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吗

“十四五”规划指出,以数字化引领绿色化发展,实现数字技术与绿色发展的高效互动。文章以2012—2022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在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安慰剂检验、替换变量等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和内部控制质量两条路径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提升效应在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及重污染行业企业中更加显著。研究结论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有利于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助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物流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

在绿色发展理念下,我国物流业不断加快改革与创新,并借助环境规制等措施促使其朝绿色化方向转型。本文基于2017-2021年我国A股上市物流公司相关数据,实证检验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物流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物流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能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环境规制对物流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与物流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

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中国技术创新重要主体,其可持续发展绩效事关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效果,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为其绩效提升提供了新的思路。文章基于我国创业板636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在2011—2020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其经济绩效、社会绩效、环境绩效和创新绩效4个维度的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及其背后的作用机理,并进行必要的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升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绩效,且企业的融资约束在二者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规模较小、非国有企业的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环境绩效促进效果更好,对规模较大、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提升作用更加明显。

数字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

数字金融如何更好赋能微观企业是当前数字金融体系与实体企业深度融合的重要议题。选取2011—2022年沪深A股企业数据,运用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综合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实证检验数字金融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财务和环境双绩效以及可持续发展绩效水平。进一步在机制检验中发现,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且数字金融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存在产权和地区差异性。研究丰富了数字金融与实体企业有效融合的相关理论,为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双碳”目标实现提供决策参考。

农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绩效:基于上市公司的验证

作为科技创新主体,农业企业如何利用商业模式创新提升可持续发展绩效成为重要的研究问题。以2015—2021年农业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验证了农业企业效率型和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经济绩效、环境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作用,以及企业产权性质和细分行业的异质性在其中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企业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提升作用大于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提升作用;农业企业实施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显著提升经济绩效和环境社会责任绩效,农业企业实施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显著提升经济绩效,但未对环境社会责任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农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提升作用存在显著的产权性质异质性和细分行业异质性。研究结论有助于扩展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关系研究的视阈,为科技创新驱动农业企业创造可持续性价值提供启示。

绿色创新、内控质量与制造业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探析

选沪深A股制造业企业2018—2022年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绿色创新和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和实施高质量内部控制,均能显著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提升。内部控制能够正向调节绿色创新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关系,尤其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显著。研究结果可为制造业企业在绿色转型、生态文明建设和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提供重要参考,推动制造业可持续发展。

数字金融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异质性特征、微观机制与宏观调节作用

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和北京大学编制的数字金融指数,从数字金融这一视角入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提高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机制检验发现,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途径提高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绩效水平。此外,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制造业企业和成长期企业而言,数字金融的发展对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成熟期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正向影响更显著。良好的科技环境和金融监管强度的提高均有助于加强数字金融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正向影响。本文揭示了数字金融助力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传导机制,丰富了数字金融领域的研究,拓展了如何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讨论,为我国数字金融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维持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战略联盟协同共享对物流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

物流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关乎资源的有效利用、社会责任的履行和市场竞争优势的获取。本文基于“战略联盟协同共享-双元创新-可持续发展绩效”的路径机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实证研究战略联盟协同共享对物流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战略联盟协同共享(机制协同、资本协同、目标协同和文化协同)对物流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战略联盟协同共享对物流企业双元创新(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双元创新在战略联盟协同共享与物流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数字化转型对中华老字号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

本文选取2011-2022年我国中华老字号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系统探索了中华老字号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对其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华老字号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推动本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提升,同时,对经济、社会、环境发展绩效均起到正向促进作用;从作用机制来看,中华老字号企业可以通过创新驱动、资源配置、品牌塑造、内部治理四个路径,发挥数字化转型对本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提升。最后,本文就强化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引领地位,优化数字化转型的生态环境,加强企业内部治理和品牌建设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基于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在经济“高质量”转型升级与“双碳”战略目标的关键交汇处,本文利用2013-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着重探讨数字金融如何赋能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研究表明:(1)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其中数字化程度在其中起到最为关键作用,其次是覆盖广度、而使用深度相对较弱;(2)在制度环境中,政府监管对数字金融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起到积极促进作用;而政治关联则对数字金融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产生负面调节效应。(3)对于非国有、大规模、地处东部地区以及第二产业的企业,数字金融更能显著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

制药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绩效

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4~2021年沪深A股上市制药制造业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利用Python技术构建数字化转型指标,采用制药企业的环境绩效和财政绩效来评估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从中介效应等角度研究制药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可持续发展中财政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1) 制药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的财政绩效;(2) 制药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3) 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发挥中介作用,使得数字化转型对可持续发展绩效中财政绩效和环境绩效产生正向积极的促进作用。

数字化转型、高管环境认知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论文基于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绩效产生了显著的积极作用,高管环境认知在其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相对而言,非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提升效果更加明显。据此,论文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出了针对性建议,具有实践意义。

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研究

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会计信息质量在公司治理和市场运作中的作用愈发重要,企业亟须提升会计信息质量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立足企业可持续发展视角,基于2015—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会计信息质量对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会计信息质量在提升企业财务绩效的同时有利于改善环境社会责任绩效,从而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产生积极影响。文章不仅从丰富会计信息质量的研究范畴为企业财务绩效与环境社会责任绩效的融合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实践提供了理论借鉴和指导。

高管环保认知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探究

高管作为企业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决策者和实施者,其环保认知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产生重大影响。论文运用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高管环保认知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并分析了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高管环保认知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环境规制在高管环保认知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发挥负向调节作用。

数字技术应用、绿色创新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制度压力的调节作用

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与“双碳”战略目标交汇的历史背景下,企业如何通过实施数字技术提升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重要的研究问题。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制度理论,采用2012-2020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中的重污染企业数据,探究数字技术应用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关系,探讨绿色创新的中介作用以及制度压力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绿色创新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当规制性制度压力、模仿性制度压力较大时,数字技术应用与绿色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增强。研究结论有助于拓展数字技术应用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关系的理论分析,同时,为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践指导。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研究

企业可持续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以2018—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并对吸收能力、内部控制质量和公司治理水平的中介机制以及生命周期和风险承担水平的异质性特征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吸收能力、内部控制质量和公司治理水平,进而促进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在非成长期和高风险承担水平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相关研究,也为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提供了理论参考。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是否能够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基于碳排放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是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在国内的“先试先行”,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和节能减排的重要举措。通过选取2010—2020年沪深两市745家上市公司8195个观测样本为数据,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考察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能够显著提升试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即财务、生产和环境绩效,其结果为验证“波特假说”提供了中国证据,在考虑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旧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非试点地区碳市场的建设同样能够显著提升控排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绩效,而从发电行业来看,全国碳市场启动提升了其环境绩效却降低了其生产绩效和财务绩效,该影响具体在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则存在一定的差异。规模、环境执法力度和履约率不同的地区,企业的财务绩效、环境绩效和生产绩效存在一定的异质性。研究结论可为推动全国统一碳市场建设和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新能源企业研发投入对可持续发展绩效影响研究——基于技术创新视角

研究阐述了新能源企业研发投入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非线性影响机制以及技术创新的二维传导机制,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呈现倒“U”型,对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呈现正“U”型;研发投入对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的影响均呈倒“U”型,并通过影响技术创新作用于可持续发展绩效。研究结论为我国新能源企业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启示。

绿色文化、环境经营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基于文化与行为的交互视角

基于认知行为理论,以285份针对企业管理者的调查问卷数据为样本,从文化与行为交互视角探究绿色文化与环境经营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交互作用。研究发现:(1)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受绿色文化的正面影响;(2)环境经营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正相关;(3)绿色文化与环境经营的交互作用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以期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企业绿色文化建设提供新的视角和证据,丰富环境经营的相关理论研究。

信息技术能力对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

基于国内汽车行业214家供应商的高层主管以及IT主管的问卷调查实证研究发现:信息技术能力对于企业主动性环境管理以及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主动性环境管理对于信息技术能力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信息强度对于信息技术能力与企业主动性环境管理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信息强度对于主动性环境管理的中介效应也具有正向调节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