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的边缘化:后五四时代古典文论研究的一个掠影

技术分析在古典文论研究中,是与其研究范围和领域、观念和方法以及其学科位置关联紧密的系统问题。五四文化所倡导的“科学”精神,并未在后五四时期的古典文论研究中得以充分体现。虽然“道”与“势”的优势更能尊重古典文论研究对象的前现代特性,也能在对学科分化有所反思的潮流之下,提供别样的参照,但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是“术”的边缘化,降低了古典文论研究的学术含量,并导致其无法有效而彻底地回应内部的问题,也难以为周边学科提供知识与方法等层面的有效支持。

古代文论学术史写作的开拓与探索——评《晚清民国中国古典文论研究文献集成》

刘文勇教授编撰的《晚清民国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文献集成》(以下简称《集成》)于2020年12月由巴蜀书社出版,该书收录了晚清民国时期期刊和报纸上研究中国古典文论的近乎所见全部文章,不仅在数量、规模及其完整程度上前此未有,而且每篇文章均撰有编者按语及校记,对文章所涉及的文献层面的问题、主要内容及意旨、价值得失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提挈与评骘。该《集成》的编撰与出版,不仅具有文献资料整理研究方面的价值,而且是对古代文论学术史写作方式的新开拓与新探索,具有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道通为一——日本古典文论中的“道”、“艺道”与中国之“道”

日本的作为抽象名词的"道"是从中国传入的,但这个"道"在日本却失去了作为本原与终极本体的最高抽象意义。日本古代文论对中国之"道"的理解,受制于日本儒学对"道"的"人道"及"圣人之道"的规定,同时又回避了儒学之"道"中的"性"、"理"的抽象内涵,而专指学问或学艺。"道"由此而与日本古典文论产生了密切关系并成为日本古典文论的元范畴,以"道"为中心产生了"和歌道"、"连歌道"、"俳谐道"、"能乐道"等一系列相关文论概念并最终形成了统括性的范畴——"艺道"。

日本古典文论中“心”范畴及其与中国之关联

日本古代文论中的"心"范畴,涉及到文论中的创作主体论、心词(内容与形式)关系论、审美态度论、主客统一论。日本的"心"、"有心"、"无心"均来自汉语,在语义上接受了中国影响,但在中国,这些都是哲学概念而不是文论概念,在日本则主要是文论概念。日本文论中的"心"论及其衍生出来的"心.词"、"歌心"、"有心.无心"等概念,都与中国有关,都受到中国的影响,但比起中国文论中的"心"论,却具有较高的范畴化程度,"心"论在日本古典文论中的地位与作用,也较中国的"心"论为高。

论创意写作的中国古典文论资源

受到国际创意写作的影响,我国一些高校先后成立了创意写作中心、开设了创意写作课程,国外创意写作教材和著作不断被翻译介绍进来,促进了国内创意写作专业和教学的发展,但从概念到思路,从方法到模式,基本都借鉴和承续欧美创意写作传统。在我国创意写作学科建设、课程开设、学术研究过程中,应充分发掘和运用中国古典文论资源,注重从创意写作角度执术驭篇,注重化用文论概念以夺胎换骨,注重从创意写作过程以意运法,真正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意写作学科。

发现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价值——西方汉学家重论中国古代小说独特结构的启示

上世纪70年代以来,浦安迪等一批西方汉学家,打破了此前数十年中外学者共同的"以西律中"思维模式和"中国长篇小说缺乏结构"的"定论",从中国的《易》学文化、古文章法、小说评点等古典文论中汲取理论资源,揭示中国小说"结构"的独特方式及其文化意蕴,为中国长篇小说的"结构"正名。这一学术"新潮"证明了中国文论家探讨多年的命题:"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也启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系统,不能限于从理论到理论、用现代话语阐释古代文论的转换方式,更需要发现中国古代文论独特的文化蕴涵、共通的"文心",并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更紧密地相结合。

古典文论的现代解释伦理——以刘熙载《艺概》研究为探讨平台

以刘熙载《艺概》的当今研究为平台,来探讨古典文论的现代解释伦理,有两个意图:一是谨防谈古籍的现代解释伦理时空对空,不接地气,酷似无靶漫射;二是确实想为包括《艺概》在内的古籍今释觅一新路,以举一反三。假如"要在原典语境提纯概念本义",委实能为刘熙载"诗意"概念执行美学洗礼;假如"要在传统谱系还原思辨本味",委实能劝勉同仁不无条件地以今喻古;假如"要在人格根基敬惜先哲本色",委实能提示后学宜沉潜于古籍赖以发生的心理动因深究——此文值矣。

中国文艺思想的“梦思维”——古典文论阅读札记

梦,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殊类精神现象,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是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理论出现后,"梦意识"在现代思想领域引起了巨大反响,推动了西方现代文艺美学的发生和发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唤醒了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梦思维"的兴趣和关注。所谓中国的"梦思维",既是对中国传统文献、特别是文论中一系列有关梦的认识与理论观念的辨析,也是打通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在有关梦意识方面隔膜的一种努力,试图在不同文化理论之间搭起一座桥梁。

中国的“镜像说”——古典文论阅读札记

镜子在人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 ,而近年来 ,“镜像说”在文艺理论和批评中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但是 ,这种理论观念来自何处 ?中国古代文论中是否也有“镜像说” ?如果有的话 ,其特点又是什么 ?本文就试图从具体的文论资料中寻找、梳理和分析中国“镜像说”的特殊源流和意味 ,指出中国古代文论中不仅具有丰富的“镜像说”资源 ,而且在文艺创作和理论两方面都具有丰富的体现。

数字化语境中的我国古典文论

我国古典文论之所以具备相对于数字化语境的价值,是由于它所包含的某些理念接触到艺术活动的一般规律,有可能比较直接地用来分析新对象;某些观点虽然系就具体历史条件下特定现象而言的,但对当代文论可能有引申意义;某些命题本来就是比喻,完全可以相对自由地派生、衍化。将我国古典文论应用于数字化语境时,必须注意到这种语境自身的特点,防止生搬硬套或食古不化。我国古典文论是由范畴、命题、方法与精神等要素构成的体系。因此,对于上述应用,可以从不同层面加以说明。为了充分发挥我国古典文论在数码时代的作用,必须正确处理它与当代数码科技、数码艺术、数码文论的关系。

侧重文论思想传播的中国古典文论文本英译评析——以《大中华文库·文心雕龙》为例

从文化输出和交流来看,中国古典文论外译的文论思想传播是一个基本的、甚至是绝对的批评侧重点。《大中华文库·文心雕龙》英译总体上具有较强的文学艺术风貌,大部分篇章在文论思想传达方面是较为成功的。基于对该译本术语和文论思想英译表达准确程度的分析,它在文论思想传播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其美中不足之处,主要涉及文本内部文论思想和文本与中国文论思想的多处不连贯性。中国古典文论外译应主要面向西方知识界,全面准确透彻地译介原貌,以减少误解,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并提升文化创新能力和活力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古典文论的生态意蕴解读

中国古典文论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生态理念,包括崇尚自然的生态审美观,强调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观,向往自然造化的天工之美,追求天地大美的审美境界,体现了生生不息的生态情怀。当代文艺理论的建设和重构,都可以从中获得有益的借鉴。

意象思维与中国古典文论——兼谈“原型”

意象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在中华元典中已有所体现。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了古代文学理论的诸多范畴 ,并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象批评。“意象”与西方文论中的“原型”具有相通之处 ,但中国的意象批评更注重审美特性。

“托物取象”与诗性言说——论古典文论对李健吾文学批评的影响

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在古典文论的影响下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批评风范。他强调直觉感悟,善于营造意象,运用比喻、象征、类比等手法传达阅读感受,形成"托物取象"的论证方法;形式自由,短小精悍,文字飘逸、饱含诗情,形成了诗性言说下的散漫文体与诗意语言风格。

结构主义文论与中国古典文论的对话研究

近二十年来,中国古典文论一直被当做西方文论的阐释对象,充当西方文论的注脚本。这种解读不但会造成对西方文论的误解,而且会使得中国文论丧失自身的特性。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对中国古典文论术语进行现代阐释,采用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话语交流,可以实现真正的平等对话。如庄子的卮言实现了对语言结构的悖反;寓言通过想象解构真理;重言以肯定与否定并举的方式破除了聚合链。

“观象取法”与中国古典文论话语的生成机制

在世界文论史上,中国古典文论因烙上鲜明的自然化、生命化特征而自成一格,极富民族特色。古典文论话语的产生、内涵、特性与其生成机制息息相关。"观象取法"是中国古典文论话语的内在生成机制,"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是这一机制的具化。"象"的性质及特性、"观"的模式与方法、"取"的原则、"法"的内涵及效用性都深刻地关联着古典文论话语的生成及其言说方式、内涵、特性等深层次问题。

试论西方古典文论的四个传统

从古希腊到 1 9世纪中期 ,西方传统的文艺理论有如下四个传统 :在文艺与世界的关系上 ,有所谓“镜”的传统 ,即模仿—再现的传统 ;在文艺与作家的关系上 ,有所谓“灯”的传统 ,即强调激情—天才的传统 ;在文艺与读者的关系上 ,有所谓“教化”的传统 ;而在文艺作品自身的审美价值取向上 ,则有追求和谐、优美的审美传统。

非经典性古典文论在当代语境下的“重生”——以宋人李仲蒙对“赋”“比”“兴”的阐释为例

在今人以当代视角重构和转化经典传统文论的大环境下,许多"非经典"文论的理论价值也得到了重新的认识,宋人李仲蒙对"赋""比""兴"的阐释即是其中一例。李说在当代受到关注的原因,主要是其在文学创作的审美功能和发生机制等方面的认知和发掘,与今人的研说方向相适应,而表述的理论化倾向,也贴近今人的表述习惯。本文希望通过对李说的分析,为讨论非经典性古典文论在当代语境下的"重生"现象,提供一份个案参考。

论《周易》语言观及其对古典文论的影响

《周易》讨论语言问题,虽然往往是零散的,但其涉及语言问题方方面面,如语言功用的两面性,言语表达应该持有"诚"、"信"、"慎"等正确态度,言语表达实践中应该讲究"言有物"、"言有序"、"辞文",言语表达基本方式是象征地言说。由于中国古典文论有"宗经"传统,因而《周易》语言学思想对其影响深远,尤其是"修辞立其诚"、"辞文"、"立象以尽意"等思想,影响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