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国古典学建构的第三种路向

随着中国古典学的专业化和建制化日趋成熟,人们对于古典学的关切以及对中国古典学之内涵的掘发也正在向纵深扩展。以往的中国古典学研究不外乎有两大路向:一是偏重于西方古典学的引进和消化,或兼及古典学的在地化问题;二是借用古典学的名号,在中西比较与会通的大背景下,将中国传统的文献资料做一现代化的阐述与对转。这两种路向皆立足于语文学的基础,将文献董理视为古典研究的根本任务,而忽略了文本解读的诠释学意义,也偏离了古典学发轫之初的人文主义特性。所以,除了偏向于移植性的古典学和本土格义式的古典学之外,能否找到第三种路向?它要追寻的是古典学的根本意涵之所在,要回溯古典学兴起之时的人文精神,从哲学意义上来重诂古典学的价值。诠释学的引入,正好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说明古典的意义,使原典材料的内容能够最大限度地与现代的思想观念发生融会与衔接,而这恰恰是传承与研究这些古代文献的根本价值之所在。

古典学视野下的西汉敦煌西域史探索与重构

古典学在历史学领域中,与历史文献学趋同。从这个视角而言,敦煌汉简也是古典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敦煌汉简具有极强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在推动西汉敦煌西域史研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敦煌汉简进行研究利用,西汉敦煌西域历史中的诸多细节都可以得到更加充分的解读。

林志纯的“中西古典学”

在理论和实践上构建"中西古典学"是林志纯(日知)先生学术成熟后用力最深的方向,是先生一生学术的精华所在,其中寄托着对未来中国世界古代史乃至整个史学研究工作的希望。林先生在讨论"中西古典学"的时候,并没有首先抽象地探讨学科划分之类的问题,而是用一种研究规划的方式勾勒出"中西古典学"的问题意识、时空范围、基本立场。本文根据林先生的理论勾勒和具体研究实践,试图重现"中西古典学"的框架,并对其中有争议的内容做出自己的理解,希望对当前关于"古典学"的讨论有所助益。

论中国古典学的重建

中国古典学是一个借自西方“古典学”的概念,指研究先秦秦汉时期中国古代文明的学问。古典学的重建是指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打破旧的古典学学术体系、重建新的学术体系的过程。在汉晋前后和唐宋前后,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两次比较重要的古典学重建。19世纪末,中国现代古典学重建拉开序幕。社会变革是这次重建的原动力,疑古思潮的兴起是其诱因,现代考古学方法的引进和出土文献的发现是其基本条件,科学方法的运用是其重要工具。百余年来,中国现代古典学重建取得了巨大成就,正在从自发走向自觉。

古典学的人类学相关性：还原并反思地引申一种主张

近代人类学的奠基者曾高度重视借鉴古典学的研究成果。20世纪初,学科理念发生巨变。此后数十年间,古典学者继续借鉴人类学思想,而现代新人类学中重视古典学的学者却越来越少。20世纪60年代初,克拉克洪在其所著《论人类学与古典学的关系》一书中对这一变化表示喜忧参半。他乐见人类学思想渗入古典学,担忧人类学因减少汲取古典学的养分而丢失其本来的品质。克拉克洪指出,人类学的根基是人文与科学,此二者均为古希腊人的发明,现代新人类学要保持其品格,便有必要重返古希腊。鉴于克氏主张的重要性,本文力图对之加以还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反思。本文认为,克拉克洪有规避西学人类学的神学关联及过度渲染古希腊特殊性的倾向,更存在以"文化"概念"消化"文野关联的问题。要扭转这类倾向,克服这类问题,应有选择地丰富古典旧人类学有关"中间环节"的看法。

古典学知识与民族精神的双重建构——当代中国国学学科建设的思考

国学学科建设问题,应该从中国古典学的知识传统与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这两个方面论证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作为中国古典学的国学,应该以中华文明的历史的、整体的原生态为研究对象,以古汉语为载体的经、史、子、集为文献和历史文化遗产为依据,探讨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并且具有典范意义的中华文明体系。国学的兴起和发展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价值建构的时代需求,国学的学科建设应该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延续发展提供精神支撑。所以,国学学科建设承担着建构整体性、民族性、延续性、主体性的中华文明的历史使命。在中华文明传统的继承、创新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国学学科建设必将是中国人文学界面临的一项长远而艰巨的任务。

再论中国古典学重建问题——以列子时代考订与《列子》八篇真伪之辨为例

自1935年5月冯友兰陆续阐发的"信古、疑古、释古"说,曾在中国学术界引发长期的争议,并直接影响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古典学理论的建构。从中国学术史上有关列子时代考订和《列子》八篇的真伪之辨,可以清晰地看出,除了明清民国时期,存在极端疑古的不良倾向外,总体而论,从信中有疑到考而后疑与考而后信两种倾向并存,"信"与"疑"始终没有呈现出绝对的分离状态。简单地将"信"和"疑"对立起来,注定很难准确揭示出纷繁复杂的古史、古书的历史实际,自然也很难谈到在真实可信的史料基础上进行古典学重建问题。新时期学术界关于浙大简、清华简、北大简真伪的激烈论辩,为新时期中国古典学的重建问题提出一极有价值的启示:对古史古书的审查,是重建古典学的基础,不对新旧史料进行科学的"澄滤",曲解与割裂信古、疑古、释古之间的关系,必会将中国古典学重建引向新的误区。

国学与西学:中西古典学的人文价值反思

国学与西学的思想资源都在各自的古典学,但中西古典学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中国古典学重视小学传统与文献学传统,相对轻视了人文思想的阐扬与发掘。西方古典学以语言学为基础,非常注重希腊罗马人文思想的发掘与理解。中国古典学的转向与弘扬,应致力于以语言学为基础,去发掘先秦思想传统中人道精神的内在价值。构建文明的人文精神,应成为中国古典学解释的中心任务。

超越“经学”“国学”的“古典学”新境

倡言建立"中西合璧"的"中国古典学",其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文社科研究者摒弃过多的本土情结和感情色彩,做到学术研究上的价值中立和理性判断,以便更好地到寻找到实现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型的有效途径。"古典学"作为一门新型学科的确为我们扬弃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历史局限、平等对待"经学"和"子学""中学"和"西学"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如此即不会陷入"中学为体"的拘囿,也不会步"西学为用"的后尘而再遭"牛体马用"之戏谑。如今,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亟需我们以大气谦和的姿态吸收中西文化的优长,尽可能地使华夏文明"走出亚洲""走向世界",并与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教文化等域外文化相互补充、和谐共生。惟其如此,和谐文明才得以构建、和谐世界才得以存焉。

中国古典学之我见

"古典",即古代典籍;"典籍",泛指古代书籍,包括一直流传下来的和历代出土的。对中国古典可以作断代的研究;先秦的古籍是后代古籍的源头,最值得研究,不将先秦古典学研究清楚,两汉以后的历代古典学研究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特别应该研究中国古代典籍中的那些属于经典的内容。经典既可以是成本的书,也可以是单篇文章。之所以要研究中国古典,是因为:中国古代典籍文本本身有相当丰富的知识营养,足资后人汲取;当今国民寻找精神家园、重建社会共识社会互信、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创造新文化,需要研究中国古典。研究中国古典必须具备坚实的古汉语基础;必须打好古文献学的基础;必须充分重视出土文献,处理好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关系;必须分清读进去和读出来的关系;必须理顺分析和综合、具体考证和理论探讨的关系;必须解决好述和作的关系问题。

青年马克思古典学研究的启蒙意蕴与政治旨趣——再读《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青年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以及为此做准备时撰写的《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批判了实证哲学和位格主义。通过解读伊壁鸠鲁哲学,他将古希腊的自由观念置于现代语境中加以重新考察。马克思在这两个文本中所做的古典学研究,表明他继承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启蒙哲学,强调“原子的偏斜”所彰显的实现自由的可能性,以启蒙之光引领人们摆脱定在,在把握偶然性的过程中改变命运。马克思此时已初具独立的思想姿态,在思考哲学与世界的关系中表达了将理论批判应用于现实的主张,从而开始超越青年黑格尔派。

溯源与辟新——略论中国的西方古典学学科建设

中国的西方古典学学科自21世纪以来呈现出了新的发展面貌。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通过探究古典学的译名回溯该学科的发展源头;强调学习古典语言、重读古代经典文献,从而构建大学中健全的古典学专业培养体系;着重梳理古典学在西方的学术史。这些均意在从头打造适合中国高等教育与学术界的新学科,体现出了中国的西方古典学学者的务实学风。这些努力既符合研究型高校建设的需要,又有助于中国的西方古典学学科追赶国际学术前沿。

“三代之学”与中国古典学的本体构成和精神接续

中国古典学本质上是以夏商周三代为代表的古典文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分为古典文明与古典学术两个时期:以夏商周三代古典文明为本体,而两汉至清对经典的文献整理、义理阐释和考据证明学则构成了古典学术史的重要阶段。城邦社会是中国古典文明的社会空间;礼乐文明是中国古典文明的历史土壤;器物艺术是中国古典文明的证明形式;经典时代是古代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以六经和诸子为代表的文化经典是古典文明的独特书写形式。古典学的本质是接续古典精神,以复古为解放,激活人类生命和创造精神。

论歌德早年的古典学教育

歌德之所以成为一位古典主义诗人,与他早年在法兰克福接受的古典学知识教育有内在关联。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此问题展开分析:德国当时的古典学怎样直接和间接影响了歌德;歌德的家庭与法兰克福社会为歌德提供了怎样的古典知识教育。在歌德出生的年代,德国人开始重新发现古希腊罗马文化,大量的考古学发现也可以让人们看到古代的艺术。歌德早年在鉴赏古代艺术品及学习古典文化中逐渐培养起自己的古典心性,这潜在决定了他日后的文学道路。

论歌德早年的古典学教育

歌德之所以成为一位古典主义诗人,与他早年在法兰克福接受的古典学知识教育有内在关联。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此问题展开分析:一、德国当时的古典学怎样直接与间接影响了歌德;二、歌德的家庭与法兰克福社会为歌德提供了怎样的古典知识教育。在歌德出生的年代,德国人开始重新发现古希腊罗马文化,大量的考古学发现也可以让人们看到古代的艺术。歌德早年在鉴赏古代艺术品及学习古典文化中逐渐培养起自己的古典心性,这潜在决定了他日后的文学道路。

斯特拉波《地理学》在古典学研究中的史料价值初论

斯特拉波的《地理学》是世界地理学史上的一部经典著作。它在古典学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地理学》保存了前代地理学史料,拓展了新的地理学信息;蕴含丰富的历史信息,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史料来源;包含反映古代城市状况的大量信息,为西方古代城市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在某种程度上说,它是研究罗马共和国末期与帝国初期历史的一座＂史料宝库＂。

“后妃之本”——《周南·葛覃》的古典学阐释

在中国古典时代,《诗经》最重要的价值乃在于,从个人品性及社会良俗层面发挥其政治教化作用。现代社会依然需要从《诗经》等经典中汲取营养,发挥正面教化作用。《葛覃》为《周南》之第二首,仅次于《关雎》,《毛诗序》解其主旨为"后妃之本",体现了本诗在妇德之范方面的教化意义。从古典学角度阐说《葛覃》,需要充分注意其背后的礼制背景及经学逻辑。

日本西洋古典学在中国

国内最早关注日本西洋古典学的是梁启超、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他们急于旧邦维新,革新国民性,所以一心寻找异质文化,日本西洋古典学自然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对异质文明的青睐,也发生在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90年代。21世纪以来,随着国内学者对西方古典学研究的兴起和日益深入,古典学研究者也开始关注除了西方以外的古典学研究成果。上述三阶段共同构成了中国对日本西洋古典学研究的三次浪潮。于此对我国学者关注日本西洋古典学的情况进行历时性的整理,以期呈现一条清晰的学术发展脉络。

古典学的建设与困境

西方古典学自20世纪传入中国后逐渐发展、壮大,成果日渐积累,张巍教授的新著《西方古典学研究入门》便是其中的代表。此书内容精审且实用,着重介绍了古典语文学的研究路径。同时,此书立意高远,直指古典学在西方所面临的危机,强调要“经由古典学术通达古典精神”。实际上,国内的古典学建设虽已取得相当成果,但也存在学派对立、力量分散等问题。要改变古典学发展的衰颓态势,我们需要真正人文主义的发问,需要提出新问题、新理论,然而这些恰恰是当前古典学所缺乏的。

“后妃之德”:《周南·关雎》的古典学阐释

《关雎》一诗,居《诗经》之首,在《毛诗》文本系统中占有特殊地位。从产生地域上讲,《关雎》属于周、召二南。“二南”之义,与音乐有密切的关系。《关雎》中的名物与整个诗义都有密切关联,“君子、淑女”“荇菜”“琴瑟、钟鼓”是理解《关雎》一诗的关键词。对于《关雎》主题的理解,古今多有不同:今文三家诗将之理解为“讽刺诗”,古文毛诗将之理解为“颂美诗”,现代诗学则多从文辞字面义出发,从文学角度理解为一首恋爱诗。从古典学的角度讲,《关雎》“居始”的地位,使其具备了独特的教化意义。《毛诗·序》所谓“后妃之德”的主题解说,背后体现的是“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的政治观念,这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