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教育对受教育权的变革及其在教育法典中的表达

数字技术正在推动传统教育向智慧教育蜕变,以智慧教育为显著特征的全球教育发展新格局正在形成。受教育权被赋予新的内涵,受教育机会权兼有“入学机会”和“数字教育机会”,受教育条件权从获得“物理条件”向“虚拟资源”延伸,受教育结果权的评价方式从“结果评价”变为“过程评价”。为适应权利保障诉求,教育立法价值取向应从保障“社会权为核心的受教育权”发展为追求“自由权为主的学习权”,兼顾“教育机会均等”与“公平优质教育”,从“教育管理法”向“国家教育管理权与个人受教育权的平衡法”发展。教育法典编纂应对智慧教育模式下受教育权新内涵做出回应,加大公平优质教育的制度供给;增加保障教育选择自由权的制度;确立数字教育保障制度和数字教育隐私保护制度;纳入非制度化教育与终身学习法律制度,保障教育活动中的自由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再论受教育权——基于“理由束”方法论的分析视角

对于“何为受教育权”这一问题,既有的受教育权方法论并未提供有效的应答策略。描述性方法论界定的受教育权概念缺少区分性和普遍性特征,评价性方法论因无力解决并不稳定的教育价值立场问题而使得受教育权概念陷入正当性“陷阱”。对此,在理由论的基础上,受教育权可被视为依附于一束理由的“要求”。在该“理由束”中,结合欧洲人权法院相关判决,受教育者的自我实现是初级内在理由,平等接受教育为次级内在理由,而包括国家干预在内的其他理由则构成外在理由;受教育权的初级和次级内在理由属于立法范畴的理由,又因无法在立法上穷尽外在理由,所以外在理由被分配至司法范畴。

教育数字化赋能受教育权:时代内涵、法律风险与规制

教育数字化赋能受教育权是数字化时代教育法治的变革与回应。受教育者的教育平等权、教育资源权、教育选择权、资格证书权、公正评价权在教育数字化时代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新情形下,受教育权的保障存在法律正义、法律伦理和法律救济等风险。对此,应加快并完善教育数字化法治进程:以受教育权保障为根本宗旨,厘清国家义务;以彰显育人功能为价值原则,廓清伦理边界;以法律法规与行业标准为依托,共筑调控体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民受教育权工作的实践与挑战

更加包容、公平、优质的全民终身受教育权是实现2030全球教育发展愿景的关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长期关注全球受教育权事业,经历了以保障人人享有基本的受教育权为重点的起步期、以倡导全民享有终身受教育权为重点的发展期、以追求更加包容、公平、优质的全民终身受教育权为重点的深化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制定全球标准、加强各国政府能力建设、开展全球调查研究以及搭建国际合作桥梁等实践路径,切实推进了全球受教育权发展。与此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受教育权工作也面临着弱势群体受教育权缺乏有效保障、数字技术拉大受教育权差距、气候变化加剧受教育权危机等多重挑战。

社会阶层型塑下受教育权发展进路研究

社会阶层对受教育权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客观社会阶层结构引致不同阶层群体受教育权的差序化 获得机制,这种差序化获得机制如果能够使受教育权均衡分布于各阶层群体,就会最终形成公正和谐的受教育权格局。 如果受教育权资源无法适时向下流动则容易形成差序的受教育权格局。第二,社会阶层客观存在推动不同阶层群体的 差异化行动取向,表现为居于社会上层的既得权利群体对受教育权维护基础上的进一步获取和社会下层群体由于自身 权益的缺失而采取的追索权益的行动。

论保障公民数字受教育权的国家义务

数字化教育已发展成教育领域的新样态,但也出现了数字资源难以接入、数字资源使用不便、公民数字信息素养难以提升等问题,从而加剧了教育的不平等。此时,保障公民数字受教育权显得尤为重要。公民数字受教育权作为公民在数字时代享有的一项新型主观权利,具有多维的价值面向。从法学视角出发,国家对于公民受教育权的保障具有法定义务。从社会契约理论、福利国家理论以及客观价值秩序入手,可为国家保障公民数字受教育权的义务找到正当性依据。在内容体系上,保障公民数字受教育权的国家义务包含了尊重、保护与给付三个层次。当国家违反不同的义务时,公民享有相应的不同程度的可诉性权利。

优质受教育权:智慧教育社会契约的权利基础

202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一种新的教育社会契约》报告中指出,受教育权是新的教育社会契约的权利基础。相较于以教育机会为核心的公平受教育权而言,优质受教育权契合教育的数字化转型、高质量追求与整体性保障需求,在教育的人权保障范式、射程范围以及发展权能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作为智慧教育社会契约的权利基础更具合理性。应充分发挥优质受教育权作为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与受益权功能,对智慧教育选择、机会、条件与信息技术利用能力等方面进行保障,并构建起以优质受教育权为核心的客观价值秩序,强化智慧教育的制度性保障、组织保障与程序保障。

新时代公民受教育权:内涵发展、多重挑战与权利救济——基于对《教育法》第77条的再思考

新时代公民受教育权的内涵发展具有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性、自由权与社会权的协调性、公法与私法的融合性、公平与优质的一致性,反映出新时代我国教育发展的基本方向。然而,新时代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面临着诸多新挑战,对公民受教育权的公法救济较为乏力、私法救济过于模糊、学籍恢复制度的实践操作缺乏足够法律依据,因此,单靠传统意义上对受教育权的保障已无法适应新时代公民对优质教育提出的新诉求。通过探索编纂《教育法典》对受教育权进行体系化保障、建立以教育民事诉讼为主导的受教育权诉讼救济制度、构建基于教育公益诉讼的受教育权特别救济制度、完善学籍恢复制度等途径,实现对新时代公民受教育权的有效保障,推进公民受教育权实现的法治化。

教育法典编纂背景下受教育权的部门法基础及其规范整合

现有理论研究多是从宪法层面探讨受教育权问题,并将其归入公法调整范围,从而遮蔽了其他部门法视域对于这一问题的拓展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受教育权在私法领域的研究价值。刑法、民法以及行政法等部门法关于教育条款的规定,同样是受教育权保障的重要规范基础。在协同运作方面,受教育权部门法规范的双向衔接面临着一定的实践困境,在实体衔接上缺少技术规制思维,在程序衔接上缺少程序救济条款。在规范整合方面,统一立典是受教育权部门法规范有效整合的路径依归。从分散立法到统一立典,体现了受教育权立法保障的逻辑转换。从国家教育权到公民学习权,彰显了受教育权规范整合的权利基础。从立法论到解释论,则是受教育权保护规范的具体适用路径。

教育法典中受教育权的三维权能研究

保障受教育权应当作为编纂教育法典的价值指向和根本依据,这是达致教育公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受教育权的防御权能核心在于国家教育行政机关的“不作为义务”,即国家教育行政机关应当尊重并保护公民的教育权利;受益权能强调公民通过向国家提出请求,要求国家教育行政机关积极作为以促进受教育权的实现;发展权能强调教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文章提出,教育法典应当整合现行教育法律规范体系,充分保障受教育权的三维权能,强化综合治理机制,为新时代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

我国教育领域共同富裕法治保障研究——以宪法上的平等受教育权为中心

共同富裕不仅仅是经济、社会领域的议题,在教育领域也应受到关注。教育领域共同富裕的实现有利于公平正义的伸张,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枝繁叶茂的题中之意。然而我国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现象由来已久,宪法诉讼制度及宪法解释等的欠缺,使得法治对教育领域共同富裕的保障尚付阙如。我国教育领域共同富裕实现之难题,需要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导下,重构宪法上的“平等受教育权”内涵,在规范构造上应以《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的“人权保障”为依归,以《宪法》第33条第2款规定的“平等权”和第46条规定的“受教育权”为两翼,从而形成一个稳定的“品字形”架构。而该解释论层面的教育领域共同富裕的宪法表达,即“平等受教育权”规范,在实际运用层面则应深度结合相关立法和司法过程,为教育领域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坚实的制度性保障。

从受教育权到终身受教育权:基于UNESCO教育理念变迁的梳理

2021年,《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一种新的教育社会契约》把“终身享受优质教育的权利”视为构建新的社会契约的两大基本原则之一。这种定位无疑为全球各国教育变革提出了新的发展方向和要求。从“受教育权”的确立到“终身受教育权”的提出,虽然UNESCO在扩大受教育权的内涵方面历经波折,但其始终秉循人文主义观,在扩大受教育权以包括成年人和促进成人教育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相对于“受教育权”,“终身受教育权”在目标上以构建新的社会契约为使命,在内容上涵盖信息权、文化权、科学权以及获取和贡献知识公地的权利,在范围上从横向和纵向两大维度拓展权利主体的覆盖范围和教育的层次结构,并赋予平等新的要义。这种内涵上的延展是对其作为新的教育社会契约重要支柱的积极回应,也是未来教育变革的重要方向。面对当前全球日益复杂的形势,终身受教育权不再是“短时之需”,而是全球各国长期致力于实现的“共同愿景”,将对全球各国的教育变革产生重要的影响。然而实现该“共同愿景”需要新的框架来构建新的教育生态,需要各国在体制、法律、教育政策框架、资源等方面进行持续变革。这将是一个较为漫长且曲折的过程。

乡村振兴中农村儿童受教育权保护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乡村振兴必先振兴乡村教育,对乡村儿童受教育权的保护在乡村振兴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虽然我国乡村教育不断飞速发展,但乡村儿童的教育获得权和平等权仍未得到充分保障,其受教育权的监管与司法救济也亟待进一步完善。本文旨在通过研究我国农村儿童受教育权保护的现存困境,探索解决对策,以期能够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更好保护农村儿童的受教育权。

我国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障的优化路径研究

受教育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已成为国际共识,新中国成立至今,基本实现了少数民族受教育的权利。鉴于历史、经济等原因,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教育水平可能会低于其他地区,导致少数民族的人们在社会中的竞争力较低,不利于保障少数民族人们的受教育权。目前存在缺乏民族教育保护专门法律、少数民族地区师资力量薄弱、教育信息化程度低等问题。对此,本文提出了我国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障的优化路径,包括完善民族教育体系、建设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加大经费投入、提高民族地区教育信息化程度。以期达到保障少数民族地区受教育权的目的。

融合教育视角下我国残疾学前儿童受教育权的立法保障研究——基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的考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的公布标志着我国学前教育法的立法进程迈入了一个新阶段。从融合教育的视角来看,该草案在原则上特别强调了教育机会平等、学生受益权平等并提出国家要采取如建立“学前教育资助制度”以及要在财政拨款、公用经费方面向残疾儿童倾斜等措施,以落实对残疾学前儿童受教育权的保障。该草案将幼儿园对残疾学前儿童的入园门槛降低为“能适应其生活”,具有进步意义,但对“特殊需求”的定义尚欠明确,并应考虑在后续的立法工作中从法律层面上真正支持所有学前儿童都能为普通幼儿园所接纳,以及应特别体现对特殊教育学校和康复机构设置融合性幼儿园(班)的支持。

精神障碍者受教育权的法治化保护对策研究

受教育权作为一项基本的权利,当然地为我国公民所享有。精神障碍者作为社会中相对弱势的群体,受教育权不仅是他们应当享有的权利,还是他们行使其他社会性权利的基础。近年来,我国越来越保护精神障碍者等少数群体的受教育权,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但是从立法、司法、行政等视角来看,仍然有所遗漏。我们应当用法治思想对精神障碍者的权益进行法治化保护。

浅析中国留守儿童受教育权的法律保护

受教育权对儿童这一弱势群体起着重大保护作用,有助于为儿童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我国6-14岁的留守儿童91.07%处于在读状态,说明绝大部分留守儿童能受到一定程度的义务教育。本文主要针对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权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实践中存在政府监管疏忽、学校管理缺陷、监护人未及时尽到管理教育儿童的责任等原因,造成留守儿童轻视学习、厌恶上学甚至辍学退学等放弃部分或全部受教育权等现象,分析各主体在保护儿童受教育权的法定责任,呼吁各义务主体积极承担法定义务,真正落实和保护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权。

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中的受教育权保障

受教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是我国宪法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是教育发展的核心议题。对教育高质量发展和人的发展而言,受教育权是两者具有通约性的权利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受教育权的权利边界不断扩展,延伸出公平优质受教育权这一新的受教育权主张。受教育权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受教育权实现的根本保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两者共同的价值旨归。受教育权的保障与实现需要国家、学校、家庭、社会等主体的共同行动。为此,应完善立法、加强制度建设、把握数字化机遇、协同家校社共同推进受教育权保障体系建设,助推教育高质量发展。

国家教育权与受教育权关系的历史嬗变及其平衡调适

国家教育权与受教育权的关系是教育法学的基础。我国《宪法》第46条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其背后蕴涵着国家教育权与受教育权的法律关系。该规定统摄教育法律体系,挖掘其生成背景和制度意涵,有助于观察权力与权利的互动关系,规范国家教育权的行使。我国现行宪法诞生之初,贯彻以劳动为中心的教育观,它将公民接受教育同时视为权利和义务。其中,受教育义务包括义务教育、就业前教育和针对劳动者的教育。这给国家教育权的扩张提供了规范基础。1985年教育目标演变为培养人才,受教育义务发生规范收缩,国家教育权的行使逐步规范化。在此基础上可搭建权力与权利平衡调适的基本框架:国家教育权干预受教育权,需要满足受教育权的范围及强度、法律保留和实质理由的规范要求,以此保证教育法规范体系的内部平衡。

新时代我国运动员公平优质受教育权:法理内涵、价值取向及实现进路

在我国教育转向公平优质发展的背景下,公平优质的运动员受教育权利主张已成为体育领域重要的人权议题。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发展运动员公平优质受教育权的新时代意义及价值取向。研究认为:公平优质的运动员受教育权主要来源于运动员日益增长的美好教育生活需要,也是国际人权发展趋势和建设体育强国的现实要求;我国运动员受教育权保护实现了从公平优先到公平优质、从政策治理到法律治理、从单一主体主导到多元主体参与的价值转向。基于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视角,从改革运动员人才培养目标、构建运动员文化教育服务体系、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等方面提出新时代发展我国运动员公平优质受教育权的实现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