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史研究对音乐史料学的依赖——中国音乐史学问题思索之七

“史料”是据以为研究或讨论历史时的根据材料。史料学是研究史料的源流、价值和利用方法的学科,它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同考古学、文字学、档案学等均有密切关系。中国音乐史料是研究中国音乐史所需要的各种资料。中国音乐学史料繁多,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音乐史料学主要从事史料搜集、校勘、考订和编纂,把价值不同的史料区别开来,把正确的记载和错误的记载区别开来,并确定史料的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音乐史料可以分为“实物史料”“口传史料”和“文字史料”等。中国音乐史研究必须依赖音乐史料学的研究成果,把记载正确的音乐史料和存在错误记载的材料区别开来,确定音乐史料的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正确利用音乐史料,还原中国历史进程中正确的音乐历史事实。

史料研习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其矫正

史料研习教学强调以学生为本位。选择史料、辨识史料和反馈研习体现了史料研习教学活动的准备、开展和反思三个递进层次,但在教学实践中存在偏离学生本位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教师限定史料的选用,忽视了学生自主性的发挥;史料辨识指向信息提取,忽视了学生历史认识的建构;教学活动忽视学情反馈,丢失了对教学过程的反思。其原因主要在于史料选用和辨识两个方面,一是史料选用重统一、轻自主;二是史料辨识重信息、轻实证。开展以学生为本位的史料研习教学应做到:确定价值依据,引导自主选用;递进素养提升,引导史料辨识;检视教学目标,引导研习反思。

培养初中生史料实证能力的策略

史料实证能力是历史学科中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一项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史料搜集、整理和运用能力等。学生史料实证能力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有趣、有序、有效的史料实证过程。鉴于此,在初中历史学科中,教师可设计一些主题鲜明、形式活泼、情境生动的学习任务,引领学生多途径搜集史料、分阶段整理史料以及广视角运用史料,以此培养学生搜集、整理、运用史料的能力,促进学生史料实证能力的发展。

新时期文学史料编纂与“十七年”作家的历史评价——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兼谈现实主义再认识问题

在近些年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渐成气候,并向时段、地域、形态、传媒等全方位铺开之际,有一套研究资料似乎有必要引起关注,即1978年提出设想后陆续出版,一直延至20世纪90年代末才结束,总计有近90册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以下简称《丛书》)。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套集体合作的大型丛书,不仅对后来的史料编纂及其批评和研究产生了影响,而且其本身就具有重要文献史料价值。

高中历史教学中史料教学的探索及反思

史料主要包括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口述史料、图像史料等,是历史教学中重要的教学资源。无论是新课程改革发展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要求,还是基于高考改革加大材料解析题比重的趋势,教师都有必要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持续深入开展史料教学,通过丰富教学内容、强化学生提取和分析关键信息的能力等,更好地落实课程教学目标,为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奠定基础。

指向核心素养的图像史料研读框架与实践

如何有效研习图像史料是教学重点,也是难点。研究认为,可基于图像史料的真实性和艺术性特征,构建起由四大系统组成的框架,即以图像、问题、思维、阅读四要素为运行系统,图像学理论要素为助推系统,核心素养要素为目标系统,学习空间要素为环境系统。据此,让学生“像史学家一样研读”图像,挖掘其隐藏的史实及意义。

档案史料的活化与民族叙事的创新

作为民族叙事不可或缺的素材,档案史料扮演着再现民族记忆的历史视窗角色、传承民族传统的文化载体角色、维系民族认同的社会纽带角色、保障民族权益的法律依据角色。为激活档案史料的价值和功能,文章提出了在思想意识层面更新档案史料的传统观念,从空间再生角度改造古代档案建筑的性质功能,借助数字技术方法优化档案史料的物理形态,通过科教实践应用档案史料的信息内容四条路径。这有助于拓展民族叙事理念的人文面向,深化民族叙事内容的历史深度,提升民族叙事传播的社会活力。

基于“史料阅读”专栏的学习设计探究——以《中外历史纲要》为例

统编版高中历史教科书“史料阅读”专栏提供了大量的基本史料,但现有的史料阅读方法框架不能满足教学的实际需要。研究认为,可以立足中学历史教学实际情况,以学生的学习设计为出发点,借鉴历史学家解读史料时文本考辨和意义阐释的方法,从了解史料的来源与语境、区分史料的事实与观点、判断史料的价值与意义三个角度对教科书中的基本史料展开批判性研读。

新世纪以来史料发现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如果将新世纪作为一个时间段来考察,回顾一下这些年重要的史料发现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进展,应该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研究论题。这不仅仅是对一个阶段的史料发掘工作进行小结,同时也能够从文学史研究角度,回眸一下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进展对文学史研究的影响。

加强中国近现代出版史史料学建设

史料学是历史学科的一个基础学科,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专门考察史料,研究史料的源流、价值和利用方法的一门学科。我国是史学十分发达的国家,史料学源远流长。相比而言,出版史研究起步较晚,而严格意义的出版史料学动议则很晚才被提出来,刘光裕先生前些年曾有《关于建立出版史料学》的专文刊出,从学科建设角度加以倡导,所论重点在中国古代出版史料研究。笔者以为,出版史料学的建设确实需要提上议事日程,而更具学术价值、更有现实意义的当属中国近现代出版史史料学。

地方书院文化特色考略--基于佛山书院史料的考察与研究

有着千年发展史的古代书院,留下了丰富的文献史料。书院史料是地方特色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见证一地历史演变,从侧面可反映该地在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的独特面貌。对书院史料予以系统整理与考察研究,是当代文化价值根源追溯的需要,更是古代书院精神传承与发展的诉求。佛山书院史料内容丰富,涉猎建置、干系人物、课业与学规、经费来源与用途、性质与功用、著述艺文等。分专题考察这些史料发现,佛山古代书院呈现出3个主要特征:其创建发展与佛山各地域行政建置、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密切关联;是书院文化根植于本土后双向作用的产物;未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链条。

回归史料本身——图像证史问题的档案学思考路径及其反思

图像证史问题既是传统艺术史领域的重要议题,也是图像研究进入历史学领域的重要前提。图像虽已作为新的史料依据和证据来源进入历史学实践,但图像资料在“可信度”与“清晰度”上的困境,以及其作为文字叙述补充的附属地位影响其入史的限度与可能性,引发历史学理论层面对于史料观念的思考。此番问题的讨论究其根源在于当前史学领域虽在应用领域关注图像史料,但是仍旧未能脱离文字史料研究的路径惯性,因此也就未能对图像自身特殊的记录方式及其所决定的多元内容信息予以理论视角的明晰。以档案学视角重新审视图像证史的问题本质与作用机制,借图像资料本身的档案属性与史料特质,图像得以进入历史研究的视野进而成为客观、原始的文本依据,继而完成图像入史的研究前提;而要真正实现图像证史的目的,则要全面的认识图像的内容构成及其所对应的历史联系,以更为详细、全面的文献记载还原更为复杂、多面的历史事实。所以图像证史问题的讨论要回归图像史料的记录特性本身,在史料的求真、求新之外更要求全,在实现完整、系统的史料观念认知与运用的同时,也为更多的相关问题提供思路与方法借鉴。

大英博物馆陈列文物中的图书馆学与文献学史料

论文介绍了2019年8月笔者参观大英博物馆各类文物展陈中关于图书馆学和文献学史料的一些心得,分为石碑文献、纸莎文献、木牍文献、古代文献与古代文字、古代文献的特别载体、经典文献展示、古代的阅读与阅读推广、中南亚与东亚文献等8个方面,并提供了相应的照片和诸多案例。

又一个十年:史料学视野中的中国科幻研究(2014-2024)

2014年,笔者在“中国科幻文学再出发”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了《史料学视野中的中国科幻研究》一文,该文次年正式发表于《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十年来,在“后《三体》时代”尤其是《三体》获得雨果奖、《流浪地球》电影热映以及若干科技事件所引发的科幻研究热潮中。

浅谈高中历史史料实证中的史料搜集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学生是否拥有史料搜集的空间,又是否具有这样的意识与能力,直接影响着史料实证核心素养的培育。在史料搜集的过程中,首先要明确史料搜集的方向,然后借助于学习共同体明确史料搜集的途径,最后要有意识地判断自己所搜集的史料与研究对象之间是否存在着因果关系。《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中强调,“历史过程是不可逆的,认识历史只能通过现存的史料。要形成对历史的正确、客观的认识,必须重视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辨辩析,去伪存真”

金朝泰和二年武安县“凤凰见”史料研究

金章宗泰和二年(1202),磁州武安县奏报,当地“凤凰见”。记载此事的文献有《金史》《癸辛杂识》及嘉靖《武安县志》,史源当系武安县的报告;除此之外,《金史》的相关记载尚参考了当时的按察使、奉御及礼部官员的奏报及图画资料,《癸辛杂识》的相关记载还参考了口述史料。三种史料有意识的书写包括:凤凰类似迁徙的猛禽,形象有所夸张;凤凰是金朝的祥瑞,与当时并立的其他政权无关。其无意识的书写包括:武安县良好的生态环境、当时的官民矛盾,以及金朝监察机构的核验运作机制。

史料实证在高中历史中的应用

史料实证是指对获取的史料进行辨析,并运用可信的史料努力重现历史真实的态度与方法。在高中历史学习中,运用史料实证的方法可以帮助学生深入了解历史事件,培养他们的历史探究能力。一、引入史料,激发探究兴趣。在引入史料的阶段,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献等资料,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

史料运用与“历史化”问题:对两篇书评的回应

两位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学界前辈、同仁虽与我素未谋面,却愿意花费时间精力为这本小书写书评,不仅予以鼓励,而且直言不讳地就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一针见血的意见与批评,对于一直在学术之路上摸索前行的我而言,绝对是幸运的事,说是受宠若惊也不为过。这些讨论在学术问题上的较真以及敢于批评、毫不含糊的专业眼光与坦诚态度,在当下这种学术氛围之中,更显得难能可贵。最近一两年,我的研究兴趣点转到了网络文学上,张霖与时昱的这两篇书评,又把我拉回到1949—1966年与新曲艺,“逼迫”我就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再做思考,这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

罗贯中史料发现、整理与研究的观察和思考

罗贯中研究是《三国演义》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研究者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发现了一些新史料,解决了一些问题,但这些材料数量少,且相互矛盾,难以解决罗贯中的所有问题。研究者围绕罗贯中是否为《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作者及其籍贯、生卒年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并产生争论。因资料的缺乏,不少问题难以达成共识,罗贯中研究目前处于瓶颈状态,期待有新的推进。

当代文学史“下限”及其相关史料问题研究

“下限”问题反映了当代文学史带有永恒和宿命性质的本体性矛盾。它的提出及划分,不仅关涉对正在行进中的当代历史作如何截断众流的断代处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带有时间节点的断代处理体现了文学史家怎样的立场和观念。因此,一直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当代文学史及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和核心问题。21世纪以来,由于当代文学不断学科化、专业化、历史化,这个问题更是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当然彼此也存在着不尽相同的认知。“下限”范畴史料,主要由综合性史料和作家作品史料两部分组成。它虽然带有相当的不确定性,但却自有其意义和价值,有必要给予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