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游学”与19世纪英国女性艺术史学家的涌现

“欧陆游学”作为英国历史上的重要文化现象,对19世纪女性艺术史学家的涌现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这一时期,众多英国女性踏上了穿越欧洲的旅程,通过“欧陆游学”期间所撰写的游记、评论和学术调查等文献,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大师的作品提供了精彩而独到的注解,为西方艺术史学科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高山景行 笃志经学——怀念广西籍著名史学家罗尔纲

罗尔纲先生是近代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广西籍史学家、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一代宗师。罗老先生给我们留下的丰硕研究成果和不朽著作,留下的崇高道德情操,是一笔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广西人应该为此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新时代正向我们呼唤,向我们招手,我们要继承罗老先生开拓进取的勇气、严谨治学的态度,顽强拼搏的毅力,艰苦朴素的品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广西民族文化新辉煌!

致敬历史学家

陈勇1946年生,自幼在江南小城常州长大,先后师从吴于座先生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武汉大学世界史研究所副所长(主持工作),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历史知识传播中的历史学家、普通读者与媒介

在当下的历史知识传播领域,作者、读者和媒介是三个组成要素。历史学家与历史类作家或内容创作者存在不同的分工,前者的职责在于提供专业的历史理解,后者要么将历史理解通俗化,要么利用历史来创作其他作品;普通读者相比于专业读者,更擅长发挥自己的常感,尤其是接受过程中产生的情绪回应;新闻媒体对单纯传播历史知识兴趣不大,而各种文类和各种媒介在传递信息方面各有自己的优势和局限。

学院之外:美国历史学家的职业挑战

2023年初,美国历史协会发布了《拓宽历史学术成果定义的指引》,重新扩展了对历史学术的定义,旨在消除“狭窄的专业评价”和历史学家做出的“多样性有价值的工作”之间的鸿沟,这造成“对个人和整个学科有害的不平等现象持续性存在”。历史学领域的情况在疫情期间遭遇到诸多方面的打击,历史学越来越变得像是一个吸引力减弱的领域。“工作”(Work)和“公众”(Public),这两个方面在定义从事历史学术活动的工作伦理中获得了更多关注,这些变化也将影响历史学的专业性特征和实际的研究活动。“把历史带进生活”具有现实的迫切性,诚实地使用关于过去的记录不代表在公众中间没有观点。历史交流活动建立在最基本的对彼此工作的尊重之上,这些共享价值观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也是历史学这门古老的学问参与到公众讨论中坚实的伦理立场。

试论史学家的人格

社会分工是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且没有达到完全社会化的时候 ,推动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手段。职业分工是社会分工的突出表现形式 ,史学家作为职业分工中的一个社会阶层自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在强调发展经济的时代 ,史学职业似乎被人们所忽视 ,但史学家自身的人格不能降低 ,这既是时代所要求的 。

史学的品格与历史学家的使命——章开沅教授访谈录

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针对史学的现状及历史研究所面临的困境,立足于史学品格与历史学家使命的高度,阐释了自己独到的历史观。他认为,史学只有保持独立的科学品格,才能发挥其独特的社会功用;史学家只有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达致“通识”与“圆融”的境界,才能表达对人类历史乃至宇宙生命的终极诉求;中国史学只有在研究视域、研究手段、研究团队等方面全球化、国际化,才能走向世界。

历史事实:史学家建构过去的图景

中外历史哲学界对“历史事实”存在严重的争论 ,主要问题是关于历史事实的应用范围与含义上的分歧。其实 ,“历史事实”只能限制在历史认识论的范围内才有意义 ,而历史事实与史料中的事实也不能等同。从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的关系来看 ,历史事实依历史学家的存在而存在 ,“历史事实”是史学家建立的关于过去的图景 。

新生代史学家的崛起与卓越追求——以李金铮教授及其新著《传统与变迁》为例

李金铮教授禅精竭虑,潜心治学,致力于近代华北乡村社会经济史研究30余年,论著颇丰,独具一格。特别是近10余年来更是锐意进取,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乡村史、区域社会史与革命史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筚路蓝缕,探索出别具学术个性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新模式——新革命史研究范式。

论历史学家在研究中的立场

史学是一种以过去时空中的人及其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的人文学,历史学家应当具有深切的人文关怀,将过去的人作为具有生命和情感的人看待,避免将史学变成纯粹的技术性研究。为了尽可能准确地理解过去的人及其生活,历史学家必须注重历史的“过去性”,不宜按照现在的要求或用现在的标准来讨论过去,而要以最大的智慧和心力来突破时空和文化的双重阻隔,努力将前人的言行置于具体“情境”来理解。同时,历史学家还要时刻注意自己的“历史学家”的身份,既不能成为历史中任何一方,也不必充当现在的代言人,而要保持中性的立场和独立的判断,慎重审查自己用以观照史实的各种资源,以减少形形色色的偏私对史学求真旨趣的妨害。最后,历史学家还要对自己的民族情感保持警惕,抑制民族和文化的偏见对治史的不利影响,并注重从国际的或全球的视野来探讨国别史问题。

中学历史课堂探究与史学家的探究

与史学家的探究相比,历史课堂探究在探究目的、探究点的选择、探究材料的选择、探究过程的展开,以及探究方法的运用等方面,都有其独特的要求和标准。同时,历史课堂探究与史学家的探究也有着紧密联系,教师应注意吸收、利用史学研究的成果,提高自身的史学素养,提升历史探究教学的水平。

历史学家也要有艺术家的创新精神

在我国历史上,不少史学大师同时也是当时最有成就的文学艺术家;他们在史学上的成就与贡献,往往和在文学艺术上有深厚的造诣是分不开的。可是在传统的史学理论中,反对“文人修史”的口号却一直广有影响。这个矛盾现象的产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造成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科学向深度和广度的发展。

德国史学家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责任问题的争论

在德国史学界,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责任问题一直是有争议的。20世纪20-30年代,主要针对《凡尔赛和约》的相关宣判,一部分德国史学家编辑出版了大量外交档案,极力为德国开脱责任,从而在国际上引起激烈争论。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汉堡史学家弗里茨.菲舍尔以其论述德国战争目标的论文,对德法两国一度达成的一致意见提出质问,再次引发激烈争论。这些争论既与国际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密切联系,也与参与者的政治态度和民族情感息息相关。时至今日,不同观点依然存在,只是研究重点发生了明显转移,研究方法也出现了较大更新。

历史学家不应该回避史学与文学的关系

历史与文学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但自从历史学被划入科学的范畴之后,这个问题就尖锐起来,因为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文学是一种艺术,允许虚构和幻想;而历史作为一门科学,“首要任务是研究和揭示生产的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必须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来不得半点虚伪。所以,他们在研究历史时总是尽量强调它与文学创作的不同,回避与文学的关系,因而历史与文学这一对本来是孪生的兄弟,现在的关系却变得愈来愈疏远了。这一现象,必须引起我们注意。

知识分子的信仰、大义与家国情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学家们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如何抵制和克服法西斯纳粹造成的危机,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关键时刻历史学家们的选择: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来捍卫历史进步,制止法西斯纳粹的倒行逆施。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参加了反法西斯主义抵抗运动,最后被纳粹残酷杀害;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二战中成为一名皇家军队的工兵,其经历对理解战后欧洲新史学的兴起影响莫大;另一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二战中成了一名英国皇家空军少校,通过揭示德国的历史要素,为英美反法西斯提供了切实有用的建议。历史学家们在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的英雄行为,从一个独特的侧面揭示出一个真理:反法西斯的斗争是一场世界性的伟大的人民战争。

教育史是什么?——西方教育史学家观点述评

对于"教育史是什么?"这个永恒问题,西方教育史学家都在他们的教育史研究或教育史著作中论述了各自的观点。概括起来,他们的诠释主要集中在教育史研究价值(Why)、教育史研究范畴(What)以及教育史研究方法(How)三个方面。

历史学家的时代使命与学术职责——吕西安·费弗尔和他的“河山之恋”

记得10年前,我曾在《西方史学史》一书中说过这样的一段话：＂研究西方史学史,应研究西方历史学家所处的历史环境,研究他们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背景,因为一位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的产生及其演化,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特别要研究社会转型与历史转折时期的史学思潮,研究这种史学思潮的特点及其走向,研究其代表人物的思想趋向……

从魏源、李剑农到吕振羽——评邵阳三位国际大史学家

1991年,美国格林伍德出版社出版了罗马尼亚吕希安·波亚教授主编的一本《近代国际大史学家辞典》(Greaf Historians of the Modern Age——An interational dictionary)。这本辞典共收录了公元1800年以来世界各国著名大史学家634人。其中收入中国裔大史学家14人,系由中国史学会推荐并组织学者撰写的。在这14人里面,出生于湖南邵阳的有3人,即:魏源(1794～1857)、李剑农(1880～1963)、吕振羽(1900～1980)。以一个小地区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