的受信义务。在对股东的受信义务进行法律规制时,过于苛刻和过于宽松都不利于公司的经营运作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因此法律规制要做到各方利益的平衡。

董事受信义务之独立性研究

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关系产生于信托法上的信托受托人与信托委托人之间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一直困扰者包括英美公司法的理论和实践。董事的受信义务是否等同于信托受托人的信托义务?本人认为,董事的受信义务虽然类推自信托义务,但是已经与信托义务产生了巨大的差别。无论从公司和信托这两种制度的本质区别上,还是董事和信托受托人的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的内涵和标准上,都可以发现二者之间根本的区别,这也表明了董事受信义务是独立于信托义务的一种新的受信义务。在论及董事的法律地位时,文章分析了代理说、信托说和委任说的致命缺陷,得出董事的法律地位仍然是受信地位的这一符合逻辑的结论,澄清了理论界的一些误解。

初探我国的受信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自颁布以来已经实施了十多年,其目的是为我国投资者菅造更多有利的法治环境。期间我国民菅企业发展迅速,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企业管理人滥用职权的现象也日益增多。现在我国市场上普遍出现企业管理人通过截留、挪用等方法侵占上市公司的资产和利用关联交易、操纵公司股价来损害债权人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以见及此,文章认为有必要强化我国的受信义务,建立良好的商业环境。

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中的卖方受信义务

金融衍生产品十分专业、复杂,买方往往无法弄懂自己所购买的产品,而只能依赖卖方提供的建议进行投资决策。在此情况之下,买卖双方之间存有信赖关系,卖方应当对买方承担忠实与勤勉之责。信赖关系与受信义务是英美金融法的重要基石,存有信赖关系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卖方应当对买方负担受信义务。我国公司法引入衡平法观念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应通过专门立法对信赖关系、受信义务以及违反受信义务的特别法上的请求权进行规定。

金融创新的原动力规制分析——以规范金融公司董事受信义务为视角

金融危机过后人们反思,危机是金融公司追求最大利益与金融系统追求安全稳定相博弈的时段性结果。董事决策是诱发金融系统风险的导火索。文章分析经济法律规制董事受信义务的动因,设定董事受信义务的公私法分配,剖析新设监管范式的法律效果,力图遏制董事不顾金融系统性风险追求个人或公司利益最大的欲望,以期达到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目的。

英国公司法上的董事“受信义务”——兼与王保树、孔祥俊、梅慎实等诸位先生商榷

英国公司法上的董事“受信义务”——兼与王保树、孔祥俊、梅慎实等诸位先生商榷陈东一、引子——典型案例之争讼焦点本文涉及的是英美普通法〔１〕上的一个被广泛使用、但在中国法学界存在颇多歧义的概念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ｙ及其派生概念。先看下面的案例简介：〔２〕本...

受压迫股东的救济路径研究:股东受信义务与法定压迫救济制度

股东保护机制是公司法的核心问题之一。由于公司所有权结构的特点,股东之间的压迫问题已成为公司管理中的重要考量。我国公司法第20条原则性地提出了对股东不得滥用权利的要求。基于该原则建立具体的股东压迫救济制度已成为公司法研究和修订中非常重要的议题,也将对提升我国的营商环境大有帮助。股东受信义务和法定压迫救济制度是国际上较为常见的两大受压迫股东的救济途径。通过比较这两大救济制度的理论与实践,斟酌利弊,深入研究两大制度间的关系及分析域外司法实践的判例,可以为我国建立受压迫股东救济制度提供可行的参考路径。

资产管理人受信义务的类推解释及其履行——以投连险投资账户为例

关于金融投资商品及其投资权益的保护,金融机构作为资产管理人时承担的受信义务备受探讨。投连险即为其中范例。投保人承担了完全的投资风险,使得该产品超出传统保险的要义范畴。并且,该产品投资账户符合实质证券的界定,并采取信托的法律结构,实质上为一种契约型、开放型、公募型的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账户上的法律关系应类推适用投资基金的相应规则,特别是关于受托人的受信义务。保险人作为投资账户的资产管理人的受信义务可从诚实信用原则下得以填补和解释。在利益冲突交易中,应强调相应的信息披露是判断保险人是否违反忠实义务的重要因素。同时,这种微观探讨契合《公司法》修改背景。譬如,《公司法》修改中,应将强化公司信息披露作为投资者权益保护规则完善的重要方向;控股股东具有委托人(股东)和受托人(资产管理人)的双重身份,其作为资产管理人时,应承担受信义务,于《公司法》修改中,应对控股股东的受信义务作为明确规定,可与董监高的受信义务一并规定;此外,对于利益冲突交易,应加强对相应决策的公平程序(包括信息披露)等规则供给。

论公司高管受信义务对象特定性

董事等公司高管受信义务的责任指向只能是公司,无论股东、债权人还是其他利益关系人,只有当这些团体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一致时,才能用忠实和勤勉义务的标准要求董事等公司高管对他们履行义务。认识到这一点,即有利于司法机关认定公司高管责任之承担,又有利于鼓励董事等公司高管实施有效的决策及相关利益团体采用其他法律机制来保障自己的权益。

证券服务机构诚信义务统合论

合理设置不同证券服务机构对投资者利益负有的看护义务,能促进证券市场的信息效率,实现资本的市场化配置。在现行法下,诚信是对证券服务机构的共通要求,勤勉是诚信的实现途径。但“诚信”与“勤勉”表述过于概括与模糊,不足以提供清晰的行为预期。诚信与勤勉具体内涵的界定,应以证券服务的业务本质与法律关系的具体分析为前提,采实质而非形式标准。发行人中介对投资者仅负有不欺诈义务,经纪人应采必要注意为有利于委托人之事务处理。但对提供投资咨询与资产管理业务的从业者,应施以受信义务。受信义务不同于诚信义务,其核心是防范与管理利益冲突,利他要求显著高于诚信义务。

公司利益理念下控制股东诚信义务的本土治理与重构

控制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有利于约束企业控制权的不当追求,矫正股东之间利益冲突,填补公司治理漏洞,实现股东平等对待。我国控制股东负有诚信义务的立法,呈现出从公众公司或上市公司扩张至有限公司的逆向演进轨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禁止滥用股东权利的负面规制具有功能局限性,难以充分保护受损股东的利益,缺乏控制股东行为的正向指引。因此,我国控制股东治理应采用直接规制模式,重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引入公司股东应当善意地为公司利益而行事的理念,对公司和其他股东负诚信义务,进而彰显我国公司法改革中的东方主义姿态与文化自信。

论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兼评我国《公司法》第5条能否促使董事履行社会责任的受托义务

公司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本文先从社会责任的概念和特点入手,同时借鉴日本相关法律规定和著名案例,分析探讨董事的受信义务在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中发挥的作用,以期更好的完善我国公司法对此的具体规定。

论有限责任公司清算义务人范围的法律适用及立法完善

《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就清算义务人制度做出了规定,然而相关法条在清算责任承担方面的模糊性,导致司法实践中频繁出现对部分股东判罚过重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得到纠正。《民法总则》和新通过的《民法典》在清算义务人方面做出了与《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不同的规定,即明确“法人的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员为清算义务人”,故有限责任公司清算义务人范围如何正确适用法律值得探讨。《民法典》与《公司法》为一般法与特别法关系,仅在穷尽搜寻商事特别法规范而无门时方可适用《民法典》规定。此外,建议在司法实务中基于股东、董事、高管的不同受信义务,合理界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义务人范围,应在《民法典》司法解释中确立清算义务人概念,并于《公司法》中重新确定其范围与职责。

论证券公司信息隔离墙的法律功能

信息隔离墙的设置 ,旨在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 ,防止证券市场信息在证券公司内部的无约束性流动 ,从而减少内幕交易 ,缓和证券公司 (证券商 )与客户之间的利益冲突 ;第二 ,为证券公司提供合理的抗辩理由 ,并建立相应的证券公司责任限制制度 ;第三 ,使证券公司免于陷入“受信义务”引发的“两难境地” ,处理好与公司客户和投资者客户两方的代理关系。

董事自我交易规制的法律经济分析

董事自我交易是交易内部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的优势,但董事作为公司的管理者负有受信义务,自我交易容易导致严重的利益冲突,因此需要对其进行法律规制。本文认为,应当在承认董事自我交易经济合理性的基础上,将制度设计纳入经济分析范畴,选择最能体现各方主体利益平衡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