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举报人诉请履行查处职责之可诉性判断标准重构

环境举报是公众行使监督环境保护权的重要方式。环境举报人是否可以基于监督环境保护权向人民法院诉请行政机关履行查处职责,立法没有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查处与处理,属于实质意义上的行政行为。司法实践通常认为,该类型行政行为对环境举报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或认为对于具有公益性质的环境举报,举报人因非行政行为相对人或与所诉行政行为不存在利害关系,从而不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起诉资格。因此,大量环境举报案件被排除司法审查,导致环境保护基本法设立公众监督环境保护权利的目的不易实现,亦不利于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根据行政权力应当接受司法监督以及权利必须救济的原则,该类诉请纳入司法审查确有必要。建议宽泛认定行政机关查处行为对环境举报人产生的影响,重构原告资格认定的利害关系标准,确保必要范围内环境举报人能够提起诉讼,启动司法审查程序。

行政规划行为可诉性的类型化研究——以“湛江喜强公司案”为分析中心

行政规划是现代行政职权行使的一种重要方式。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判断行政规划是否可诉时主要借助普遍约束性、实际影响两种标准。对此,应当首先厘清行政规划的法律性质,并将其定位为与行政行为并列的新型行政活动方式。对“湛江喜强公司案”裁判理由及其他类案的分析表明,在行政规划可诉性问题的把握上,法院业已形成了行政过程论、成熟性原则以及救济实效性三重思考路径,并辅以对象具体特定性、内容权利限制性和效果直接明确性三项构成要件,这为司法有效应对纷繁复杂的行政规划案件提供了较为统一的裁判尺度。在此基础上对行政规划进行类型化分析,有助于权利保护和纠纷解决。

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可诉性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可诉性争论主要围绕其性质是具体行政行为还是抽象行政行为、是否具备成熟性以及司法机关是否适宜介入控制性详细规划等问题展开。控制性详细规划对象的不特定性及其法律效果的间接性决定了其抽象行政行为属性,同时由于其程序上的完结性与权利救济的必要性而具备成熟性。司法机关对于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合法性审查不存在功能适当问题,但司法的消极立场事实上阻碍了规划法治的进程。

论补缴社会保险费纠纷的可诉性

随着社会发展和劳动者维权意识的增强,要求补缴社会保险费的纠纷日益增多。对该类案件是否具有可诉性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观点,实践中,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和法院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但否定说日渐占上风。对用人单位未为职工办理参保登记,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补办参保登记、补缴社会保险费的情形,在法律依据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争议属于劳动争议,可以申请劳动仲裁、提起诉讼;在法律关系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缴纳社会保险是劳动合同的一项法定义务。在权利救济的现实需要上,目前行政部门面临职权不清的困境,劳动者无法通过行政救济实现权利。由此,本文认为,补缴社会保险费纠纷应当属于劳动争议,具有可诉性,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和法院应当受理。

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否具有可诉性

A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A区政府”)于2021年向B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B市政府”)提交《关于申报XX等25个街道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的请示》(以下简称《请示》)。《请示》内容涉及田某承包土地所在地甲村。2022年,B市政府作出《B市人民政府关于A区XX等25个街道办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甲村启动土地征收程序后,田某以《批复》侵害其合法权益为由,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批复》中涉及甲村的部分无效。

《黄河保护法》的可诉性路径推进

2022年10月30日,继《长江保护法》后,中国又一部流域法律出炉——《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以下简称《黄河保护法》)。《黄河保护法》制定实施为在法治轨道上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黄河保护法》明确了法律适用范围,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保障黄河安澜无害等方面作出针对性规定,加大保障、监督和处罚力度,有许多创新和务实管用的举措。目前结合黄河保护的司法实践来看,以此法为裁判依据或裁判说理的案件数量有限,在适用过程中常需要其他部门法加以辅助,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两起司法实践案例探讨火灾事故调查行为的可诉性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普遍将火灾事故认定视为处理火灾事故的证据,不认定为行政行为,具有不可诉性,本文通过两起司法案例中法院对案件的裁定分析了火灾当事人的救济途径,阐述了火灾事故调查行为具有具体行政行为特征,且具有可诉性的合理性,并基于以上结论提出火灾事故调查行为具有可诉性的司法建议。

论刑事诉讼法的可诉性

刑事诉讼法的可诉性是指刑事诉讼法所应具有的刑事诉讼主体有权将其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发生的争议诉诸法院予以裁判的一种属性。可诉性是西方各国刑事诉讼法的共同特征。刑事诉讼法的可诉性是法治国家理念的基本要求 ,对于监督国家权力、保护公民权利、实现程序正义和提升程序法的独立价值都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刑事诉讼法可诉性缺陷现状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

教育法的可诉性探析

教育法的可诉性是指教育法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当发生教育法律纠纷时,可以被当事人和纠纷解决机构加以运用的属性。衡量教育法是否具有可诉性的标准有三:一是权利义务主体与内容是否明确;二是法律责任是否明晰;三是是否有法定的主体和程序来认定并追究这些法律责任。以此来衡量,我国教育法的可诉性存在着权利内容不确定、义务主体泛化、法律责任缺失、救济途径狭窄等问题。鉴于此,在创制和修订教育法律时有必要从以下方面着力:建立一套健全的、具有可诉性的教育法律责任体系;明确纠纷解决机制;禁止使用鼓励性规定;提高教育立法透明度,增加公众对立法过程的参与。

论公证债权文书的功能扩张与可诉性——以新制度主义变迁理论为契合点

公证文书功能的扩张是公证制度变迁的主要表现,这种变迁的直接后果便是对传统诉权理论的冲击。以新制度主义变迁理论为视角,重新诠释公证文书制度的供给与均衡,并阐释公证债权文书在法律上的功能扩张,已突破其原有的证明力功效。在公证文书中,债权人是以公证的成本换取债务人放弃诉权的承诺,立法应当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社会资源稀缺性的前提下,需要对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公证债权文书制度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将一定限度内的法律关系纳入到该制度中。应承认强制执行公正债权文书的可诉性,但新制度主义的从均衡到非均衡再到均衡的机制又要求其应有一定的限度。

社会保障权可诉性分析：背景、规范与实践

社会保障权是否具有可诉性,在国内外理论和实务界都存在争议。这是由于两个国际公约在规定缔约国的义务、有关权利的克减和实施机制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异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导致人们将两类权利视为不同性质。事实上,从公约制定背景、权利实现条件、国内外法律规范和司法实践上来看,社会保障权都存在可诉空间。

我国若干特殊行政行为可诉性再探讨

不断扩大行政诉讼范围虽然已是各国立法的共同趋势,但行政诉讼范围要受制于多种因素,我国立法正是在平衡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确定了行政诉讼范围的基本原则。以此原则综合考量,目前抽象行政行为全部纳入我国行政诉讼范围的条件尚不具备,部分终局行政行为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内部行政行为的司法救济以设定行政复议前置程序为妥,责任鉴定行为宜纳入民事诉讼范围,而对自由裁量行政行为可诉性的争议本质上源于概念认识的不清。

论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

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正当性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生活中的"市场失灵";二是宏观调控能够法治化。宏观调控法治化的最终标志,是司法可以也能够对宏观调控行为进行审理与裁判。认为宏观调控行为具有不可诉性的观点在理论上因有悖于法治的基本理念而不合时宜,在实践中则可能因应人治的需要而十分有害。虽然要实现宏观调控的可诉性在目前还存在许多障碍,但这并不能成为否认宏观调控可诉性的理由。通过对现行司法制度的改革,以建立"公益诉讼"为突破口,辅之以"法院之友"等手段,宏观调控的可诉性是可以实现的。

房屋征收决定之可诉性的制度解读——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14条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14条所创设之救济机制被寄予厚望,且其由司法裁决"公共利益"之制度趋向、以及对前置性控权机制的创设,颇值肯定。但是,事实上,14条仅为新条例整体之必然举措,其与《拆迁条例》之拆迁许可证的可诉性并无实质性差异,如此,晚近拆迁许可证之诉讼命运终会影射于"征收决定"之中;同时,14条本身亦有诸如"原告适格"等方面之细节不足。因此,14条的实际功能依旧有限,而一切问题的终极答案仍旧依赖于政府本身的法治意识。

宪法环境权的可诉性研究——基于宪法文本与司法裁判的实证分析

我国否定环境权可诉性的学者大多囿于“美日中心主义”的视野,忽视了其他国家有关环境权的宪法文本和司法实践以及环境权从不可诉到可诉的动态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两分法的动摇以及国家义务层次论在法理和实践中的确立,环境权的可诉性在许多国家的司法实践中得以承认。可以运用“四步法则”判断一国宪法环境权是否可诉:宪法关于环境权是否可诉的明文规定、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宪法文本与司法实践的互证。在环境权可诉性的逐步发展过程中,一些国家还承认了环境权的水平效力,并且在宪法和法律中确立了公益诉讼制度以便为环境权提供司法救济。我国有必要继“生态文明入宪”之后在下次修宪时增加一个独立的环境权条款,入宪后的环境权可以透过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获得一定程度的司法救济。

论纠纷的可诉性

纠纷的可诉性是实现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的逻辑前提 ,纠纷可诉性的广度反映了裁判请求权的实现程度。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理论和实务界关于纠纷可诉性的标准或依据及范围的理解限制了裁判请求权实现的空间范围。纠纷可诉性的标准应当为纠纷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争议和人身关系争议 ,而并非限于民事法律关系争议。纠纷可诉性的范围包括民法所调整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的争议、应受民事法律保护的应有权利受到侵害引发的争议、宪法权利受到私法主体侵害所引发的争议。

论经济法可诉性的完善——以经济审判庭撤销为视角

完善经济法诉讼制度对实现经济法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但经济审判庭的撤销和传统诉讼制度的不足,使经济法可诉性在司法实践上陷入了盲区。经济法法律规范中亦存在大量经济法不可诉性的情形。基于此,为完善经济法的可诉性,在程序上建立经济特别程序,实体上明确规定经济诉权,建立经济法责任制度。

民事纠纷可诉性问题研究

纠纷可诉性范围的确定直接决定一国审判权的界限,也是国民享有诉权的基础。但在分析和建构一国审判权的界限时,并不能将英美或欧陆的模式简单复制。综合考虑司法的本质属性、一国宪政发展的现实,并分析司法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从而确定纠纷可诉性范围是一种较为现实的进路。而立法者在确定纠纷可诉性范围时,实质也是基于国家利益立场所进行的。因此,在我国,尽管尽量扩大纠纷解决的范围应是确定纠纷可诉性问题的原则,但在具体问题上却需持谨慎裁量态度。

论受教育权的可诉性及其程度

受教育权的可诉性及其程度受到两个层次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刻影响,一是国际法关于自由权和社会权的划分,二是国内法关于宪法权利和法律权利的区分。受教育权作为宪法权利,在自由权层面及形式平等方面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具有可诉性;但在社会权层面,只有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升学权和免费就学权具有可诉性。受教育权作为法律权利,其可诉性程度大大提高。平等主体之间的受教育权纠纷可由双方提起民事诉讼予以解决;但行政相对人向行政主体提起的行政诉讼则同样受到被侵害的受教育权性质的影响。

高等教育平等权的可诉性考量

高等教育平等权是公民发展的基本权利,其可诉性是知识经济时代公民权利主张的当然要求,是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社会发展的普遍期待,也是高等教育全球化趋势中国家人才战略的必然选择。从其权利形态视域展开可诉性考量可以得出,高等教育平等权在运行截面形态上包括起点、过程和结果三个阶段意义上的平等权,在结构关系形态上是由自由权、请求权和诉权三者复合组成的平等权,在法律关系形态上可分为民事、行政、刑事和宪法四种法律关系类型中的平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