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行能力视角下福利机构成年孤儿的社会安置研究

可行能力是促进人发展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要素。公共政策是促进人的可行能力和实质自由的保障。接受院舍照顾(福利院照顾)长大的成年孤儿,他们的可行能力比不上正常家庭养育成年的孩子。提升成年孤儿的可行能力,是成功安置成年孤儿的关键。可行能力建设要点在于:一是激发成年孤儿的决策参与意识,完善成年孤儿的利益诉求机制,拓展他们的决策参与空间;二是确立政府在社会安置资金投入中的主体地位,拓展成年孤儿社会安置资金来源,改善他们的经济条件;三是推动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拓宽信息获取渠道,促进就业,增加他们的社会机会;四是提高社会安置信息与监管的透明度,拓宽与成年孤儿相关的社会政策信息的获取渠道,加强他们的透明性保证;五是完善成年孤儿社会安置的法律法规,健全成年孤儿社会安置体系,完善他们的防护性保障。如此,才能最终实现成年孤儿的科学合理安置。

可行能力视角下的老年信息贫困:概念建构与结构关系

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导致老年群体陷入信息贫困境地,厘清老年信息贫困的概念内涵是老年信息贫困有效治理的前提。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探究老年信息贫困的概念内涵和结构关系,将老年信息贫困分为信息能力贫困和信息功能贫困两个维度,并使用CLASS 2020调查数据实证分析老年信息能力贫困与信息功能贫困的关系。研究发现,老年群体信息能力贫困状况不容乐观,信息接入、信息获取、信息使用和信息感知等维度能力贫困与信息功能贫困显著相关,通过倾向得分匹配(PSM)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故需构建兼顾信息能力提升和信息功能救助的治理方略以解决老年信息贫困问题。

以社会发展看待审美自由:作为可行能力的电影想象力消费

北京大学学者陈旭光提出的电影想象力消费理论,是为幻想类电影的想象力美学和工业美学进行阐释的话语实践。该理论提出后,诸多学者展开激烈讨论,却往往忽略了其社会审美流动性变迁和消费内驱力等关键问题。为了解决以上问题,需要立足于社会发展理论与电影想象力理论的联结关系,将观众电影想象力作为一种可行性能力进行考察,分析电影想象力审美和消费的内部逻辑,以社会发展理念对个体能力要求的角度,重新看待中国电影中个体想象力的消费动机与审美自由问题。因此,电影想象力应该围绕着社会发展理念变迁,即以“经济人—社会人—全面人”的社会发展理念趋势为中心,进而驱动电影审美主体通过市场消费完成社会想象的美学建构。这种社会发展理念对现代观众的社会审美有强烈的内驱动力,而个体想象力消费能力作为“全面人”社会发展理念下的一种可行能力,应当获得相应的能力基础、社会权利承诺和想象自主选择,达成电影想象力审美实质自由的行动实践全部过程。

可行能力视阈下大学生人格发展体系的构建与探索

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提出可行能力方法,其价值核心在于既可以集中于现有的功能,也可以评估其潜在的功能。借鉴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即可行能力是一个人为了实现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和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所拥有的真正的自由和机会~([1])。人格有其重要的社会功能和内在价值,健全人格是值得拥有的可行能力和自由,提高个人的可行能力是解决人格障碍的内生动力。因此,在可行能力理论的视阈下去挖掘人格发展的规律,为大学生人格发展体系的构建提供理论依据。从可行能力角度出发,深入探究当代大学生的人格发展短板,并从可行能力视阈下寻找拔高短板的路径。

乡村数字弱势群体能力贫困的内生原因与解决对策——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探讨

乡村数字弱势群体的能力贫困是数字时代不可规避的现实问题,也是阻碍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引入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尝试深入剖析乡村数字弱势群体能力贫困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当前乡村数字弱势群体能力贫困体现为教育知识能力的偏差、获取信息能力的缺乏、风险应对能力的脆弱和自主发展能力的低下,并呈现整体连片性、代际传递性、能力脆弱性、贫困多维性、问题持续性的特点。上述问题受个体异质、家庭关系、社会氛围、制度政策等多要素影响,实则反映乡村数字弱势群体政治参与不足、经济条件受限、社会机会缺乏、透明性保证不高、防护性保障不足的根本原因。为提升乡村数字弱势群体的可行能力,未来需拓展社会参与渠道、强化资源共享配置、完善公共服务保障、促进信息公开透明、维护底层民众权益,最终实现数字乡村的高质量发展目标。

研究生知觉压力与可行能力生命质量关系之间心理健康的中介作用

目的 探讨研究生知觉压力对可行能力生命质量的影响,以及心理健康的中介作用和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方法 对某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生进行调查,调查工具包括知觉压力量表(CPSS)、一般健康量表(GHQ-20)、成人可行能力生命质量量表(ICECAP-A)及社会支持量表(PSSS)。使用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共发放问卷371份,收回有效问卷364份,有效率98.11%。研究生知觉压力、心理健康、社会支持和可行能力生命质量得分分别为(25.62±8.80)分、(6.53±4.05)分、(60.80±12.04)分和(0.80±0.15)分。知觉压力与可行能力生命质量呈显著负相关(r=-0.599,P<0.01);心理健康在知觉压力和可行能力生命质量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004,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是40.00%;社会支持调节了知觉压力与可行能力生命质量的直接效应(β=0.0002,P<0.0001)以及心理健康中介效应的前半段路径(β=-0.004,P=0.010)。结论 研究生知觉压力通过心理健康对可行能力生命质量产生影响,而社会支持在这一过程中起调节作用。

个体、组织与社会:乡村振兴主体可行能力的提升与激发

乡村振兴存在农民个体、乡村组织和城乡社会等三个层面的主体,如何有效激发与提升三个层面主体参与乡村振兴的可行能力与主动性,需要制度创新来推动和实现。以新时代文明实践、制度创新推动农民个体的解放与发展,培养“爱农业、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以深化乡村基层党的建设制度创新来培育增强乡村各类组织建设,以深化驻村帮扶干部制度创新推动乡村振兴的全社会共同参与,是开创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之路的三项重要的制度创新,必须坚持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论阿玛蒂亚·森可行能力视域下的人权理念

阿玛蒂亚·森为回应功利主义的效用平等和罗尔斯主义的基本善平等提出了可行能力平等,认为可行能力强调基于获取重要功能性活动的实质性自由,凸显了发展和倡导人权的重要性,能够很好地解决和处理人权的一致性、共同性和合法性问题。在其可行能力人权观基础上,努斯鲍姆、罗宾斯、安德森等一批支持可行能力哲学思想的学者试图不断发展和拓展可行能力的可及性,他们更加关注从社会实践层面推进具体的人权。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人权观对于发展民主与法治,推进人权保障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可行能力理论对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启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贫困大学生进入高等学府,顺利接受高等教育,但也面临着诸多方面的压力,容易引发严重的心理问题与疾病,这值得社会各界高度重视,积极为之提供有效的心理健康服务。本文通过分析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指出公平正义是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原则,能力提升是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关注重点,自由发展是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最终目标,进一步从建章立制、资助育人、能力发展、信息建设、参与力量等方面思考心理健康教育对策,以期促进贫困大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残疾与关怀:一种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德育寻径

残疾作为人类在社会发展中脆弱性与依赖性的客观体现,是生命的基本样态之一。传统道德哲学视域中建构的人类“好生活”是一种崇尚德性的完满生活,因遵循理性主义精神范式而将残疾视为人类过上“好生活”的阻碍,残疾被置于理性的对立面,进而忽视了残疾主体内在的道德发展需求及其追求“好生活”的可能性。基于此,努斯鲍姆在反思传统契约论式的残疾建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强烈同情感与尊严的可行能力理论,强调公共教育作为帮助残疾学生在追求“好生活”过程中积极实现其可行能力的基本手段,应在尊重残疾学生主体性的基础上培育其道德品质。这一可行能力进路对当前融合教育生态下的道德教育如何满足残疾学生的道德成长需求,强化儿童之善,培育其健全人格以融入社会提供了积极启示。

可行能力与中间福利:反思西方平等理论之争

以约翰·罗尔斯、罗纳德·德沃金为代表的资源主义平等分析路径和以功利主义者为代表的福利主义平等分析路径长期占据平等理论的中心地位,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平等理论为平等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并引起了大量的关注和讨论。G.A.柯亨肯定了森对资源平等和福利平等的批判,但对森的可行能力概念及其平等理论的证成提出了质疑。柯亨主要围绕可行能力平等理论的模糊性问题以及可行能力是否涵盖了基本善与效用之间的维度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中间福利”来替代可行能力概念,以支持自己的“可获得利益”平等理论。实际上,G.A.柯亨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森的可行能力概念,森的可行能力平等理论能够同柯亨所说的中间福利相区分,只要仔细对比,就可以否定柯亨的观点。但这并不代表森的可行能力平等理论是完全合理的,在列举能力清单、判断能力重要性以及理论的可行性方面,森还需要做出详细的解释和论证。

可行能力平等视角下的繁荣性贫困问题探析

繁荣性贫困问题是在城市空间下所形成的繁荣与贫困状态内部空间分化的不正义状态,而形成了贫困地区产生的问题被繁荣地区所掩盖的结果。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平等理论为认识复杂繁荣性贫困问题的本质提供了新视角。他从收入的单一角度扩展到可行能力的多维视角,试图从可行能力平等理论的本质方面即权利来思考繁荣性贫困问题。但是,从可行能力平等理论来认识繁荣性贫困问题还远远不够,还要认识到繁荣性贫困问题在可行能力平等视角下较为单一,在对贫困群体进行补偿的成本较高且也易忽视富裕群体的利益,协调好富裕群体与贫困群体之间可行能力关系的平等是繁荣性贫困问题面临的复杂现状所在,继续探索实践的可行能力平等仍然任重而道远。

作为避免基本可行能力剥夺的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平等

基础教育对于保障公民的基本可行能力是必不可少的,是影响其构成的核心要素。现代民主社会要求政府通过各种渠道保证公民获得基本可行能力,尤其是通过公平的基础教育资源分配来保障这种能力的获得。为此政府要在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与个人间按照主体人格地位平等的原则来分配教育人格资源;然而,实际上教育人格资源并不平等,因此需要政府动用教育非人格资源如各种物质形态的教育资源及可以转换为实物及货币资源的观念形态的教育优惠与补偿政策等,从而保证公民受基础教育的公平。

可行能力下的土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研究——基于浙江A市案例分析

在现行土地征收和出让制度下,土地征收增值巨大,土地征收增值收益的分配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浙江A市土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比例地方政府为50%以上,用于农民未来发展的比例为25%左右。在阿马蒂亚·森可行能力视角下,农民很少参与土地征收增值收益政策制定,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性强,农民分配比例低,未充分考虑农民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应该提高土地征收政策制订中农民的参与度,采取多元化补偿方式,提高农民可行能力。

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框架下土地征收对农民福利的影响测度

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框架,构建了组成被征地农民福利的功能性活动及其指标体系,对土地征收导致农民福利变化的程度进行了实证测度。以湖北省为例的研究结果显示除农民的居住条件得到改善外,农民家庭经济状况、社会保障状况、环境条件、社区生活、农民心理状况等都比征地前恶化。建议国家采取复合补偿方式,并对不同群体有针对性补偿。

感知价值、可行能力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

研究目的:检验感知价值、可行能力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主效应和调节效应及其代际差异。研究方法:渐进适应模型和计量分析法。研究结果:第一,感知价值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利大于弊"的感知对农户退出意愿具有正向作用,而"弊大于利"的感知对农户具有负向作用;而且,"利大于弊"的感知对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的作用存在代际差异。第二,可行能力的提高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并且在感知价值和退出意愿之间起着调节作用,这种调节作用也存在代际差异。研究结论:提高农户对宅基地退出改革的认同感和感知价值、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以提高其可行能力、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和代际差异需求以实施差别化的农村宅基地退出政策安排。

可行能力方法视阈下的精准扶贫:国际实践及对本土政策的启示

使现有标准下7 017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要求。长期以来,我国扶贫工作中存在运动式扶贫、瞄准目标偏离等问题,为此,有必要将精准扶贫思想贯彻在扶贫实践中。通过分析可行能力方法的理论特征,本文提出可行能力与精准扶贫在贫困识别、长效脱贫和脱贫成效评估三方面具有耦合性,是极具可操作性的指导精准扶贫实践的理论视角。结合拉美地区精准扶贫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本文从个体和家庭能力发展、因地因户施策、政策瞄准效果评估和专业扶贫队伍建设等四方面,提出可行能力方法对于我国精准扶贫政策的启示。

连结生计方式与可行能力:连片特困地区减贫路径研究——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两个牧区村庄为个案

连结生计方式与可行能力,是减贫研究的新视角。生计资源、可行能力与生计结果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公共产品供给与资源禀赋、可行能力、减贫效应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对四川甘孜两个牧区村庄的实证调查表明,在游牧生活中,牧区村庄生计资源短缺,牧民可行能力较低,生计结果呈现出贫困状态。在制度设计及实施中,以定居工程为枢纽的公共产品供给,改善了牧民生产生活环境,提高了其全面的可行能力,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牧区资源禀赋,生活类公共产品供给提高了牧民生活可行能力,生产类公共产品供给提高了牧民生产可行能力。建构以生计为起点和落脚点,以能力促进为核心的连片特困地区减贫路径,能够实现既见人又见其能,既见收入又见其来源。

农民集中居住前后福利状况变化研究--基于森的“可行能力”视角

本文在森的可行能力分析框架下研究了集中居住过程中农民福利的变化,提出了构成农民福利的功能性活动和指标,使用模糊评判方法对江苏江都市集中居住前后农民福利变化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集中居住使得农户总体福利水平稍有提高,模糊评价值从0.443上升到0.471。其中,从功能指标看,农民的经济状况、居住条件、发展空间、心理指标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社会保障、社区生活和环境进一步恶化;从转换因素看,农民家庭被抚养人口比重、教育程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都是农民福变化产生差异的显著影响因素。

土地征收前后农民福利变化测度与可行能力培养——基于天津市4区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以天津市武清区等4个区385份被征地农民调查样本为例,采用模糊数学方法分别对征地前后农民福利状况进行了对比测度,结果显示天津市被征地农民总体福利水平提高,其中防护性保障、住房、社区生活评价值比征地前增加;经济收入上升,但同时支出增加,使得经济状况评价值下降;农民心理感受评价值降低。主要政策建议:政府应努力提高被征地农民的人力资本,增强社会竞争能力,实现可持续生计;社会保障制度关键在于落实,让被征地农民真正受益;政府可通过合理的产业规划增加就业岗位,同时鼓励和扶持被征地农民自主创业,逐步适应城市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