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无司法令状使用GPS设备与公民隐私权保护之冲突与协调

在美国警察无司法令状使用GPS系统跟踪嫌犯获取其公开场所的信息,不侵犯隐私权;相反,如果获取的信息属于房屋等具有合理隐私期待的场所,则侵犯;如果长时间监控、并获得海量的个人行踪信息,则侵犯;相反,则否。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在嫌犯的财产上安装GPS就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通过对以上判例的分析,提出合法使用GPS跟踪技术需要考量的若干要件:即使用的性质;获取信息的地点;获取信息的时间长短和数量;犯罪类型;必要性等。

论技术侦查与司法令状原则的冲突

司法令状最初是以传统侦查为约束对象,而与传统的侦查相比,技术侦查具有技术性、秘密性和更严重的侵犯性特征,因此技术侦查与程序法定原则、令状特定性以及令状的救济制度都存在着冲突。技术侦查的认定标准问题也给令状原则的具体适用造成了巨大冲击。

论司法令状的制衡效力——基于英、美司法令状制度构成要件的比较视角

由法官通过司法令状对刑事强制处分权进行制衡是现代刑事诉讼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因为现代刑事诉讼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权力制衡和权利保障的法律。这二者之间的博弈与合作关涉到刑事诉讼是否能够运转及质量。其中,通过司法令状对刑事强制处分权的制衡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对于司法令状而言,其构成要件可以分为主体要件、实质要件以及程序要件,符合这三种要件的要求,在正当程序理论框架下也就能够满足对刑事强制处分权进行有效制衡的需要。

从“夫妻看黄碟”案看刑事侦查中的司法令状规则

“夫妻看黄碟”案终于得到令人庆幸的结果 ,它让我们思考案件暴露的各方面问题。侦查权的行使大多与公民的各种权益相关 ,如果缺乏必要的监督程序 ,侦查权就有可能被滥用而侵犯公民的各种权利。以检察监督为主的侦查权控制方式主要是“事后控制” ,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不少弊端。我国应建立刑事令状主义规则 ,以司法权监督侦查权 ,使之具有一定“诉讼”性质。

司法令状本质的思考

建立司法令状制度是当前学界的主流,但司法令状的功能真如大家所宣传的那么强大吗?司法令状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而且令状制度本身也并非是万能的,它在理论层而和实践层而也具有局限性,我们对此应当有足够的认识。

司法令状规则的经济分析:公正、效率、效益价值相结合的法律规则

本文从经济分析的方法中得到启示,那就是要建立一种正义、效率、效益相结合的法律价值观并以之来指导我们的法律实践。司法令状规则作为在一项刑事诉讼程序中,尤其是在强制侦察阶段发挥司法控制和权力制约机制的程序规则,在西方各法治国家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和确立。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司法令状规则正是体现了正义、效率、效益相结合的法律价值观。

司法令状规则初探

现代各国的刑事诉讼法大都规定了司法令状规则。该规则的确立是在刑事诉讼中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需要 ,符合程序正当的基本要求 ,体现了“司法最终裁决”、“控、审分离”等现代法制原则的精神。我国侦查程序的封闭式设计表明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不存在司法令状规则 ,使得侦查权的行使几乎不受司法权的控制 ,因此 ,建议在立法中吸收司法令状规则的合理内容 。

刑事司法令状主义问题研究

随着对公民权利关注程度的日益增加,当今世界多数国家的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刑事司法令状主义以制约司法警察的超强权力。刑事司法令状主义的确立,充分体现了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是司法权和强制性处分限制适用与适度的具体保障。但是,我国目前的刑事侦查程序中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司法令状主义,因此,确立刑事司法令状主义,完善司法控制和程序控制机制,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面临的现实问题。

刑事诉讼构造下的司法令状主义

文章在引出刑事诉讼构造理论为着眼点,通过对司法令状主义的介绍和分析,论证了司法令状主义在整个刑事诉讼法中的构造中的地位。最后,论证了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构造决定了不能实施司法令状主义。

司法令状思考四题

建立司法令状制度是司法界的一贯主张。司法令状不仅适用于刑事诉讼领域,同样也适用于其他领域。司法令状的实践运行表明,其本质是行为的合理性。事实上,司法令状远没有达到大多数人所宣称的那种功能,执行官员也总是在想方设法逃避适用司法令状,如紧急情况下的搜查、扣押或逮捕等。因此,我国进行司法令状制度设计时应借鉴以往的经验,做到有的放矢。

论反恐语境下刑讯的正当性与限制——司法令状、必要性辩护与自卫权

刑事诉讼法理论在传统意义上对于刑讯的看法随着国际反恐形势的转变,产生了两极分化的态势。以人权保护和安全保障两种价值为核心的争论,随着恐怖主义的全球化蔓延而延伸到各国的法学、社会学、哲学、政治学等领域。刑讯作为反恐的最有效手段之一,不能因为其性质问题而被全盘否认,应试图通过对这一问题研究,逆向寻找一种正当化的途径,为刑讯在当代法律体系中寻得一席之地。在所有的途径中,司法令状是解决刑讯正当化问题的最优路径。

刑事侦查中的司法令状制度探究

司法令状制度源自于英美国家,并已在法治国家范围内普及,成为国家法治文明的标志之一。在我国刑事侦查中,促进司法令状制度的融入,发挥司法令状制度的功效,彰显我国依法治国实践的意义性。对此,立足于司法令状制度的概述,明确刑事侦查中司法令状制度具体内容,分析刑事侦查中司法令状制度实践的价值,提出刑事侦查中司法令状制度实践的路径。

对刑事司法令状主义的反思

令状的主要功能是控制侦查权,它的本质是对侦查行为事先进行司法审查。借鉴令状制度改造我国的刑事审前程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令状制度本身并非万能的,它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也具有局限性,我们对此应当有足够的认识。

欧洲人权法院视野下的司法令状原则

司法令状是司法审查原则的重要形式,与两大法系国家的司法令状制度相比,欧洲人权法院的审查机制和审查标准独具特色,欧洲人权法院关于强制侦查司法审查的相关判例本身已经预示着欧洲主要国家令状制度的发展方向。此外,其司法审查标准对其它国家的司法令状制度的变革和令状程序的运行实践均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令状主义及其适用程序初探——兼谈我国刑事司法命令程序的重构

令状程序是令状制度中的核心内容,国外刑事司法令状程序比较完备。我国也存在刑事司法命令,但由于法律文化传统与宪政制度的差别,导致与国外令状制度在内容与原理上的差异。根据我国国情,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借鉴国外令状主义的合理因素,重构我国刑事司法命令程序的设想。

行政紧急强制实施中的司法令状

在紧急状态下，为防止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紧急强制权力的同时对相对人的权利造成过度侵害，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与不同类型的紧急状态制定了实施行政紧急强制权力应遵循的步骤、方式、时限等程序性规定，主要有司法令状、表明身份、说明理由等内容。值是，在法治发达国家，行政紧急强制实施程序的核心制度是司法令状制度。下面，笔者拟对其进行详细分析。

价值理性的技术困境——关于在监控侦查中适用司法令状制度的反思

监控侦查的及时性、秘密性、具象性、灵活性的要求与司法令状制度的审慎性、救济性、概括性、形式性的属性在一定程度上相抵触,这使得司法令状制度在世界各国司法实践中发挥的实效与其制度设计的初衷之间有相当的差距。因此,在关于我国是否应该在监控侦查中引入令状主义及如何引入的问题上,必须抱有冷静和审慎的态度。

侦查行为司法审查研究

以非法取证作为集中表现的侦查行为违法在我国相当突出,绝非偶然,其危害性早已经显露无遗。在立法规范主义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仍然起不到效用,刑讯逼供等非法刑事侦查手段依旧强势的时候,借鉴司法审查理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对非法证据或刑讯逼供等非法刑事侦查手段司法审查的制度不失为良策。对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之可能性既在于对国外经验的借鉴,也在于中国实践的客观需要以及积极的尝试。我国对刑侦司法审查需要跨越的障碍包括对侦查行为的性质定位以及对现行立法的否定,我国侦查行为司法审查目的在于预防而非补救或追责。审查的模式包括单独审查和一并审查;审查的具体方法有司法令状、当庭辩论、适用确认违法判决方式等。

源于“书写”的权利与技术——令状的司法化与普通法的形成

令状制度(thesystem of writs)是英国普通法历史上最为重要也最具有特色的司法制度,在王室法院适用的司法化令状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具体的诉讼程序,是普通法独特的司法治理赖以存在的程序基础,普通法正是在王室法院适用司法化令状而形成的大量判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本文把历史背景定在早期英国法的形成时期,即诺曼征服(1066)至亨利-金雀花时期(1154-1189),通过考察普通法形成初期的历史,阐述令状司法化的进程及其对英国普通法形成的重大影响,从而形成对于普通法和英国式法治传统的独特认识。

论行政令状的司法化与普通法的诞生——兼议中世纪时期英王治理国家方式的转变

在英国历史上,国王最初治理国家的手段主要靠行政治理。到12世纪时,特别是在亨利二世时期,国王治理国家的手段发生了重大转变,行政治理手段向司法治理手段让位。亨利二世对行政令状进行了著名的司法化改革。行政令状的司法化促进了英国普通法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