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明学术”:民国时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与史语所学派的建构

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代表了中国学术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典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以“发明学术”为定位,通过征稿、审稿等制度提升学术论文的质量,着力打造学术重心,注重培养学术后备军,推动了史语所学人的代际转换。因此,《集刊》可谓为建构史语所学派的主要阵地之一。

史语所人才生成机制探析(1928—1949)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民国学术重镇,造就了大批学界精英。它对于如何寻找、选拔、培养和造就人才,探索出一套特色机制。寻才着眼于发掘取得优异成绩的学术潜力股,如“神童”之誉、读书跳级、公费资助、名校佼佼者。选才则以直接识拔、专家推荐、考试招选三途并进。育才则为学人搭建优质的学术平台,包括健全的机制、良好的风气、师友的互动、丰富的图书、充裕的经费。其始终围绕造就“读书种子”来推进,成就学人的同时,自身也因之声誉日隆。本文系统梳理史语所规章制度与前后162名研究人员的成长成才之路来统观其育人机制。

史语所与抗战史学研究

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作为现代学术的一个重镇,其学者向以“史料学派”而著称。在国家罹难、民族受侵的多事之秋,他们各以其长,用“心力救国”,从不同侧面、层面在学理上为民族的解放和复兴寻找深层的精神资源支持。于是,就有了“抗战史学”。本文即以《史语所集刊》(1931～1945)为线索,借以探讨史语所与抗战史学的关系、结构及功能。

傅斯年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图书馆

傅斯年是民国时期著名学界领袖,在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期间,领导一批杰出学者在史学、考古学、语言学领域做出了卓越成就。而史语所图书馆也在他倾力领导下,成为民国尤其抗战时期大后方一座重要的学术图书馆。

趋新反入旧：傅斯年、史语所与西方史学潮流

20世纪前期的世界史学正处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前夜。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危机四起,针锋相对的批评质疑之声遍布欧美各国,新史学的崛起已不可遏制。达到巅峰的欧洲汉学也非语文考据派一枝独秀,同样孕育着变革的因素。法国汉学内部分化出以葛兰言为首的社会学派,主张社会科学化的美国中国学也正处在上升时期。成立于1928年、由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虽苦心孤诣孜孜以求接轨国际新潮,却误引兰克史学为同道,追步欧洲汉学,阴差阳错地融入西方传统史学之末流。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些许影响也未能使傅斯年摆脱兰克史学的支配。当时学术界努力趋新求变,但对新史学与兰克史学的学术时差缺乏明确意识。傅斯年及史语所受此制约,面对西方史学的新旧潮流取舍失当,以致走上一条与现代学术趋向逆行的不归路。

朱希祖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

作为章太炎的弟子,朱希祖在辞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后,加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做专任研究员,然任职三月,即被改为特约研究员。朱氏由此与史语所逐渐产生疏离。本文以史语所工作报告及台湾史语所保存的朱希祖、傅斯年、陈寅恪相关书信为基本材料,详细梳理聘任、改聘过程,并对改聘原因作了深层次探讨,认为除了有朱氏自身的责任,更与傅斯年对章门的态度及其门派思想有关;虽然如此,稍后朱希祖、傅斯年等人关于明成祖生母问题的论争,仍属于对具体问题的学术探讨,与治史理念关涉不大。

史语所迁台与1950-1960年代台湾的人文学术建设

当代台湾地区人文学术的建构,无疑以1948年底前中研院史语所的迁台最具开局意义。当此天翻地覆的历史大变局之际,尽管史语所同仁在学术和政治的复杂抉择中心态纠结,却始终坚持了以学术为本位的进路,筚路蓝缕,从专业研究、人才培养和学术规范的确立等方面,为台湾现代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的发展奠定了不拔基业。由此写下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不可忽略的一章,给后人以深刻的启示。

傅斯年与史语所工作旨趣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近代著名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曾先后担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研究院总干事、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北京大学代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等职。近年来，研究傅斯年的政治思想、社会活动与社会属性的文章较多，但系统论述其创办史语所工作旨趣及其在该所取得主要学术成就的文章尚属少见。

“凡事在人”——论1949年前史语所夏商周考古“一家独大”局面的形成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安阳的发掘（1928～1937年），奠定了其在1949年以前夏商周考古工作中“一家独大”的霸主地位。以往学者多将这种局面的形成归功于史语所经费充足、工作顺利，但其实不然。本文通过对史语所及其创立者傅斯年的分析，将这一局面的形成归功于傅斯年的个人魅力，正如傅斯年所说：“凡事在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史语所学人考证学新境界与中国气派

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建立“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为职志,聚集了大批新史家,形成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相较旧史家以书为本位的研究取向,史语所学人更重视对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问题进行阐发。他们不仅将国内既有的史料与成果作为研究的基点,而且以西方汉学为参照系,力求在学术研究的共同领域与国外学者展开交流与对话。再者,史语所学人的考证学,经历了从单纯求真到将求真与致用二者并重的路径转变,实现了治史境界的升华。因而,他们的考证学成果,在推动民国学术发展的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史家历史研究的风格与气派。

陈寅恪与中研院史语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学术界兴起"陈寅恪热"后,陈寅恪在大学任教的经历广为人知,但其学术生平的另一面——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兼历史组主任的事迹却被大学教授声名所掩没。近些年发现的相关资料表明,陈寅恪崇高的学术地位和声誉,颇得力于史语所提供的学术资源和学术平台,陈寅恪则以学术带头人的旗帜作用和丰厚的学术成果回报史语所。史语所是中国近现代新史学的重镇,作为该所重要成员,陈寅恪在史语所所起的作用之大,正如劳干先生评价的那样:"史语所的历史部分在陈寅恪先生以历史学先进、以谨严渊博的方法领导之下,影响尤深"。因此,深入研究陈寅恪与史语所的相互关系,就有着关乎我国近现代史学整体面貌进程的意义价值,而不仅仅为陈寅恪个人学术生平的挖掘、考释。

近水楼台:史语所学人群体结构与社会关系(1928—1948)

史语所人员结构呈四级金字塔状,职位高低与人数多少成反相关;出生年份主要分布于1890—1919年,且随所发展下移,初创期以1890—1899年为主,发展期以1900—1919年居多;近九成有高等教育经历,约三分之一有留学背景,主要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及欧美名牌大学的文史哲专业;籍贯分布于中东部15个省份,大致从东南沿海、沿江向西南、西北边陲地区逐次递减;人员空间主要由地缘、学缘、血缘关系的熟人网络构成。通过分析其组织结构、年龄层次、教育背景、地域分布与人际关系之间相互牵动的情形,能够凸显学术发展与人际网络之间的结构性变动关系,从而揭示社会关系视域下学术帷幕间的各种利益交织。

史语所在李庄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前后,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先是由北平迁至上海、南京;“七七事变”后,再迁长沙、昆明。1940年秋,迁到了四川宜宾李庄镇的板栗坳。在李庄的六年,李光涛、王崇武与劳幹整理了《明实录》、《居延汉简考释》;李霖灿写出了《麽些象形文字字典》和《麽些标音文字字典》;李方桂带着助手到云、贵进行了汉语方言、傣语、壮语、藏语及泰国泰语的调查;体质人类学家凌纯声、芮逸夫在李庄完成了50余万字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以殷墟发掘为基础,李济写成《殷墟器物甲编:陶器》、《李济考古学论文集》、《中国民族的起源》等中英文著作;石璋如、屈万里等在甲骨文、殷商文化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1941年梁思永、董作宾合著的中国第一本大型田野报告《城子崖》在李庄石印出版;张政烺、严耕望、逯钦立、何兹全、王崇武等所从事的断代史又有了纵深发展此外,史语所还与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合组成川康古迹考察团,连续在四川彭山进行汉代崖墓的清理发掘;与中国营造学社、四川省立博物馆、北大文科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在成都发掘了前蜀王建墓。

试论严耕望在史语所的特殊之处

史语所作为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第一流的学术机构,吸收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专业学术人才,其中就包括著名的中古史研究大家严耕望。通过对严耕望与史语所的关系,尤其是他在史语所的特殊之处的深入考察,藉以说明为何严氏的史学既传承了傅斯年倡导的史语所实证风格,又不失钱穆所推崇的通识与宏观。

权势干预与学术独立——以周天健入职史语所为中心

1942年因日寇入侵而辗转播迁于大后方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不拟招人、违反院章的情况下,被迫吸纳仅有高中学历的周天健为助理员。此事过程异常曲折,名义起初由国民政府考试院铨叙部分发为助理研究员,然后变相操作为该院院长戴季陶私人推荐。对于处理此事的态度和方式,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和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之间分歧严重。在权势干预下,最终史语所不得不妥协接纳。这看似平淡不惊的人员入职事件,其实背后暗潮涌动,引起的往还纷争不仅隐含纷繁复杂的人事关系与身份认同问题,而且牵涉学术机关下的学人群体在权势干预与学术独立之间、社会现实与学术理想之间的两难抉择。

史语所李庄事迹——李光涛大婚(四)

1945年李光涛大婚时,董作宾撰《香樟集》以贺。1966年,董作宾去世已三年,李光涛手书董作宾《香樟集》以示纪念①。李光涛按语:香樟集,一称栗峰谣,凡一卷,共五叶②,董彦堂③先生撰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学术社会”之建构艰难:顾颉刚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关系考述——兼论与傅斯年的关系

建构一个"学术社会"是顾颉刚一生的理想。但是他在参与筹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过程中,且担任专任研究员的情况下,仍极力维持中山大学语史所,打造他理想中的"学术社会",由此引发了他由专任主动改为特约研究员的事件。而他与傅斯年性格与行事的冲突,最终使他脱离与史语所的关系,也导致两人关系的破裂。顾与傅关系的破裂表明,从传统"士"到近代"学人"的转变过程中,社会人格蜕变与转型的不易,也意味着"学术社会"理想建设的艰难与波折。

史语所李庄事迹——李光涛大婚(二)

一、逯钦立手书赠李光涛、张素蘐婚联此联 为逯钦立先生存世唯一榜书。此联须读讲相合。一读,直读十四字联＂得妻约简助昏教,拟则休祥纳吉文＂。二读,边读边讲解联中诸多典。得妻③展允④礼从约简⑤子坚⑥曾下助昏教⑦拟则①姚妫②诗见③休祥④亭伯初成⑤纳吉文⑥二、董作宾赠张素蘐甲骨文联素蘐先生正出幽入明,为学日益东有启明.

“中研院”史语所藏民歌唱本论略

在刘半农及其助手李家瑞、常惠等人的推动下,原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集保存了大量的晚清、民国民歌唱本。这些民歌唱本时间链条完整,覆盖范围遍及各地,牌调多样,内容丰富,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近现代中国民歌发生发展的实际面貌,具有文献、学术等多重价值,成为民歌学、文学、音乐学、社会学、民俗学等研究的重要资料。

从“史语所”看傅斯年档案史料思想

傅斯年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期间,其理论和实践活动闪烁着丰富的档案史料思想:以"直接材料"为目标,注重扩大档案史料收集范围;"存而不补"与"证而不疏",强调以客观态度整理档案史料;"求其古"与"求其是",辩证审视档案史料与档案史料内容的真实性;"比较不同史料",坚持用比较方法辨别不同档案史料;在编纂中一边清理、分类、编目,一边刊布印行;"集团式研究"组织思想。这些思想对我国近代档案学思想的丰富、大量珍贵档案的积累、大批档案人才的培养、近代档案学产生的推动和档案学与历史学之间联系的加深意义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