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声音、叙述聚焦与重塑女性话语权威——再论《战争中没有女性》的视听叙事艺术

研究者们大多以女性主义理论分析《战争中没有女性》的女性形象,也有批评者论述其复调艺术。但对于阿列克谢耶维奇是通过何种叙述方式来确立女性权威的问题尚未进行解读。作品通过多重叙述聚焦展示了参战女兵们对苏联卫国战争的群体记忆,而对女兵们感官世界和精神世界的“非虚构”描述,既隐晦地表达了俄苏男权社会对女性声音的遮蔽,也展现了女性的边缘身份以及重塑女性话语权威的意图。本文从叙述聚焦和叙述声音着手,深入分析作品中潜在的解构话语,即对男性话语权的解构和对女性话语权的建构,以探讨作家重构战争图景和重塑女性话语权威的创作实践。

美国华裔女性新生代英文小说家族书写中的叙述声音

20世纪90年代以后登上美国文坛的华裔女性作家群体,虽然以英文为创作媒介,却都选择将自己的华裔家庭作为书写对象。新生代作家笔下的叙述者通常是华裔家庭中的女性,她们会以第一人称“我”、“她”或“我们”的身份指称出现,有着鲜明的女性叙述声音的表征,由此华裔女性对华裔家族命运以及对东西方文化关系的思考得以呈现。在充分考虑时间性和社会性范畴的基础之上,本文将张岚、翟梅莉、刘恺悌、伍美琴等作为代表,并借用苏珊·兰瑟等有关叙述声音的理论,分析美国华裔女性新生代英文小说家族书写中的作者型声音、个人型声音以及集体型声音。

构建女性叙述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女性叙述声音是民间的精神诉求,借鉴好莱坞的文化输出经验,运用叙事传输理论,分析中国电影海外传播案例,理解电影中建立角色认同的重要性。影片《你好,李焕英》《热辣滚烫》等,剧本海外翻拍现象是女性叙述声音当代表达的成功例证。构建女性叙述声音有利于在国际传播中突破复杂环境,用温柔有力的情感内核打破文化壁垒,讲好中国故事,提高中国文化、中式审美对国际观众的叙事说服力。

性别视角下叙述声音的权威建构与虚构

女性主义叙事学将女性主义批评与叙事学相结合,修正了传统叙事学过分推崇文本规律而忽视性别意识的倾向,通过考察叙述样态、言说方式、聆听方式等形式层面的问题,呈现作者套用、抵制、颠覆男性权威从而建构自我权威的路径。本文拟以《海滨故人》《莎菲女士的日记》《工作着是美丽的》三部现代经典小说为代表,分析作家型、个人型、集体型叙述声音的形式特征,呈现女性在不同时期对性别身份的权利诉求及其权威特征,揭示女作家在以性别为主体的权力关系和危机意识下建构自我权威的策略与困境。

阿莉·史密斯《秋》的女性主义叙述声音

作为一门极富生命力的新兴理论体系,女性主义叙事学完美融合了社会身份和叙事形式的研究,丰富了西方经典叙事学范式。苏格兰女性作家阿莉·史密斯的小说《秋》打破传统的叙事方法,关注于女性话语权威。因此着眼于苏珊·兰瑟“女性主义叙述声音”理论中的作者型叙述声音,从性别叙事角度出发有助于分析《秋》是如何消解男性权威,挖掘女性主体意识,并最终通过文本策略建构起女性的权威。

从私下到公开:中国女性电影叙述声音及话语权威的流变

在女性电影蓬勃发展的当下,文章以叙述声音为切入点对经典影片展开文本分析,探讨叙事话语如何通过各种叙述声音得以表征,形成的话语权威又与社会现实之间有何关联,从而梳理中国女性电影叙述声音及话语权威的流变。历经作者型叙述声音的围城、个人型叙述声音的破壁与集体型叙述声音的萌发,中国女性电影叙述声音由单一走向多元,叙事话语的权威亦随之从私下到公开。目前中国女性电影虽然仍以作者型叙述声音为主,但叙述声音的多元与叙事话语的公开对女性电影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叙述声音的丰富变化——女性主义叙事学关照下的《爱》

托尼·莫里森的《爱》以作者型叙述声音讲述了主体故事,同时,L发出的个人型叙述声音所讲述的故事是对主体故事的补充。叙述声音的变化构成了丰富的小说文本,展现了复杂而微妙的人物关系。

论20世纪女性写作叙述声音的艰难生成

作为女性主义与结构主义叙事学在文本批评实践的结合,女性写作中的叙述声音不应被简单看成一种写作技巧与叙述行为,由于性别特有的“政治性”,叙述声音与社会历史、意识形态与象征寓意有着不可切断的重要关联。就20世纪的女性创作实践来看,女性写作中的叙事声音分为三种,即作者型叙述声音、个人型叙述声音和集体型叙述声音,这些叙述声音是特定时代的女性作者对于社会性别文化权力关系的具体回应,是女性作者在想象中试图建构一种与生命体验相连的表达方式,并以一种迂回而巧妙的策略建构话语权威,从而消解男性中心的价值观念与话语霸权。

论叙述声音

把叙事中的某些表达称为叙述声音,其实是一种譬喻,因为它们像是发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通过辨识文本中或隐或显的迹象,可以发现叙述声音存在的踪影。人类对声音的倾听可分为因果倾听、语义倾听和还原倾听,它们分别聚焦于声音发生的原因、声音传递的意义以及无关原因和意义的声音本身,这三种模式同样可以用来倾听叙述声音。在叙事学发展过程中,叙述声音一直是理论家关注的焦点。迄今为止学界有四种与叙述声音有关的观点值得注意:一是叙述声音即作者的声音,二是叙述声音即叙述者的声音,三是叙述声音即文本中的所有声音,四是叙述声音即修辞手段。

海明威小说的叙述声音

海明威的小说有缺席的叙述、隐蔽的叙述、公开的叙述三种类型 ,以缺席的叙述者类型为多。海明威小说的声音有时是单一的 ,有时是多声部的 ,它包含现实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和人物的声音。海明威是一位强烈追求客观叙述效果的作家 ,他强化人物的声音 ,淡化叙述者的声音 ,尤其体现在意识流小说和以对话为主的小说 ,但是偶尔他也采用元叙事的手法亮出自己的声音 ,来表达他的人生观和艺术观。

论叙事作品中的叙述声音与叙述者

在叙事虚构作品中,不能将作品的作者等同于作品的叙述者、将作品中的叙述声音等同于作者的声音。二者的混同将给作者的创作与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带来诸多弊端。叙述者是作者所创造的角色,正是叙述者的身份及其在叙述文本中所表现的方式与参与的程度,决定了叙述者发出的叙述声音,也决定了叙述文本的基本特征。

论简·奥斯丁小说叙述声音的女性主义立场

简.奥斯丁小说以女主人公为内聚焦视点,利用大量的自由间接话语,颠覆了男权叙事传统,建构了女性叙述声音和叙事权威。同时,小说成功地在读者与女主人公之间建立起同情的纽带,使读者认可女主人公的价值判断,从而加强了叙述声音的女性权威。

叙述声音、叙述视角中的话语权威与女性意识——《卡洛林·莫当》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分析

《卡洛林·莫当》是英国女作家玛丽·玛莎·舍伍德后期的重要作品。小说以独特的女性主义叙事技巧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家庭女教师的成长经历以及当时的社会风貌。小说既表达了作者对当时男权社会的批判和抗争,又展现了女性话语权威以及女性意识。运用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理论,从叙述声音及叙述视角两方面着手,对小说进行解读,可以发掘作品中所体现的女性话语权威及女性意识,从而更深入的对作品进行剖析。

论王蒙小说的叙述视角与叙述声音

王蒙小说中的准自传型主人公叙述视角往往具有双重性,即一个是追忆往事的主人公的视角,一个是被追忆的主人公在当时正在经历往事时的视角.这两个视角是成熟与幼稚、超然事外与不明真相之间的对比,于是构成叙述张力.由于主人公视角的双重性,就使这个视角同时成为叙述人视角;由于主人公的准自传身份,实质上又折射出作者的声音.这样,王蒙的小说就成为由两个世界叠加而成的立体世界,一个是作者所在的现实生活世界,一个是虚构的小说世界.这两个世界的相互审视,就使王蒙小说具有了历史的纵深感.

颠覆传统声音 构建女性意识——伍尔夫女性主义叙述声音解读

声音是叙事学和女性主义批评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在伍尔夫的小说中,叙述者声音隐含在多元的人物声音之中,具有自我指称意义,含蓄地表达了作者的女性意识。伍尔夫采用不同的声音策略巧妙地对抗意识形态、社会权力关系和文学规约等对女性声音的制约,从而取得了话语权威,其独特的叙事策略体现了这位女权主义先驱在文化实践中的艺术特色及其女性主义思想的独到性。

性别化的叙述声音——苏珊·S·兰瑟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

苏珊·S·兰瑟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将女性主义文评与叙事诗学结合,二者通过叙事诗学的概念叙述声音连结起来,从话语层面展现女性作者的意图,又从历史层面描述性别权威的压制,使得叙事学突破自身,加入了社会历史内涵,同时避免了女性主义研究的泛化,但其实际的诠释效力仍有待商榷。

叙述声音的源头与叙述主体冲突

叙述声音与叙述者互为存在前提,因此叙述者只能通过叙述声音得到识别。经典叙述学把叙述声音区分为叙述语和转述语,但仅用这种区分方式不足以解释复杂的叙述主体冲突。叙述者是一个框架,框架中的各个组件都可以发出声音,寻找这些不同的声音的源头就可以建构起叙述者的框架形态模型。不同声音源头的冲突便是叙述中主体冲突的原因,也是造成各种叙述修辞的原因。在这个理论框架下,便可以给叙述修辞以更为清晰的描述。

叙述视角、叙述声音与意识形态——以电影《祝福》为个案的叙事学分析

从叙述视角、叙述声音及叙述人文化身份的角度对电影《祝福》与原著进行文本细读比较,在叙事学层面上论述电影对原著的改编是一个话语置换和意义重构的过程。以此为个案的分析表明:新中国建立后文学名著的电影改编是合乎革命文化规范下的重新叙事,其作为准历史教材建构了受众的意识形态,是国家文化领导权掌控的有效手段之一。

《好人难寻》的叙述声音研究

弗兰纳里·奥康纳是20世纪美国南方文学杰出的女作家,她的作品笔锋犀利,见解独特且富有诗意。本文主要从叙述声音的角度,通过她的著名短篇小说《好人难寻》的叙述声音的具体分析,充分展示该小说叙述的复杂性以及叙述者与小说审美之间的关系。

异性共谋的女性言说——冯沅君《旅行》中的个人型叙述声音

女性进行第一人称叙事讲述"我"的故事,在形式上获得了自我言说的自由,但在实际创作中却步履维艰。冯沅君的《旅行》,一方面采用第一人称个人型叙述声音,有效地借助男性同盟者的身份而获得了女性言说的部分权利。但另一方面,小说所获得的女性言说的自由,由于传统伦理和习俗的影响,在实际的叙述声音中仍然明显存在一条书写的禁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