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制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司法实践检视及改进方向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基础作用,成为数字经济市场竞争中经营者竞相争夺的要素。为获取和保持竞争优势,经营者围绕数据展开激烈争夺,引发一些不正当竞争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对这类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主要是采取《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互联网专条”“商业秘密条款”。虽然这三个条款均起到一定作用,但仍存在适用条件不明确问题,造成可预见性不足。为此,建议审慎适用“一般条款”,细化和优化“互联网专条”,优先适用具体条款。结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次修订,具体规定数据商业利用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做好例外条款的平衡设计。运用个案分析原则回应数字经济激烈动态竞争的现实,鼓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深化跨部门协同,综合运用多制度多工具,完善“共建共治共享共赢”的数据商业利用模式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制方案。

网络传销犯罪行为的司法实践现状及认定研究

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传销犯罪行为滋生营造了更为隐蔽化、虚拟化的网络空间。网络传销犯罪行为具有隐蔽性极强、执法难度大;行为专业化、极具迷惑性;犯罪成本低、涉案地域广;手段复杂化、识别难度大等基本特征,据此从司法实践层面入手进行网络传销犯罪行为规制十分必要。当前网络传销犯罪行为司法实践存在组织层级认定标准尚待明确、共犯形态认定存在不确定性、针对骗取行为刑法界看法不一、犯罪重合性影响罪数处理结果等若干问题,文章从犯罪故意,明确违法性认知对象;共犯认定,明晰网络传销共犯法律责任;明确界限,科学划分网络传销犯罪和合法经验;罪数认定,规避司法适用存在的错误等方面提出有效实践路径。

论宋代翻异别勘司法实践对其立法目的的背离

创自前代的翻异别勘制度在宋代全面施行。罪囚在从审讯到执行的司法过程中皆可翻异,翻异案件先在审讯机关内部移司别推,再翻则由其他机关别勘,内部相互制约、外部层层监督,翻异别推、别勘次数没有限制。其立法目的在于督促官员公正审判、防范冤案发生。但在宋代司法实践中,罪囚利用翻异寻机脱罪,无辜的干连人被长期羁押,造成新的冤滞。前后勘官员因连带责任而结成利益共同体,别勘监督逐渐形式化。宋代坚持施行翻异别勘制度,付出巨大的司法成本,反而对正常司法秩序造成破坏,给胥吏留下操纵司法牟利的空间,其运行效果完全背离了立法目的。宋代统治者为补救翻异别勘制度运行之弊不断强化集权监督,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应是宋代司法行政化、官僚化空前加强,违背了司法的基本规律,导致刑狱冤滞矛盾始终难解。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实践问题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自2015年入刑后,近年来在司法实务中被大量认定。学界认为此举有违刑法的谦抑性。通过整理100个样本案例,分析司法实践中的“重罪行为轻罚化”以及“过度扩张”两种观点,发现该罪在具体适用时存在“明知”的认定不明确、与掩饰和隐瞒犯罪所得罪认定存在争议、刑罚的适用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当前,为了有效治理信息网络犯罪,应从明确“明知”的认定、正确区分该罪与掩饰和隐瞒犯罪所得罪、统一刑罚适用标准等方面入手,确保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实现应有的治理效果。

遵法与从权:法学家苏轼的司法实践与审判风格

在宋代士林中,苏轼通法晓律、谙熟吏事、关怀人文,被当代学人称为“法学家”,是考察宋代司法理念与实践的绝佳对象。从法律人的角度观察苏轼,不仅应探析其法律表达,也应考察其司法实践。经查考,苏轼曾亲决密州盗窃案、杭州颜氏案等案件。在司法实践中,苏轼通过“遵法”完成遵从皇权的宣誓,以获取审判合法性,避免招致纷争。在具体的审断中,苏轼衡平各种价值,以最为切实有效的方式妥善处理纠纷,通过“从权”维护一方之治。考察苏轼的司法实践,不仅能更为全面地认识法学家苏轼,亦可管窥宋代司法名公的司法价值衡量及诉讼理想,回应学界关于宋代司法传统研究的诸多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司法实践中数据权益纠纷的类型化分析

近年来,数据权益纠纷数量增加并不断出现新情况、新案由。司法实践按照数据人身权益侵权、数据著作权益侵权、数据不正当竞争、数据垄断、数据合同等纠纷的不同案由,采取多样化的案件处理方式。各类型数据权益纠纷在裁判中均存在审理难点,存在数据权益纠纷的裁判经验尚不成熟、数据领域立法不足等问题,需要在实践上持续更新数据权益司法保护范式、在理论上加强研究数据权益保护路径、在立法上增加数据专门性立法,从多个层面对数据权益加以保护,有效提高司法裁判的科学性。

刑事辩护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与困境

本文探讨了刑事辩护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及其面临的困境。刑事辩护制度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权利的重要法律制度,但在实际应用中,存在控辩失衡、控审不分等问题,导致辩护权难以充分发挥。本文从制度和理 念层面分析了刑事辩护的困境,并提出了改进建议,以期完善刑事辩护制度,促进司法公正。

司法实践中的社会信任与公信力建设研究

本研究旨在探讨司法实践中社会信任与公信力建设的关联及其影响因素。通过深入分析多个司法案例,发现司法公信力是构建社会信任的核心。本文提出了加强司法公开、透明化,以及提升法官专业素养等建议,以期为司法实践中的社会信任与公信力建设提供有益参考。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增强公众对司法的信任,还能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为法治社会的构建奠定坚实基础。

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程序正义问题

目前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屡见不鲜,而由于历史、认识、学术等因素的影响,程序正义的特殊意义和独立价值并未在司法实践中引起重视,对于程序价值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仍为程序工具主义,由此导致的弊端逐渐显露,程序正义问题值得重视。本文通过剖析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及原因,分析程序正义的必要性及意义,最终通过对比三种关于正义价值的学说,提出应当对我国目前的正义价值进行理性重构,使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重的建议。

大数据智能司法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与发展—以网络暴力案件为例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它在各个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而网络暴力作为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也引发了司法领域中的一系列讨论和探索。本文旨在探讨人工智能在网络暴力引发的司法实践中的应用与发展前景。在互联网的普及下,公民不仅是信息的消费者和用户,还是信息创造者和生产者。所以,互联网社会需要正确的舆论引导才能良性发展。大数据智能司法,可以提高网络暴力事件的发现和处理效率,提高判决的准确性和公正性。未来的研究还应加强大数据智能司法的应用和发展前景的探讨,以确保其能够为社会和法律系统带来更多的益处。同时,大数据智能司法的应用也面临一些挑战和问题。人工智能的可控性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其次,人工智能在法律责任方面存在困难,无法进行有效的刑罚执行,还有伦理、隐私安全等问题仍亟待解决。

中国古代的息讼制度及其司法实践

中国古代从维护社会秩序以及实现“无讼”的目的出发,建立了息讼制度,并在司法实践中贯彻落实,积累了大量经验,对今天推动诉源治理、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机制提供了历史借鉴。“无讼”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其根植于中国文明沃土之上,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司法智慧和创造力。

新修证券市场虚假陈述司法解释施行引发的司法实践转向及应对——基于229组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类案件判决书的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新修订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的司法解释以虚假陈述行为主体侵权责任为规范对象,侧重于拓宽投资者的救济渠道,体现了对上市公司虚假陈述司法规制的实践转向。以229组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类案件的判决书为研究样本,分析当前我国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类案件基本态势,可以发现其在司法规制转向方面的主要特点。在分析该司法解释对未来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诉讼影响的基础上,站在投资者维权策略的角度提出相应对策:注重维权主体证据能力的提升,引入第三方专业技术协助调查取证,精准认定中介机构及独立董事的勤勉尽责义务,准确认定虚假陈述的适格被告,完善登记结算机构、监管机构、交易所的信息获取制度。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刘昕杰教授《后民法典时代的司法实践》读后

从文化传承的强韧特性来看,一脉相承的古人与现代人之间,本不该有陌生感,因为文化之于一个民族,正像基因之于家族一样,在相关因素未发生改变的情况下,是不太可能发生变异的。那些根植于我们生活方式、民情风俗中的传统,即便是遭遇改朝换代的大动荡,一伺社会环境平稳安定,就又会春风吹又生,一如既往地传承下去,历经数千年却变化甚微。而之所以会产生这种陌生感,是因为自清末以来,为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不得不引入“先进”的西方文化,而这种几乎完全异质的外来文化,伴随着法律制度的移植与变革,使绵延数千年的生活方式及民情风俗也为之一变。传统文化的变异,自然在古人与现代人之间造成了一种隔膜,几至于要“相见而不相识”了。

正当防卫的司法实践及其完善

正当防卫条款的实施环境和实施主体影响正当防卫的实践样态。目前,我国正当防卫制度存在司法实践与立法规范有距离、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割裂的问题,涉及立法、司法及话语三个维度。通过对立法规范、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的本质进行探寻可知:我国正当防卫立法规范采取的是以国家和公共利益为重的社会主义叙事模式,学术话语青睐以个人权利为重的自由主义叙述,而大众话语则倾向用情理和道德话语来讨论这一问题。正当防卫新实践通过综合各类价值,在既采取权利话语,又兼顾情理考量的基础上,将不同叙事模式统合于公共利益的价值底色之中,凸显了我国解决正当防卫问题独有的伦理逻辑、行动逻辑和事理逻辑。

审判团队建设的探索与思考——以H省S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年司法实践为视角

组建人民法院审判团队离不开科学的运行机制、专业的人员配置、明晰的职责分工和合理的职权配置,在明晰基本概念和基础配置前提下,从法律标准适用、工作责任落实、对下指导开展和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对审判团队进行价值分析,发现存在法官交流困难、考核机制欠缺、管理权能弱化等问题,并从调动审判团队积极性、建立科学考评机制、健全审判监督体系等方面建言献策,以期为落实司法体制改革目标要求、提高法院管理效能、优化配置审判资源提供有益参考。

检察机关开展国家司法救助的困境审视与完善路径——以重庆市渝东北地区司法实践为分析样本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作为救助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各地检察机关积极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并取得了不少成效。然而,分析实践样本,可以发现目前还存在立法层次不高、计算标准不够细化,案源数量下降、宣传引导力度不足,证明出具存难、调查核实不够规范,救助方式单一、资金管理效率不高等问题。可以从完善立法规定、规范计算标准,强化宣传引导、拓展救助案源,规范救助程序、强化调查核实,强化协作配合、优化资金管理等方面进行完善,构建完备的检察机关国家司法救助制度,以提升国家司法救助工作质效。

互联网+就业模式下劳动关系认定的立法与司法实践研究——以中美比较为视角

近年我国互联网平台就业呈现猛增趋势,明确平台用工模式下的劳动关系以保护平台劳动者权利之很有必要。从互联网平台用工模式的特性上看,劳动者与平台之间的从属性趋于弱化,且平台劳动者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较差,致使该类劳动者的权利难以获得救济。然而我国现有法律规范没有很好地解决平台用工的劳动关系确认依据,造成法院在现有平台用工案件中对劳动关系认定的结果有一定出入。通过比较研究法分析中美两国在立法和司法裁判中认定平台用工模式下成立劳动关系的差异,借鉴美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我国在立法上应当增设关于平台用工的兜底条款与负面清单条款,并根据平台与劳动者的法律地位差异改善举证责任的分配规范。同时在实践中应综合考虑实际工作的环境、单位对劳动者的实际控制,并衡量平台与劳动者在个案中所展现的实际利益,以明确平台用工模式下的劳动关系。

长江生态修复协同治理的司法实践探索——以张謇水域协同治理思想为借鉴

在长江生态修复治理中充分利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可促进生态环境协同共治局面的形成。近代实业探索先驱张謇的众省协力、事有侧重以及注重民生保护等水域协同治理思想,是对条块型官僚体制的反拨,承接了水域治理的整体性需求,丰富了水域协同治理的内涵。当下长江司法协同实践中可对张謇的协同关系结构、协同机构协调、协同地方探索等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同时,还可通过确立协调机构为第一动力机制,进一步丰富司法协同治理的类型化,推进社会力量在协同治理中的作用,着重优化长江协同治理的关系结构,以及鼓励地方在协同治理上的探索等路径,对张謇水域协同思想进行创新性发展。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当下,充分运用包括张謇协同治理思想在内的传统生态智慧,可为长江生态修复治理提供重要借鉴。

海洋划界国际司法实践中判断岛屿效力的原则

国际司法实践中发展出一系列判断岛屿效力的原则,这些原则不仅包括公平原则和陆地统领海洋原则这样的基本原则,也包括条约必须遵守原则、相同事物相同对待原则、不得重塑地理原则、比例原则、不侵占原则这样的具体原则。这些具体原则是基本原则的具体化,为岛屿效力的判断提供了一定的参照。然而,这些原则并不能涵盖判断岛屿效力的全部因素,在具体案件中需要考虑哪个或哪几个原则是不确定的,加上这些原则本身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因此,岛屿效力的判断仍具不确定性。

我国死亡赔偿金分配规则司法实践研究

生命权是每一位公民最重要的权利,我国在建立生命权的基础上,建立了以人为中心的生命权保护体系,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有关生命权的保障体系也出现了一些缺陷,与社会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尤其是关于死亡赔偿金分配问题。在此影响下,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死亡赔偿金分配规则不明确、对近亲属所遭受损失的认定规则不统一、没有充分保障特殊群体的利益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笔者建议设立独立条款规范死亡赔偿制度、明确分配主体、分配原则和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