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供补强的模式选择及完善

目前我国立法对口供补强规则仅作原则性规定,司法实践缺乏统一适用标准,“形式补强”问题严重。从域外视角来看,美国对口供补强规则进行了详细规定,并形成了“罪体规则”和“可信性标准”两种补强模式。然而这两种模式补强范围缺乏周延性,单独适用均存在错误定罪的可能性。从口供补强规则的立法原意、司法现状以及兼顾实现有效追诉犯罪目的出发,我国更适宜采用“事实补强”和“细节补强”一体化模式,从犯罪结果、犯罪行为以及犯罪主体三方面实质补强被告人口供。同时补强证据一般不包含共犯供述,并且必须独立于被告人供述或属于新证据。补强程度须达到结合被告人供述,全案证据满足“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的程度。

信息网络犯罪案件认定中口供的证明功能与实践应对

智能化高质量发展的崭新时代,电子数据逐渐成为刑事司法中不可或缺的证据表现形式与内涵,海量的电子数据令口供在证据结构中的地位与证明体系中的功能均呈现出迥异于传统的实践新样态。口供的证明功能开始逐步向辅助确定被追诉人身份、提高电子数据采信率、巩固全案证明体系转变。作为一项直接证据与言词证据,口供证明功能的发挥必须建立在口供内容自愿、真实、合法的基础之上,否则将会异化诉讼理念,损害诉讼效益,甚至在“零口供”下陷入案件证明体系的桎梏。因此,对待口供必须采取理性的态度,不断探索降低倚重口供的程序路径,建立电子痕迹身份识别方法、增强电子数据自身证明力以及引入网络犯罪刑事推定制度等,以期更好发挥口供在当前信息网络犯罪案件认定中的证明功能。

试论我国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完善的必要性

冤案错案的屡屡曝出及其背后的违法侦查问题使整个刑事司法的公信力降低,而非法口供成为冤案的主要原因,只有完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依法对非法取证行为规制,才能促使其依法取证。我国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范围过于狭窄,有演变为非法口供不排除规则的趋势。本文主要论述“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供述现存的问题,以及是否应当由法律明文规定予以排除,并且给出非法口供排除的完善意见。

论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中的证明问题

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多发生在封闭性、秘密性较强的侦查程序中,因而往往难以证明和查实。如果不明确非法口供的证明对象、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最终将导致排除规则形同虚设。因而,解决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中的证明问题,已是落实非法口供排除规则、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当务之急。

论口供补强法则的实务运用——以22起冤错案件为视角

总结近30年来发生的22起冤错案件,口供制度不完善、口供补强法则的缺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必须对口供补强法则进行重新定位,只有单独可以定罪的口供才具有补强的必要。必须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补强证据的范围、补强证据证明对象的范围以及补强证据的证明标准。补强口供真实性的认定需要结合实践办案情况,通过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和口供作出的动机、时间等进行合乎常理的判断。

零口供案件的定罪实证研究——基于432份裁判文书的分析

对432起样本案件进行研究发现,零口供案件分布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征,定罪结果与审判层级呈正相关,重点、难点突出。在证明标准上,应坚持特定犯罪事实的“高度盖然性”,严格证据的合法性审查,摆脱“真实故合法”的逻辑桎梏,确保证据之间相互印证,排除合理怀疑,符合逻辑规则和经验法则。在审查判断路径方面,要审查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提防高度一致的言词证据;借势科学信息技术,利用技术手段打破孤证壁垒;适度司法推定,消弭部分证据湮灭之殇;转变司法观念,突破品格证据和类似行为不予采信的窠臼。

论口供在刑事司法裁判中之地位——兼评“口供中心主义”与“口供抛弃主义”

口供作为证据的一种,在认定案件事实、正确定罪量刑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对口供有不同的态度并产生过激烈的争论,最终形成了"口供中心主义"与"口供抛弃主义"两大对立的观点,但两者都没有正确认识口供在司法裁判中之地位。正确对待口供首先应当明确尽管口供仅仅是证据,但其是证据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种证据,同时还要正确认识口供与刑讯的关系,正确理解立法上对口供的限制。

从口供到叙供:清代州县衙门堂审记录形式的演变——以《冕宁档案》《巴县档案》命案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地方司法档案显示,清初州县衙门堂审记录形式是“一问一答”式的口供体。此一口供体,内容翔实、案情生动全面,最大限度接近犯证人员供述的原貌。乾隆初期为提高审理效率和降低被上级衙门指驳的风险,州县衙门堂审记录开始出现由“一问一答”式的口供体向“问,据某某供”的叙供体的演变。此一叙供体在省略问官讯问内容的同时,还对犯证人员的供述内容进行相当深入与全面的加工与提炼。清代堂审记录形式由口供体向叙供体的演变带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为州县衙门在审理报告中“剪裁”案情大开方便之门,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清代命案审理固有的格局与秩序。

权利话语遮蔽下美国刑事司法的口供依赖

在宪法性权利话语遮蔽下,美国刑事司法对口供仍有较强依赖。米兰达规则的变迁、辩诉交易制度的盛行都是这种依赖的突出表现。口供依赖主要是口供独特的证据价值、侦查技术局限性与诉讼成本等客观因素,以及侦查机关的利益驱动造成的。美国刑事司法通过两个途径基本实现了口供获取手段的正当化。考察美国口供依赖对我国审讯制度改革目标与路径有一定启示。

口供任意性法则的制度建构和运用

确立口供任意性法则是防止刑讯逼供、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应在刑事诉讼法中对口供任意性法则作出明确规定;同时,删除刑事诉讼法第118条关于讯问时犯罪嫌疑人"如实回答"的内容。必须明确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的界定,并对不具备任意性的口供自动排除和裁量排除的范围予以明确。强化口供任意性的权利保障,明确规定口供任意性的证明主体和证明标准。

“口供至上”及口供审查的转变机制研究——从司法、科技、人文三个层面展开

研读最高法《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等相关规定,"口供至上"观念和做法的改变客观需要口供审查方式的相应转变。在观念与程序两个范畴之下,这种转变机制具体应当从司法、科技与人文三个层面展开。司法层面,侦查主体在侦查阶段应当全面取证,公诉主体在审查起诉阶段应当保持一定客观中立,审判主体在审判阶段应当做到相对自由的司法证明;科技层面,取证程序应当更加注重科技化,质证程序应当更加专业化,认证程序应当强调相对自由心证;人文层面,口供认识体系应当理性化,口供评价体系应当呈现交流化。

“零口供规则”若干问题之我见

辽宁省某基层检 察机关出 台的《主诉检察官办案零口供规则》将沉默权引入我国。零口供规则的最终目的是遏制刑讯 逼供，但沉默权不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途径。赋予犯罪嫌疑人隐瞒犯罪事实的权利，侵犯 了社会利益，与我国立法思想基础相矛盾。因此零口供规则不应包含沉默权。

口供补强规则初探

口供补强证据是指证明案件事实的同时,增强或担保口供证明力,共同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口供补强规则属于证据规则之一,其既能有效的防止偏重口供,又能弥补口供的证明力不足,排斥虚假的口供。口供补强规则有三个主要特征:对口供证明力的限制,而不是限制口供的证据能力;仅适用于口供,而不适用于其他证据形式;约束控诉方和审判方,而不涉及被告人。口供补强规则由口供补强证据的对象、范围和证明标准三方面构成。根据口供补强规则,被告人的口供不得成为有罪判决的唯一依据,必须经由其他证据对口供进行补强后,法官才能作出有罪判决。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口供证据地位——兼论律师在场权

以口供在我国传统刑事诉讼到目前刑事诉讼法中证据地位的转变为基点分析,起源于西方的律师在场权制度所保护的法益:防止在侦查过程中过度的依赖口供,遏制刑讯逼供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在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不仅如此,我国现阶段还尚不具备设置律师在场权的基本法制环境,若急于设置将冲击口供普通证据地位。故主张目前我国不需要赋予律师在场权。

被告人口供的证明力问题研究

被告人口供是法律规定的一种证据形式,实践中对案件事实具有极强的证明力。我国司法机关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完善了对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口供的排除规则。然而,目前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仅能从形式上排除非法口供,非法口供实质上已经通过庭前案卷移送预先进入审判者的视线,并最终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有必要对口供的证明力进行研究,分析口供证明力的发生机制,提出阻断非法口供证明力的具体建议。

我国口供补强规则的困境与出路

口供补强规则是专门针对口供的证据规则之一。我国推行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该规则提出新的要求。口供补强规则破除口供依赖的制度价值在实践中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原因在于我国过于重视口供的事实发现功能,忽略事实证明功能。重塑其制度价值关键在于转变口供功能定位。该规则还存在口供界定模糊的问题。为此,我国应当明确口供的来源和性质问题。补强证据的证明对象出现偏误,也是该规则的问题之一。补强对象不应仅限于口供的真实性和自愿性,而应当以口供所涉事实为主,以口供的真实性为辅,并就案件事实进行具体限定。

纪检口供的证据效力及其转化

当前,在查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中可否以纪检口供直接定案,成为司法实践中十分棘手的问题。根据现行立法及有关证据学理论,纪检口供并不具有刑事诉讼的证据能力。不能直接作为刑事诉讼证据。实践中,司法机关一般是通过一定方式对纪检口供进行转化,使之成为刑事证据,并作为起诉和定案的根据。在纪检口供转化的过程中,由于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缺位,司法人员只能依靠个人的学识和经验进行,因而主观随意性比较大,从而造成各地司法机关在具体做法上不够统一。要解决这一司法难题,必须对纪检口供的效力及其转化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我国口供补强规则之构建

口供补强规则是当今重要证据规则之一,但我国对这一规则的研究明显不足,对该规则基本理论的认识还存在较大的差异,影响了证据规则确立的科学性,致使证据规则立法已经不能有效的解决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在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和社会情况前提下,构建我国口供补强规则。

以口供认定犯罪事实的合理性及其适用方法——以毒品犯罪为视角

由一个真实案例,引出我国有关毒品犯罪实践中仅以口供定罪的相关法律解释以及适用中存在的问题,然后进行相关分析。首先,我们从毒品犯罪的特点考察相关解释的合理性;其次,我们从理论上分析其合理性;最后,我们分析以共同被告人供述认定案件事实的五种主要情形。

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研究

口供证据补强规则是指对证明力明显薄弱的、能够证明案件全部事实或主要事实的有罪口供,要求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才可以作为定案依据的规则。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由被补强的口供范围和对象、用以补强口供的证据、补强证据的证明程度四个方面构成,当内在构成达到完善的程度时,口供证据补强规则就能够发挥保障口供真实性、防止误判和防止过分倚重口供、保障人权的功能。但是,我国的口供证据补强规则存在很多问题。在理论上,对被补强的口供范围和对象、用以补强口供的证据、补强证据的证明程度等规定不明确。在实践中,缺乏适用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的指导和标准。基于口供证据补强规则存在的问题,应当从明确被补强口供的范围、明确口供补强的对象、明确用以补强口供的证据、明确补强证据的证明程度四个方面完善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的内在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