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识建构:三观融释“照着讲”--语文学研究随想

古今贯通的“照着讲”,目的是形成史识、眼光,为“接着讲”的学术研究奠基。语文学研究史识建构须“三观融释”:微观(点)、中观(面)、宏观(线)融会贯通。这是艰辛、漫长的思考过程,是毅力、功力,才智、学问的相辅相成。若有所缺便前功尽弃,无能“接着讲”。

“唐人始有意为小说”与鲁迅的汉唐小说史识

为研究者广泛关注并争论不休的“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这一论断,是《中国小说史略》汉唐部分的总命题,承载着鲁迅以“演进”为核心的古代小说发展观和他在汉唐小说文体、内容、艺术等方面的“选择”与“定性”原则。“论断”强调的不是唐人才开始有意识地创作小说,而是唐人开始有意识地创作“写人”的、重视艺术和审美的文学性小说,进而揭示唐人小说在古代小说史中的重要位置和意义。研究者在理解和讨论这一“论断”时,应当注意其时代学术研究的局限,也应予以学术史层面的“了解之同情”。

史学·史识·史观——钱仁康先生西方音乐研究学术撰述评介

本文主要以钱仁康先生于解放后发表的诸多有关西方音乐研究的撰述--专著、学术论文和报刊文章为观察对象,希图从--时段划分与整体评价、选题倾向与史料、记叙风格与史识、史观--四个方面来综合评述"钱文",并主要说明钱仁康先生治史之史学、史识、史观。

文体自觉:史识美学范型的演绎与重建

从巴金的《说真话》开始,新时期至今的散文创作,逐步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歌颂思维的时代及杨朔、秦牧、刘白羽＂三家＂范型中解放出来,而且在散文走向振兴与繁荣的同时,捆束创作的旧理念也得以解脱,逐步重建健康、科学的散文美学,进而获得了文体的自觉。事实上,比较小说与诗,散文理论是很贫困的。关于散文理论的研究的确存在很多空白与盲区,

文学史研究中的“史识”问题

文学史研究，需要从文学的基本特性入手，体现 出文学史家对于文学发展规律的见识 。文学史家自己必须是文学鉴赏和批评的行家里手。对于作品中所体现的审美意识、语言风 貌和文体形式等方面的历史变迁，尤其要有洞察能力。要超越进化、退化的层面理解文学的 变迁。历代鉴赏家、批评家的观点及选本在文学传承和革新中有过积极的影响，因而具有历 史意义。文学史的史识还应该在史实的基础上体现出文学史家的主导意识，这种主导意识包 括时代精神和独特个性。

史料、史识和美学的融通:陆侃如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著

陆侃如和冯沅君先生合著有《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中国古典文学简史》三部重要的文学史。三部文学史,在当时受到青睐,对后来有积极的影响。三部文学史以史料为基础,体现了史料、史识和美学的融通。在史料上,尽力搜集,追求真实,注意选择。在史识上,由进化论到历史唯物论,不断探索和实践。在美学上,重视文学蕴涵的审美情操和艺术表现特点。

崔述的史考与史识

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崔述对先秦历史疑古辨伪,求实考信,不但澄清许多古书记载的谬误和古史传说的疑团,而且表现出深刻的考史理念与考史见识。其“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经传”的考史理念,表现为以经证史则去古未远的考史原则;强调“不应后人所知,乃反详于古人”的考史理念,表现为对古史传说循流溯源祛疑解惑的考史方法;反对“凡说上古者,皆以后世例之”的考史理念,表现为朴素历史主义的考史学风。他的这一系列考史理念和考史见识,对中国古代历史考证学理论与方法论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法制史研究中的“史实”与“史识”

中国传统伦理法思想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础理论,它准确描述了中国古代社会自身对法的认识、所处的法制环境、准确的行为标准,以及对中国传统法的理念追求。中国法制史研究如果缺乏伦理法的方法指导,它就没有活力,就会成为一具无灵魂的躯壳或僵尸,就会逐渐失去存在的价值。即使我们将中国古代的法律按照现代西方法律的分类标准分得再细,如民法、刑法、诉讼法、经济法等,对我们今天的法制技术来说也不过形同玩物而没有法学价值,并可能最终导致中国法制史学的衰微。当"史实"和"史识"被混淆时,面对那些用西方法学的结构与概念来对中国法制史的"雕刻"时,我们如果仍然无动于衷,那么我们就会被"史识"掩盖了"史实"。在"史实"和"史识"之间,我们需要的是用现代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传统的法律文化,而不是用现代的模式来改造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史识”与小说教育

研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产生过程,不难发现:鲁迅不仅描述了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而且通过构建小说史,实现了文化批判和"学问根柢"重建的目的。"全本"《中国小说史略》应该是学术专著和课堂教学两种存在形态的统一。从"教学版"到"学术版"的变迁,《中国小说史略》通过小说类型命名和增删等将现代意义的"小说""历史化"和"自然化"了。鲁迅重写小说史不仅在于大学教育体制内作知识的更新,而且重新反思小说教育的功能。

论“史识”对汉魏六朝小说叙述的干预

史学家在选择、编撰历史事实时,不可避免主观因素的介入。深受史传文学影响的汉魏六朝小说,在小说观念上表现出强烈的"拟史"意识。以这种"史识"编选、著录小说,逐渐演变成小说家对作品叙述的干预:史传"实录"的叙事原则,使汉魏六朝小说以"求真"为旨归;史家要求对历史事实有独立见解,使小说编撰者以爱憎分明的思想意识,弘扬佛道儒教;"资于政道"的历史使命感,让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补史阙"的汉魏六朝小说,发挥了"广见闻"的社会功能。"史识"对主体意识的肯定,使汉魏六朝小说逐渐从"集体创作"向作家独立创作演进。发展至唐代,小说家自主创作意识的觉醒和加强,才使小说真正成为有意识的创作。

追慕乾嘉考证 追求卓越史识——胡阿祥新著《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评说

胡阿祥新著《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一书,围绕《宋书·州郡志》与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具体考证,颇得乾嘉考证的传统;而围绕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的系统探讨,则显示了可谓卓越的史识。

论邓小平史识的辩证法思维

邓小平卓越的史识突出表现在把唯物辩证法自觉地运用于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若干重大问题的分析和评价中,在理论上为推动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中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革命实质;在对建国30年成绩的客观评价中体现了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

在场批评、史识关照与学理拓展——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苏区戏剧研究

苏区戏剧研究是伴随苏区戏剧产生而发生的。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苏区戏剧研究主要分为四个时期:最初主要是苏区时期有关戏剧活动的理论批评;新中国成立后,苏区戏剧整理和研究工作得到重视;五六十年代苏区戏剧研究主要表现为收集整理与部分文学史著述的概述介绍,“文革”时期,除样板戏外,真正的戏剧创作和戏剧研究几乎出现空白;新时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苏区戏剧研究有了全新的学理拓展,无论是文献整理还是系统研究都出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成果。

人类所知的一切都应归功于历史——谈马苏第《黄金草原》的史识问题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史识是至关重要的。史识层次的高低决定了历史学家的成就与贡献大小。综观中外史学,中外史家的史识大致分为四个层次,其一,稽考史料,考据辨证史实,以求真实。其二,搜集保存史料,以免历史因日久天长淡忘而泯灭。其三,以史为鉴,垂训与教育后代。其四,探究事件的本质与历史规律,创建史学思想与理论。这四种史识于历史研究都有作用与贡献,但史识的深浅不一样。在马苏第看来,研究历史首先任务在于尽量多地搜寻资料,汇集资料。《黄金草原》书中广征博引资料,把他那个时代所能搜集到的书本资料、口头传说、走访调查所得统统按专题归类汇编起来。通观《黄金草原》全书,规律性的抽象与理论创建均无。马苏第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学识渊博。《黄金草原》是一部世界名著与经典之作。我们可以原谅马苏第的时代局限,但对史识层次不高而导致全书缺乏理论与思想建树的弊窦是不能遮掩的,应当正视。

苏雪林文学批评的史识与文心

苏雪林主要是以作家身份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但她对现代作家的研究和评论独具风格,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对苏雪林文学批评的认识应从两个角度出发,一是作为学者教授的苏雪林,二是作为作家的苏雪林。这两个角度联系着苏雪林文学批评的两个重要特征:史识与文心。

略论高岱的史识

高岱是明中期一位重要的文学家和史学家。于文学,他开"七子之前茅",时人称其父子为"三高",以比宋之"三苏"。于史学,则旁征博引,勒成一家之言,时人称其有"良史"之才。《鸿猷录》是其代表性史著。该书的编纂及评议,颇能反映高岱的史识。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时势"与"人事"共同作用的结果,尤重人事。在此基础上,他对明代诸多社会问题作了客观的分析,并借助历史经验预测其发展方向,其中许多预言为后来的历史所证实,其高卓之史识于此可见一斑。

史通·史识·史心——评朱德发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

在《朱德发文集》中,最让人看重的是文学史研究部分。这不仅因为文学史研究占据着文集的大部分篇幅,而且还在于朱德发教授的文学史研究以自己独到的文学史观为引领,以扎实、缜密的文学史现象分析为构件,以文学史研究的整体创新和局部开掘为标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史研究体系。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史通"、"史识"和"史心"。

“史识”:姚永朴建构“文法”的一个灵魂

经史之思一以贯之于桐城派文论中,衍至晚清民国时期,姚永朴面对历史丕变,始终予以坚守,其《文学研究法》在系统梳理、阐释和建构"文法"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史识",并融通在文学发展史、文学理论和批评史、学术史等多个层面,它见证了姚永朴对传统文化的坚定守护和应对策略,体现出晚期桐城派挽救传统道统和文统的最后努力,也在相当程度上表明中国近代文论转型的复杂和艰难,可谓是姚氏建构"文法"的一个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