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性租赁住房类型的TOD项目可负担性分析

近年来各城市陆续大力开展站点周边的土地开发,其中保障性租赁住房作为一种新形式的站点上盖开发的形式,能够起到改善民生的作用。为探究保租房类型的交通导向发展(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TOD)开发项目的具体实施情况,本文对天津市佟楼地区的“H+T”可负担性进行了研究。首先,从建设情况上对保租房类型的TOD项目和普通TOD项目进行了对比,其次,计算了佟楼保租房类型TOD的“H+T”可负担性大小,然后调研居民主观感受,分别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模型,分析了保租房类型TOD项目的居住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房租价格高低、“H+T”可负担性对居民满意度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房租价格通过“H+T”可负担性影响居住满意度这一中介效应值为0.348,直接效应为0.170。最后,给出保障房TOD建设与运营的相关建议。

巨灾风险:可保性与可负担性

巨灾风险的可保性与可负担性,是保险在巨灾风险管理框架与机制中发挥作用并不可回避的重要前提。本文将巨灾风险的可保性与可负担性分别置入三种不同模式的框架下,从有别于传统只考虑可保性的单一视角,在分析讨论可保性与可负担性的理论基础以及相互关系等问题后,尝试性地探讨了三种巨灾风险管理模式框架下的可保性与可负担性。我们认为在纯市场框架内,巨灾风险不可保且难于负担;在政府与资本市场参与下的巨灾风险管理框架内,巨灾风险才成为可保风险并有限定的可负担。为此,融入保险机制的我国巨灾风险管理制度的创新,重构与建立政府、金融保险市场、商业保险业、监管机构以及社会公众的新型合作机制,将成为保险在巨灾风险管理制度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关键。

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对耐药结核病患者药物可负担性的影响

目的探讨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简称集采)政策对耐药结核病患者药物可负担性的影响。方法根据《耐药结核病化学治疗指南(2019年简版)》和药品说明书,按体质量50 kg成年人估算服药日剂量,参照北京市药品阳光采购平台和医院信息系统中的药品价格,测算集采政策实施前后耐药结核病患者的疗程费用,以灾难性医疗支出(指家庭的医疗支出占家庭可支付能力的比重≥40%)为指标评估耐药结核病患者的药物可负担性。结果对利福平敏感的耐药结核病患者的疗程费用为(0.40~0.88)万元,乙胺丁醇的价格在集采政策实施后下降了42.86%,但组合治疗方案的总疗程费用相差不大;耐多药结核病患者的疗程费用由集采政策实施前的(3.38~42.83)万元降为集采政策实施后的(2.85~21.04)万元,其中含有利奈唑胺的治疗方案的疗程费用降幅为31.68%~50.88%。48个耐多药结核病治疗组合方案中,造成灾难性医疗支出的组合方案由集采政策实施前的38个降至集采政策实施后的17个。城镇患者的药品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由集采政策实施前的20.77%~102.43%降至集采政策实施后的19.74%~48.51%,造成灾难性医疗支出的治疗方案由集采政策实施前的9个降至集采政策实施后的5个;农村患者的药品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由集采政策实施前的54.91%~270.83%降至集采政策实施后的52.19%~128.27%,但所有组合方案均会造成灾难性医疗支出。结论国家集采政策可在降低药品费用的同时降低个人自付费用,但二线抗结核药品价格仍较高,给耐多药结核病患者带来了较大的经济负担,且农村患者的情况更严峻。

国家药品集中采购前后陕西省原研与仿制降压药可负担性的横断面调查

目的了解国家药品集中采购实施前后,陕西省高血压用药的可负担性。方法以最低日工资标准和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指标,对2018年和2021年陕西省集中采购中标的10种仿制降压药和与其相同成分的原研降压药的可负担性进行横断面调查。结果国家药品集中采购政策实施以来,陕西省10种原研和仿制降压药可负担性均有所改善。10种原研药和仿制药月药品支出分别由2018年最低日工资标准的1.86~4.54倍和0.09~2.19倍下降至2021年的0.61~3.21倍和0.03~0.94倍。陕西省城镇居民对于降压药的可负担性优于农村居民,仿制降压药的可负担性优于原研药。未参加医疗保险陕西省农村居民原研降压药年药品支出占其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2018年的10.29%~25.10%下降至2021年的3.12%~16.34%;仿制药其比例由2018年的0.49%~12.11%下降至2021年的0.15%~4.78%;参加医疗保险农村居民原研降压药其比例由2018年的5.63%~10.81%下降到2021年的2.63%~7.26%,仿制药其比例由2018年的0.49%~6.27%下降到2021年的0.15%~3.22%。结论国家药品集中采购政策的实施,对陕西省原研和仿制降压药可负担性产生了积极影响,尤其是农村居民的可获得性明显改善。应不断优化药品集采工作,提高医疗保障水平,改善人民群众(尤其是低收入人群)对药品的负担能力。

湖北省农村居民基本药物可负担性研究

目的:了解湖北省农村地区基本药物价格和可负担性情况。方法:参考国际标准化药品价格调查方法,对湖北省农村地区药品价格和可负担性进行调查。选择7种疾病16种基本药物,计算湖北省农村居民可负担性。结果:多数基本药物的可负担性较好,个别疾病用药的可负担性较差。仿制药品可负担性较好,零售药店基本药物可负担性优于医疗机构,低收入人群可负担性低。结论:评价方法尚需结合我国国情进行改进,需要采取药物经济学评价、加强管理、促进竞争、强化合理用药指导等综合措施提高基本药物可负担性。

药品不同准入价格对医保基金及个人可负担性的影响——以部分抗肿瘤靶向药物为例

目的:分析抗肿瘤靶向药物不同准入价格下,武汉市新农合基金和个人的可负担性,为制定医保准入价格提供依据。方法:选择肺癌靶向药物凯美纳和乳癌靶向药物赫赛汀,分析2012—2014年武汉市新农合数据、湖北省2011—2015年肿瘤监测数据;咨询临床专家形成专家共识价,参考江苏省准入价及国家谈判价,探讨不同价格下,两药医保准入后武汉市新农合基金结余情况及个人的可负担性。结果:凯美纳以国家谈判价准入后,2016—2018年武汉市新农合基本账户结余分别为-1 194.8万元、251.3万元和8 295.5万元。赫赛汀以国家谈判价医保准入后,2016—2018年基本账户结余分别为-2 690.1万元、-3 596.2万元和1 754.2万元。凯美纳和赫赛汀以国家谈判价准入前后致贫率分别由45.85%和46.00%下降到33.40%和45.42%。结论:两药以国家谈判价医保准入后武汉市新农合基金基本可负担,赫赛汀在此价格下个人可负担性较差。

陕西省高血压用药可负担性跟踪评价

目的:了解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以来,陕西省高血压用药的可负担性情况,为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顺利推行提供实证支持。方法:采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健康行动组织(WHO/HAI)的标准化调查方法,分别于2010、2012和2014年对陕西省城镇地区3种常用抗高血压药品(氨氯地平5 mg片剂/胶囊、硝苯地平缓释20 mg片剂/胶囊和氯沙坦50 mg片剂/胶囊)进行价格调查,分别采用WHO/HAI标准化可负担性评价方法、致贫性分析和灾难性支出3种方法对高血压用药的可负担性进行评价。结果:无论是公立医院还是零售药店,从2010年到2014年药品的可负担性改善幅度较小;3年中大部分药品的可负担性均较差,仿制药可负担性均优于原研药;氯沙坦原研药和仿制药的可负担性均较差;公立医院药品可负担性均比零售药店药品可负担性差。结论:陕西省常见高血压药品的可负担性较差。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做好原研药品价格调整与监管,鼓励和引导生产企业加快对应仿制药品的研发,不断优化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途径渠道,以提高高血压用药的可负担性。

上海市基本药物可负担性实证研究

采用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和国际健康行动机构(Health Action Internation-al,HAI)发展的标准调查方法[1]对上海市药品价格可负担性进行调查,选择上海市场上销售的41种药品,调查其价格水平。选择了6种常见病,按照WHO标准治疗指南,以2006年上海市人均最低工资线750元(日均25元)为标准计算上海药品治疗费用的消费者可负担性,同时比较了患者使用品牌药与等效仿制药品的费用可负担性。

我国部分地区基本药物可负担性实证研究

目的:了解我国基本药物治疗常见疾病的可负担性实际情况,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方法:采用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和国际健康行动机构(Health Action International,HAI)的标准调查方法,结合我国国情进行适当改进。对我国11个省市基本药物价格可负担性进行研究。结果:在被调查的11种药品当中,治疗疾病所需的费用低于7天最低生活保障金额的药品有5种;用不同的仿制药品治疗相同疾病,费用差异最大的可达35.2倍(高血压),最小的也有11.2倍(胃溃疡);原研药的可负担性远低于仿制药,费用差异最大的高达69.3倍(卡托普利)。结论:我国基本药物可负担性一般,仍有很多人负担不起。用不同药物治疗同一种疾病的可负担性差异非常大。仿制药的可负担性相对较好,而原研药的可负担性非常差。

社区常用抗高血压单片复方制剂的经济可负担性研究

采用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和国际健康行动机构(Health Action International,HAI)标准化价格调查方法,对社区常用单片复方制剂抗高血压药的经济可负担性进行评价。结果显示:9种常用单片复方制剂具有较好的经济可负担性,但是其中5种对农村低收入人群不具经济可负担性,同时,不同药物费用差异很大,使用比例较高的药物可负担性未必较好。

江苏省基本药物可负担性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5种常见病治疗所需的23种药品,在调查其价格水平的基础之上,参考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国际健康行动机构(HAI)的标准药品价格调查方法,分析这23种药品费用的可负担性。结果得出2010年江苏省基本药物等效仿制药的可负担性水平较好,但原研药可负担性水平依旧较差,建议采取完善药品招标机制、规范药品合理使用和建立差异化的药品价格补偿机制等措施,进一步提高江苏省基本药物的可负担性。

我国西部地区部分省市的基本药物可负担性实证研究

了解基本药物的可负担性现状对于继续推进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运用WHO/HAI(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健康行动组织)的标准方法对西部地区的5个省或自治区进行实地调研,获取了这些地区的基本药物的可负担性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可负担不高的原因,进而提出一定的改善措施,以期为基本药物制度的进一步推进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我国药品低可负担性原因分析

我国药品可负担性低主要表现在药品费用高,患者自付比例增长过快。我国药品可负担性低的原因主要有药品价格高、用量多和可替代性等。其中,药品价格高的主要原因是进口药品、合资药品价格高,部分国产"新药"定价虚高等;人口增长,人口老龄化和健康意识提高促进药品使用量上升,医疗保障制度下供需双方的道德风险致使药品使用量增加成为药品费用居高不下主要原因;此外还有药品可替代性的影响。

上海市口服抗帕金森病药品可负担性评价

目的评价上海市口服抗帕金森病(PD)药品的可负担性。方法抽取上海市医药采购服务与监管信息系统2018年1月至12月中抗PD药品的价格,采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健康行动组织(WHO/HAI)标准调查法、药品致贫作用评价法(简称贫化法)和灾难性药品支出评价法(简称灾化法)评价上海市口服抗PD药品的可负担性。结果共调查14种、38个品规口服抗PD药品,涉及原研药和仿制药,仿制药和原研药的可负担性相差不大;自费情况下,不同口服抗PD药品全市致贫人口在上海市居民中的差异高达24倍;医保支付情况下,农村居民平均致贫率均为城镇居民的2倍。结论国家医疗保险大幅提高了抗PD药品的可负担性。建议国家积极推动新药研发进程,加快进口新药准入速度,做好现有药品价格的监督,必要时考虑纳入国家带量采购计划,以惠及更多帕金森病患者。

3种抗肿瘤靶向药物的可负担性评价——以湖北省为例

目的:评价湖北省城乡居民对吉非替尼、曲妥珠单抗、舒尼替尼3种抗肿瘤靶向药物的可负担性,为我国恶性肿瘤靶向药物的医保准入提供参考。方法:参考湖北省肿瘤登记年报中3种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和湖北省城乡居民收入数据,结合国家药价谈判中的"降低50%进口药价格"的政策,假设药物进入医保报销目录,分别采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健康行动组织(WHO/HAI)标准调查法、灾难性卫生支出评价法和致贫作用评价法计算3种药物的可负担性。结果:按WHO/HAI标准调查法,3种药物降价50%报销前后的可支付性增量为64.00%~74.00%;按灾难性卫生支出评价法,吉非替尼、曲妥珠单抗、舒尼替尼3种药物降价50%再经医保报销,分别会造成20.00%、59.28%、35.48%的城镇用药患者,以及50.63%、74.72%、75.93%的农村用药患者产生灾难性支出;按致贫作用评价法,3种药物降价50%且报销后在城镇与农村造成因病致贫的患者占比均不超过31.95%。结论:国家药价谈判降价50%后3种抗肿瘤靶向药物对农村居民造成的经济负担较城镇居民严重。在制定政策时应根据城乡、药价及病种来调整相应报销比例,平衡不同疾病患者的经济负担。

中国东部某省儿童基本药物可获得性、价格及可负担性调查分析

目的:分析儿童用药政策实施以来儿童基本药物可获得性、价格及可负担性的现状,为后续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提供实证依据。方法:利用中国东部某省基本药物采购平台数据库中2012、2016年数据,依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国际健康行动组织(HAI)推荐的标准药物调查方法,对49种儿童基本药物的可获得性、价格及可负担性现状进行分析。结果:儿童基本药物可获得性、价格及可负担性整体较好。(1)可获得性方面,2016年较2012年总体出现下降;且2016年、2012年三级医疗机构均高于二级医疗机构和一级医疗机构;仿制药高于原研药。(2)价格方面,2016年较2012年8种原研药价格下降;26种仿制药价格下降,16种仿制药价格上升。(3)可负担性方面,2016年较2012年总体可负担性提高;仿制药总体可负担性优于原研药。结论:(1)三级医疗机构总体可获得性高于一、二级医疗机构。低年龄段儿童基本药物可获得性较差,缺少适宜品种、剂型和规格的药品。(2)儿童基本药物原研药的价格高于国际参考价格,仿制药的价格相对较低。(3)儿童基本药物可负担性较好,2016年较2012年总体可负担性提高,仿制药总体可负担性优于原研药。

医疗卫生可负担性评价方法的规范性研究

目的:研究致贫作用评价方法、灾难性支出评价方法的选择和阈值等参数对可负担性结果的影响。方法:收集、对比各种关于医疗卫生可负担性的实证研究文献,以证明上述两种评价方法本身对结果的影响。结论:需要进一步标准和规范化评价方法,以提高不同可负担性研究结果的可比性,以及数据结果的可靠性,为我国医疗卫生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估提供参考。

我国罕见病药品价格水平和可负担性研究

目的:评估我国罕见病药品价格水平及可负担性情况,提出改善罕见病治疗药品可负担性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政府主管部门的相关决策提供依据。方法:基于《第一批罕见病目录》和《罕见病诊疗指南(2019年版)》选择罕见病药品,采用中位价格比值法(MPR)评估药品价格水平,用药品年治疗费用和城乡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的倍数评估药品可负担性以及价格管理政策对药品价格和可负担性的影响。结果与结论:共纳入罕见病药品71种,其MPR中位数为0.83,其中原研药的MPR中位数为1.13、仿制药的MPR中位数为0.37。71种罕见病药品年均费用相当于2020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均收入的0.001~178.43倍,农村居民年均收入的0.003~456.57倍,分别有21和28种药品年均费用超过城镇和农村居民年均收入。对其中14种罕见病药品实施医保准入谈判或集中带量采购后,相关药品的MPR中位数从1.71下降到0.46,费用超过城镇居民年收入的药品数由8种降为0种,农村居民由10种降为5种。总体上,我国罕见病药品价格水平略低于国际参考价格,但原研药价格水平整体高于国际参考价格,部分药品费用远超过居民支付能力。建议加强原研药价格管理,促进优质仿制药临床替代,建立健全高负担罕见病药品支付保障体系。

我国基本药物可负担性测算方法及策略研究

文章基于当前国际上常用的三种药品可负担性测算方法,对三种测算方法解决问题的层面,内在关系以及三种测算方法的局限性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基本药物制度,提出了我国基本药物可负担性测算方法的研究策略。

中国罕见病用药可负担性评价

目的评价国内已上市且有明确适应证的罕见病用药的可负担性,比较不同罕见疾病、城乡不同水平的可负担性差异,为完善我国罕见病用药保障提供参考。方法基于中国罕见病信息网和《罕见病诊疗指南(2019年版)》收集罕见病发病率等信息,基于药智网(https://www.gaozh.com/)收集罕见病用药的中标价格等信息,对基于数据可得性纳入研究的16种罕见病和34种罕见病用药,分别采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健康行动组织(WHO/HAI)标准调查法、致贫性评价法和灾难性支出评价法,分析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可负担性情况。结果按WHO/HAI标准调查法,34种药品中的16种药品使城镇居民负担较重,19种药品使农村居民负担较重,其中治疗戈谢病的伊米苷酶年度药品支出是城镇居民平均收入的114.67倍,是农村居民平均收入的303.17倍;按致贫性评价法,罕见病用药的支出会导致全国超过268万居民(农村居民131万,城镇居民137万)陷入贫困,其中治疗帕金森病(青年型、早发型)的屈昔多巴会造成全国约31.2万居民致贫;按灾难性支出评价法,34种罕见病用药会导致全国超过302万的居民发生灾难性支出,其中治疗帕金森病(青年型、早发型)的屈昔多巴、恩他卡朋双多巴、雷沙吉兰会导致65.61万城镇居民和49.65万农村居民发生灾难性支出。结论目前,我国居民罕见病用药可负担性因不同疾病类型有差异,但总体可负担性较差,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均有因病致贫、药品支付困难的现象,建议针对不同罕见病实施多层次医疗保障,提高罕见病用药可负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