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执法补救受害人损失的理念阐释与制度构建

我国反垄断法补救受害人损失的途径有执法中没收违法所得隐含的“退赔”与反垄断损害赔偿诉讼,但实践中却面临着没收违法所得同时责令退赔的适用率极低、企业自动退赔罕见、反垄断损害赔偿诉讼成功率不高的困境,难以对受害人损失进行有效补救。通过反垄断执法补救受害人损失是“响应式重塑”理念应用于反垄断领域的直接体现。域外执法机构补救受害人损失的方式中,通过减少罚款激励违法企业自愿赔偿的英国方案,最具制度优越性与借鉴价值。为了破解我国受害人损失无法有效补救的困境,应将“响应式重塑”作为反垄断执法的核心理念,完善反垄断法规定,确保执法机构采取责令退赔的合法性,构建我国的企业自愿赔偿制度,并通过调整反垄断处罚结构和建立自愿赔偿监督受托人制度,实现企业自愿赔偿与罚款的捆绑使用,以提升企业自愿赔偿方案适用率,使受损害的民事主体能依法获得合理补偿。

试析可归责于受害人的抗辩事由

大陆法观念和英美法观念下的可归责于受害人的侵权责任的抗辩事由分类不同，我国应建立以纯粹比较过失制度为基础的可归责于受害人的抗辩事由体系，从而全面发挥侵权行为法的社会作用。

国外被拐卖受害人的健康研究:对现有系统评价文献的系统评价

本文对16篇有关国外被拐卖受害人健康的系统评价文献进行系统评价,发现:被拐卖过程对受害人的生理和心理等多种健康结果有破坏性影响;面向受害人的康复与干预服务包含认知行为治疗及技能发展等多种形式,但现有的证据基础较为薄弱,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有限。研究方法的不足制约了该领域的发展,未来研究仍需在概念界定、样本选择、测量工具和理论阐释等方面有所推进,同时应加强对服务与干预的评估,以期提升服务质量。我国学者应立足于本土情境尽快开展研究,积累经验数据,构建本土理论,联合实践者一道开发可有效改善被拐卖受害人身心健康状况的服务与干预方案,逐步推进循证实践。

基于受害人角度的电信网络诈骗心理探析

作为一种非接触性犯罪,电信网络诈骗与传统犯罪有着很大差别,不管是犯罪规律特点、犯罪演变趋势和速度,还是侦查策略、防范重点,都与传统犯罪截然不同。从当前的电信网络诈骗防治取向来看,更多研究着重于如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而从受害人角度出发,研究受害人心理特征以及如何预防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基于受害人的角度探究电信网络诈骗的相关心理,能为预防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建立长效的治理电信网络诈骗防范体系提供理论保障。

警察行政领域“受害人”原告资格的法理澄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之受害人条款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广泛适用,但因其悖离学界期待而备受批评。针对警察行政领域受害人之利害关系的判断,宜采推定利害关系说,即符合“警察行政领域”要件和“加害人/受害人”要件,就可认定存在“利害关系”。推定利害关系说可从心理利害关系和经济利害关系的视角加以证立,亦可通过保护规范理论加以验证。更进一步,应对受害人条款加以限缩解释,将其适用范围限缩于警察行政领域,以实现受害人条款与投诉举报人条款的合理衔接。

电话网络诈骗案件中受害人研究

目的在电话网络诈骗高发背景下开展对诈骗受害人心理等特征研究,深入了解此类犯罪,为此类犯罪的控制和预防策略制定提供依据。方法采用案例回顾法对255例网络电信诈骗案件受害人特征进行研究和分析。结果网络电信诈骗案件受害人中女性占51.6%,男性占48.4%,平均年龄29.75岁,学历分布在各个层次中。根据受害人表现的突出心理特征,分为"突陷困境后主动避难"类,占总数29%;"帮助他人"类案件,占总数23.1%;"期望好运气"类案件,占总数20.4%;"过渡信任网络交易安全",占总数27.5%等。有40.4%的案件冒用警察等权威职业身份进行犯罪活动。研究证实受害人学历高低与信任和服从权威职业无统计学关系(F=4.627,P=0.201)。"期望好运气"受害人群有年龄差异,青年人更容易受骗。(F=32.4,P<0.001)。结论诈骗案件受害人特征与传统认识不同。受骗后存在急性应激心理、利他心理、服从权威、期望好运气等复杂的心理特征表现。

体育侵权案中如何适用受害人同意规则

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受害人同意规则,在法学界特别是体育法学界中还未得到正确的认识和阐明,司法判决中也未直接引为判据。此前,该规则一脉相承地内涵在民法的权利自由原则、意思自治(包括意志自由和责任自负两个方面)原则和诚信原则之中,司法判决认可其效力,现已有述明法条可资引用。所以,深入全面地阐释、探讨受害人同意规则的含义、责任构成的特点和相关观点,有利于人们正确处理体育侵权案件,有利于正确审理和判决,有利于体育事业的发展。

电话网络诈骗案件的受害人研究——基于255例案件的研究

在电话网络诈骗案件高发的背景下我们对255例案卷进行了受害人特征的研究和分析。包括51.6%女性受害人和48.4%男性受害人。受害者平均年龄29.753岁,学历分布在各个层次中。受害人常见受害类型分布为"突陷困境后主动避难"类,占总数29%;"帮助他人"类案件,占总数23.1%;"天上掉馅饼"类案件,占总数20.4%;"网络购物类案件",占总数27.5%。有40.4%的案件冒用警察等权威职业身份进行犯罪活动。研究证实受害人学历高低与信任和服从权威职业无统计学关系。(X2=4.627,P=0.201)。受害人存在急性应激心理;利他心理;服从权威;幸运心理等心理特征表现。文章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反诈骗建议。

对体育侵权中受害人同意规则的再认识——与艾湘南老师商榷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7条是有关受害人故意的规定,它与受害人同意规则在立法目的、适用对象和适用范围上都殊为不同。故而,体育侵权中的受害人同意规则并不能适用该条规定,它与自甘风险规则一道在我国侵权法上属于"非法定免责事由"。无论在体育法学的学理研究还是在相关体育侵权案件的司法适用中,受害人同意规则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在诸如《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之类的行政规章中,它也得到了部分承认。适用受害人同意规则并不意味着要排除自甘风险规则,两者是我国体育侵权责任中最主要的两种抗辩事由。

责任保险中受害人直接请求权性质及相关问题探微

责任保险中受害人的法律地位是责任保险合同的法定或意定受益人,因此受害人直接请求权是根据法律的规定或被保险人的意思表示,由被保险人处继受取得的、以保险金请求权为内容的独立性权利。受害人直接请求权与被保险人保险金请求权之间是继受权与原权之间的关系。受害人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受害人直接请求权的成立要件,两者之间属广义的请求权竞合关系。

论“受害人同意”及其在学生伤害事故中的适用

在侵权行为法中,对于受害人同意的含义、构成要件、法律效力等,学界存在很大争议,各国法律规定也不尽相同。尤其在学生伤害事故中,是否可适用受害人同意规则进行裁判,常是争议之焦点。在对抗性或具有风险性的体育竞赛活动中发生意外伤害等三种情况下,可适用受害人同意规则进行裁判。

震后医护人员对受害人创伤应激恢复建模分析

创伤后应激障碍是震后受害人常见的心理障碍之一,针对震后受害人创伤应激恢复的干预众多,但是全面考虑创伤后应激障碍潜在症状和影响因素的干预措施不多。因此,震后医护人员对受害人进行创伤应激恢复建模分析,研究创伤后应激障碍潜在症状结构,通过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量表和医学编制的抑郁量表对受害人进行调查,发现精神痛苦唤起模型拟合度最高,且其外部区分效果较佳,模型中的精神痛苦唤醒症状、麻木性症状同震后受害人抑郁的相关度较高,可作为医护人员判定受害人创伤后应激症状的有效标准;医护人员可考虑人口社会学变量、地震暴露变量、社会支持等社会环境因素和地震后其他心理疾患及心理干预等因素,以团体干预、个体干预等形式对受害人创伤应激进行恢复。

涉众型经济犯罪对受害人补偿的政府角色——以“蚁力神事件”为例

在"蚁力神事件"和东华经贸(集团)公司集资诈骗事件中,政府对受害人进行了补偿,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在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中,政府对受害人的补偿性质上属于特殊状态下为维稳需要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并不能作为一种广泛的普遍的解决办法。民事诉讼应是解决涉众型经济犯罪受害人补偿责任的正当程序。我国应以解决该类事件为契机,从法律上确定政府对受害人的补偿责任。

没收违法所得返还受害人制度研究

没收违法所得在我国是一种行政处罚方法。《行政处罚法》规定,没收的违法所得必须全部上缴国库。由于社会法调整对象的特殊性,社会法中的没收违法所得的责任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对违法者实行的强制措施,又是对受害人的权利救济。因此,对来源于侵犯受害人合法权益的违法所得不应当收归国库,而应返还受害人,并且违法所得的数额应当是违法者的全部收入而不是所得利润。执法者应当通过司法程序追究违法者的违法所得,法律应当授权受害人对没收违法所得程序的参与。

体育侵权中受害人同意和自甘风险的二元适用——由“石景山足球伤害案”引发的思考

对"石景山足球伤害案"法院判决的解读,有"受害人同意说"、"自甘风险说"和"受害人同意与自甘风险等同说"三种观点。在生成上,受害人同意与自甘风险不同,前者起源于罗马法,后者是普通法中的规则;在机理上,前者所"同意"的损害是确定的,后者甘冒的风险不确定。在体育侵权的抗辩事由中,应二元适用受害人同意和自甘风险规则,两者各有功用,各司其职。

论体育侵权中的受害人同意规则——历史起源、域外视野与法理分析

对体育侵权中受害人同意规则的暨有研究存在认识误区和弱化趋势。事实上,竞技体育比赛与受害人同意规则的关联最早可追溯到西方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从罗马法开始,受害人同意规则在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已经成为了侵权法理论中的一项主要免责事由,有的国家通过成文法明文规定之,亦有国家通过法院判例和学说上的解释论对其予以适用。受害人同意规则的法理基础应该是利益扬弃说,在我国法中一般作为非法定免责事由予以适用,且在适用中应注意"同意"的限度和与自甘风险规则的区别。

损害赔偿法中受害人共同责任的规范模式

受害人的行为对损害的发生或扩大可归责地共同起作用时,可以相应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在区分侵权赔偿责任与违约赔偿责任的基础上,在侵权赔偿责任中适用过失相抵处理受害人共同责任的问题,而在违约赔偿责任中区分对待受害人与有过失与减损义务,分别适用过失相抵与减损规则解决受害人共同责任的问题。这种二元规范模式的形成具有法律继受上的历史原因,我国法应当转而采用一元模式,即确立作为损害赔偿法一般规则的过失相抵规则,将其统一地适用于包括违约赔偿责任与侵权赔偿责任在内的所有私法上的以及公法上的损害赔偿责任中的受害人共同责任问题。

基于贝叶斯网络的电信网络诈骗受害人特征分析

电信网络诈骗是典型的非接触式犯罪,防控工作应侧重对受害人特征的分析。现有研究成果多为针对受害人单一特征进行的研究,且依赖案件数量较少,难以全面深入反映特征规律,应用性较弱。文章将电信网络诈骗受害人的自身特征与案件特征作为指标构造贝叶斯网络,建立受害人特征分析模型,进而从案件类型出发,分析易受骗人群;从特征人群出发,分析受骗类型。

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社会化救济机制探讨

在现代社会,损害分散已经逐渐成为弥补侵权责任机制固有缺陷的解决路径,人们开始在侵权责任法域之外探索对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权益的保护方法,通过社会化救济的途径,可以达到更好地保护受害人权益的目的。构建我国社会化救济机制,对建立一个符合我国国情、多种机制协调配合的社会化救济体系大有裨益。

侵权责任法中的受害人同意能力

受害人的同意能力是受害人同意有效的要件之一,包括识别能力和控制能力两个要素。同意能力不同于民事行为能力,民法关于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不适用于同意能力。在同意能力的判断上,不适宜以年龄为标准予以类型化。同意能力的有无应当在个案中结合侵害行为的情况,具体考查受害人的识别能力与控制能力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