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的高等教育思想及办学实践

司徒雷登长期担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形成了一定的高等教育思想,如办“最有用的学校”、“大学应当成为推动实现世界主义的中心”、“提高科学水平,开设专业课程”、“让教师们尽可能自由地去从事他们的工作”、“依靠我的伙伴们”、大学“应注意人格培养”等,并领导燕京大学在短短几年发展成了国内外著名的高校,丰富了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思想及实践。

从司徒雷登北平之行夭折透视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

20世纪40年代末,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和"冷战"的日益加剧,美国对华政策面临着两难抉择。一方面,杜鲁门政府试图"脱身"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权,转而对中共奉行一种较为灵活、现实的政策。在此背景下,南京解放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奉命留驻南京,伺机与中共"接触",并未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司徒雷登甚至决定秘密北上,访问北平,与中共高层领导接触。但另一方面,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制约,美国决策者们继续敌视、破坏中国革命,与蒋介石政权藕断丝连,拒不承认呼之欲出的新中国的合法性,致使美国与中共之间缺乏战略合作的基础。由此可见,司徒雷登欲与新中国接触并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其"北平之行"的天折也就在所难免。杜鲁门政府因此错过了一个与中国建立正常关系的大好机遇。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美国在华的势力和利益被彻底清除,华盛顿的决策者们被迫吞下美国有史以来最为惨重的外交实践失败的苦果。

司徒雷登:角色的悲剧

在中国，大凡读过书的人很少有人不知道司徒雷登的。毛泽东的一篇《别了，司徒雷登》让其声名远播。司徒雷登也成了不折不扣、十恶不赦的帝国主义分子，代表了美国政府的立场，没做过什么善事，而且是个政治上的投机分子，见风使舵。不过，时代在发展，历史资料的慢慢公开以及信息的扩散，使得对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成为历史学界的一个永无止境的课题。

司徒雷登的职业教育办学举措、动因及贡献探析

司徒雷登是燕京大学的灵魂。在主政燕京大学时期,他根据中国社会需要开设职业教育专业,增加职业教育课程,重视合作办学和校企合作,加强专业建设,将课堂教学与实践实习紧密结合起来,将燕京大学逐渐融入到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历史当中。不仅为当时中国社会培养了一批专门技术人才,满足了中国社会的需要,而且为促进中国职业教育的现代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到“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对美外交策略的调整及原因

从抗战后期到建国前夕,毛泽东对美策略几经调整。1944年为联合一切抗日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他实行联美拉蒋策略;从赫尔利使华后期到马歇尔离华,面对美国的扶蒋压共政策,他用中立美国的策略迫使美国公正调解国共关系;建国前夕,美国依然采取援蒋反共政策,他最终采取反对美国、倒向苏联的外交策略。毛泽东对美策略的调整与这一时期美苏国共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探讨这一问题,对我们今天发展与美国关系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大学:期待未来的范德比尔特和司徒雷登

暑假的时候带着全家去了一趟北卡罗莱纳州的阿什维尔，在那儿参观了一座气势恢宏的建筑，叫比尔摩庄园（Biltmore House）。老实说在这深山老林、人烟稀少的地方看到这样一栋楼还是很震撼的。

司徒雷登与中美关系:教育家、大使与“符号”

司徒雷登是中美关系中一个重要的、有争议的人物。在中国的50多年,他先后完成了传教士、校长和大使三个身份的转变。在担任燕京大学校长期间,他为中国的教育和中美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1946年出任大使后,他逐步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代言人,形成了自己对中国政局的独特观点,并在矛盾中履行着使命。1949年以后的司徒雷登逐步成为中美关系从对抗到对话再到正常化的一个缩影。在新时期,重新梳理司徒雷登的在华活动以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有助于中美两国释疑解惑。

司徒雷登与战后中国的“新革命运动”

战后中国的"新革命运动"是由司徒雷登发起的,其目的是通过国民党政府内部的改革,把CC系的势力排除出去,让自由主义势力进入政府并掌握政权,以维持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由于"新革命运动"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司徒雷登试图通过"新革命运动"挽救国民党统治的努力最终失败。

司徒雷登与费正清等往来书信四通考析

本文研究了藏于北大图书馆的司徒雷登与费正清等的四通往来书信,书信的主要内容,一是关于司徒雷登1949年10月访问哈佛,与费正清及其主持的中国地区研究项目人员的交流情况;二是费正清对司徒雷登向其推荐郑友揆的回复,表示对郑友揆所著《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书稿很感兴趣;三是司徒雷登对美国务院忠诚–安全委员会问询的答复,说明驻华外交官梅尔比及其与费慰梅的关系均无损害国家利益之处。将司徒雷登与费正清的书信往来放在美国的中国研究发展史中来看,可将其视为老一辈与新一代美国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在中国研究转向之际的交流。司徒雷登为梅尔比所写的证词,揭示了在麦卡锡主义时代,梅尔比等遭遇的不公正审查,蒙受的歧见和非难。

司徒雷登与中美教育关系——以燕京大学为个案

司徒雷登是中美教育关系史上的重要角色。具有复杂文化背景的司徒雷登认同中国文化,把宗教观融入中国教育。在司徒雷登办学理念的指导下,燕京大学作为传播中西文化和教育的载体,实现了向中国化和世俗化的转换,成为中美教育关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新中国建立前夕司徒雷登与美国对华政策

在南京解放之前的几个月内,司徒雷登一直热衷于主张将大使馆继续留在南京,想利用个人在中国的特殊经历与中共接触,以影响中共的对美政策。由于中共和美国双方在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严重对立,双方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作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必须执行美国的对华政策。最终,他本身也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牺牲品。

蔡廷干赠司徒雷登的一首英文悼亡诗考析

北大馆藏司徒雷登文献中发现了一篇题为"因为你已长逝"的英文诗稿,经考证,其为清末儒将、民国政要蔡廷干为悼念1901年去世的夫人所作,1926年知悉司徒雷登夫人去世,蔡廷干又将诗稿赠于司徒雷登以表慰问.该诗既符合中国传统悼亡诗的范式,也受英美挽歌的影响,其题名亦与拜伦的名篇《你已长逝》几近相同.这首悼亡诗是蔡廷干英诗创作的早期作品,其重视格律、追求音韵整齐的特点一直延续到其晚年成书的代表作《唐诗英韵》中.

南京解放前后的司徒雷登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的一篇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向世界宣告了美国侵略政策的彻底破产，司徒雷登作为这一重要历史事实的代名词开始广为人知。尤其是文章结尾处的“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预示着新中国全新外交时代的到来。

一个人的大学——纪念司徒雷登逝世50周年暨燕京大学消亡60周年

1962年9月19日，一位美籍传教士在华盛顿溘然辞世。一反教规，他生前执意死后火化。在遗嘱中，他还托付亲友将当年周恩来赠予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归还中国。更重要的是，将骨灰埋葬在中国，只因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燕京大学之父司徒雷登

1919年夏天，一位体貌清瘦、近乎秃顶、浓眉大眼的中年“洋人”，或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频繁出现在北京城郊。每到一地，他时而用仪器观测，时而徘徊思索。最终，他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画了一个圈。几年后，一所环境优美的现代大学在这里拔地而起……

司徒雷登的大学之道及其践行

司徒雷登在近30年的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的职位上,为建设当时中国的一流大学进行了积极探索与创新,最终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办学宗旨、学科设置、师资建设、学生培养和学术交流等大学之道,丰富了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思想与实践。

晏阳初与司徒雷登关系初探

晏阳初和司徒雷登都是二十世纪影响中国发展的名人,鲜为人知的是他们二人还是好朋友,曾在平民教育、乡村建设工作中开展合作,为中国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永别了,司徒雷登

"今天,中国终于有勇气凭良心说话,承认自己对不起司徒雷登,对不起这位为中国活了一辈子的美国人。"《南风窗》杂志2011年第4期刊登了《难以道别的司徒雷登》一文,不仅试图重塑一个"别样的司徒雷登",将之装扮成一位"为了心中那不灭的信念和伟大的爱"而献身中国的爱心使者,甚至要国人向这位原本"别了的司徒雷登"道歉。然而,司徒雷登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如果说,1946年就任大使前的司徒雷登还可以说得上是一个"教育家"的话,那么,1946年以后的司徒雷登就成了美国在华利益的忠实代言人,其个人人格已经过了帝国主义的"格式化"。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1949年,是中国历史的最紧要关头,是中国人民处于帝国主义压迫深重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司徒雷登已没了他时常挂在嘴边的那些"中国朋友",这时他心目中有的只有美国在中国的殖民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