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侨政策承诺不作为的法律识别与司法救济

《外商投资法》的出台使政策承诺完成了由政策向法律的转化过程并为定居国外的华侨留有适用空间。从学理上讲,政策承诺是指行政主体为实现一定行政管理目标,而依职权向不特定外商投资者或华侨作出单方书面承诺,若承诺条件成立则由其妥善履行承诺义务的行政行为。其内涵呈现出由抽象到具体的双层逻辑结构,并贯穿于不作为认定与司法救济的全部过程。其中,涉侨政策承诺不作为的成立需满足行政主体对华侨负有履诺义务、行政主体对华侨具有履诺能力、行政主体未对华侨妥当履诺三大要件。当华侨以不同诉请寻求救济时,法院应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妥善分配举证责任,并结合要件内容依次对政策承诺的作出行为、华侨对此的“响应行为”和行政主体的履诺行为进行审查,最终依审查结果作出履行判决、确认判决、撤销判决、变更判决或驳回判决。

司法救济视角下的个人信用修复机制研究

随着我国失信联合惩戒机制的建立和应用,失信主体的权益保障和救济问题日益受到广泛关注。在顶层立法颁行尚需时日的情况下,通过对信用修复制度历史演变的列举式梳理,揭示出信用修复制度当前的发展现状:信用修复救济路径多样、程序设定完整性不足、权益保障不足等。对多地法院颁布的司法文件及裁判统计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可以看到司法作为保障失信主体信用信息修复权的最后一道环节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司法救济的视角对个人信用修复制度进行法理维度、价值维度和实践维度的定位,并从前提、目标、条件与程序设计了个人信用修复制度的具体机制。

论生物多样性损害的司法救济

生物多样性损害司法救济的法律意蕴包括生物多样性损害的“可救济性”以及生物多样性损害救济的“可司法性”两个维度。于前者,生物多样性作为自然生命体的重要象征和基本组成,当其在法律上所享有的自然权利(本权)遭受外部的侵害或破坏时,依据救济权和本权的派生性关系,理应获得法律救济,可以通过为人们设定义务的形式来保障生物多样性所享有的法律权利的实现。于后者,生物多样性损害救济的可司法性指的是社会公众对生物多样性损害司法救济活动的实践、权威、制度以及结果等一系列内容在价值认知上是持肯定、认可或服从态度的,这种态度具体来源于宪法规范的支持、司法政策的指引以及多元制度体系的保障。当前,生物多样性损害司法救济所形成的法权结构,所依循的审理理念以及所寻求的空间治理目标,暴露出司法权在嵌入生物多样性损害救济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复合型缺陷。建议从建立符合法律公信力的诉讼结构,推进生物多样性损害司法救济理念的“风险化改造”,以及塑造与生物多样性损害所具有的自然特性相契合的司法救济机制三个方面进行优化。

香港民事司法救济法论——以比较法为视角的研究

香港民事司法救济法是介于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之间的“混合法” ,它是英美实体法和程序法尚不发达或尚未分化的产物。其特点是 :司法救济先于权利 ,申请司法救济权与司法权的实体合成与程序合成性。它有对人诉讼之救济与对物诉讼之救济、替代性救济与具体救济、中间救济与终局救济等类型 。

法院拒绝司法救济的实体范围与程序规制

《民事诉讼法》中的“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条款,被认为是法院主管制度的立法表达。主管制度发挥在不同机关和组织之间分配民事法律纠纷裁决权的作用。立法仅规定不属于法院主管范围的法律纠纷属于诉不合法,但缺乏配套制度明确法院主管的具体范围以及主管争议的处理机制。诉的利益机制也发挥规制法院审判权作用范围的功能,但实践中法官倾向于对法院受案范围进行限缩解释,将主管判断前置于诉的利益判断,以政策性的主管规则替代规则性的诉的利益机制。法院拒绝司法救济裁判应该是“诉的利益”与“法院主管”的二阶判断结构。在经过诉的利益判断之后,法院对于其无权主管的法律纠纷应释明当事人可以寻求救济的法律渠道;对于行政机关排他性主管的民事纠纷,法院在征得原告同意的基础上,可以参照移送管辖的规则进行移交。在制度机制层面,可通过类案约束、提级管辖、主管争议特别程序保障等机制,通过个案积累逐步统一我国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

工商业与人权的司法救济:域外实践与中国因应

如何使以跨国公司为典型代表的工商企业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获得有效司法救济,不仅是联合国所确立的工商业与人权领域的关键议题之一,也是完善公司海外侵权法律问责机制的重要内容。鉴于跨国公司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治理差距以及碎片化的国际法无法有效规制跨国公司海外侵权行为等原因,应用母国诉讼作为司法救济机制显得尤为重要。母国诉讼兼具跨国法与社会法的双重属性,处于公法与私法的交汇地带。由于不同法域政治现实和法律传统的迥异,母国诉讼的生成和演进有其不同的路径。以跨国公司民事责任为逻辑特征对母国诉讼进行类型化分析,可将其归纳为母公司责任案件与供应链核心公司责任案件。我国兼具跨国公司母国和全球供应链中重要国家的双重身份,对上述两类案件的法理依据进行阐释,有助于为我国应对母国诉讼提供因应性智力支持。

相邻污染侵害的司法救济模式探析——以民法典第294条为基础

相邻污染侵害制度源于罗马法,经迭代更新绵延不绝。近年来,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与法治教育的普及,我国相邻污染侵害诉讼数量激增,涌现出李良福等诉殷世坤等土地相邻污染纠纷案、李劲诉华润置地(重庆)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王晓东诉华润置地(重庆)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等代表性案例,体现了不动产权利人权利义务意识的增强和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趋势。加强相邻污染侵害制度研究、完善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由于法条构成要件的表述较为笼统,侵权判断标准不清,学者们对于相邻污染侵害的请求权认识各不相同,司法实践中也没能形成统一的裁判准则。基于此,在对相邻关系、相邻污染侵害等相关概念进行梳理的情况下,通过探析相邻污染侵害司法救济陷入两难困境的原因,总结典型案例审理中的经验,完善司法救济适用路径,探索清晰的理论区分与合理的实践应用道路。

跨国公司侵害的司法救济困境:投资仲裁作为补充机制的比较优势

作为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造成环境及人权侵害(“跨国公司侵害”)的首要救济方式,母国诉讼对原告而言存在管辖权和法律适用层面的诸多障碍,而其优化受到司法主权领土属性的限制:国内层面,法院在跨国公司侵害救济中的能动立场受到行政分支制约;国际层面,母国法院管辖权扩张对东道国法治存在消极影响。上述问题的优化上限使母国诉讼难以独立化解跨国公司侵害的司法救济困境。对此,应将ISDS作为母国诉讼的补充机制。ISDS基于国家合意,不存在领土局限,具有突破母国诉讼优化上限的潜力。具体而言,管辖权方面,东道国可通过合同仲裁直接向投资者追责,或基于投资协定提起反请求,不受不方便法院等原则约束;法律适用方面,ISDS将海外子公司视为投资而忽视其人格独立,可将其侵害行为归责于母公司,且对国际法的适用相较于国内法院更为自由。此外,ISDS对公共利益的关注还能减轻国际投资保护对东道国管制主权的钳制,从源头上减少跨国公司侵害。

比较法视角下对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的司法救济

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会裁量一部分刑事案件不提起公诉。对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不服的救济体系除要实现基本的救济价值外,还要监督起诉权审慎适用以及适配公诉裁量权的扩张背景。目前这一救济体系架构比较成熟的有德国的强制起诉制度、日本的准起诉制度与我国台湾地区的交付审判制度。我国内地地区较为单一的“公转自”式救济体系,不仅实践中易流于形式,而且主要的法定不起诉、特别不起诉和附条件不起诉与司法救济体系的适用条件、适用原理前后矛盾。从比较法视角出发,借鉴各种救济体系的经验,推导出我国内地地区包括救济体系原则、前置程序、审查主体、审查范围、证明环节、申请主体、起诉主体与业务考核等核心主题在内的救济体系应然逻辑,以指引当前救济体系弥补在实践中的不足,探索搭建以“强制起诉”程序为核心的本土化救济体系。

论检察机关的司法救济模式

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检察机关职能的方式不断发生变化。2013年实施的《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一项新职能:司法救济职能,这与我国国家权力架构和司法体制、诉讼构造及现实条件等因素密不可分。当下,制度本身的缺陷、检察机关权力结构和追诉职能偏向可能限制该职能功能的有效发挥。未来应从司法救济范围、程序性后果、救济程序、再救济等方面对其进行完善;同时,应逐步调整检察机关权力结构,改变偏向追诉的业绩考评机制,促使该模式功能的有效发挥。

关于建立罪犯司法救济机制的理论思考

司法救济权是一项基本人权,罪犯应当拥有司法救济权并且不得克减。建立罪犯司法救济机制的必要性在于可以实现保护罪犯基本人权、预防犯罪、制约权力、促进监狱治理法治化等目的。建立罪犯司法救济机制必须抛弃特别权利关系理论,树立基本人权理论,承认刑事执行行为是行政行为,形成权利救济的法治观念。

论劳动者受到就业歧视的司法救济

我国现行法律对劳动者受到就业歧视的司法救济规定过于原则,需要从诉讼主体、案由、歧视原因、举证责任、抗辩事由、法律责任形式等方面进行具体设计。对于用人单位招用人员、职业中介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时的就业歧视,可司法救济的原告是指在劳动力市场中求职但尚未和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应建立就业歧视公益诉讼制度;被告包括用人单位和职业中介机构,应建立小微企业豁免制度;案由可以是劳动争议纠纷或侵权纠纷,以选择侵权纠纷为优,应增设就业歧视纠纷为独立案由;歧视原因包括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残疾、健康、身份等;举证责任应突破"谁主张,谁举证",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配;抗辩事由应包括劳动保护措施、就业优惠措施、基于公共利益需要的就业限制、真实职业资格等;民事法律责任形式应包括经济损失赔偿、精神损害赔偿、赔礼道歉、惩罚性赔偿等。

完善高校教师权益司法救济制度研究

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高校教师权益纠纷日益增多,教师权益的保障也由行政方式逐渐延伸至司法救济,而现有高校教师权益司法救济制度的立法缺失与困境,迫切需要对我国高校教师权益司法救济制度进行研究与完善。

公立高校开除学籍处分的司法救济微探

公立高校的管理必须践行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精神,对其开除学籍处分进行救济必须符合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公立高校的开除学籍处分具有惩戒性和法定性两大特征。这一处分类型的设置具有正当性和可诉性,对其进行司法救济应选择行政诉讼的相关规定和程序,遵循合法性审查为主兼顾合理性审查的原则,从长远角度看,还应设置行政复议前置程序。同时,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所涉校规校纪的审查要遵循间接审查的原则。

论不当行政行为的司法救济——从我国《行政诉讼法》中的“明显不当行政行为”谈起

新《行政诉讼法》将明显不当行政行为纳入救济范围,符合构建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在行政诉讼中,法院既审查合法性,也审查合理性,但只能对合法性问题提供救济。此即行政诉讼的"合法性救济原则"。它是行政诉讼区别于行政复议的本质特征。行政诉讼只能救济明显不当行政行为,而不能救济一般不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行政行为的判断标准宜采重大且明显说。明显不当行政行为被撤销后法院应同时判决重作一个行为。法院变更判决不宜适用于所有的明显不当行政处罚,应限于涉及金钱或替代物的明显不当行政行为。司法建议救济不当行政行为的方式,值得商榷。

社会权司法救济之宪政分析

社会权是与自由权同等重要的宪法权利。透视各国宪政实践可以清晰地观察到,社会权宪法化及其救济司法化的趋势业已形成,并以三种方式呈现巨大的发展潜力。一是宪法明确规定社会权,并视之为主观权利予以直接司法救济;二是宪法没有明确规定社会权,但确立了司法审查,通过适用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原则予以间接司法救济;三是宪法规定社会权作为国家政策指导原则,且视之为客观权利予以间接司法救济。很明显,社会权具有一定范围和程度的可诉性。

村民自治权司法救济的创新性研究

当前,侵犯村民自治权利的现象屡见不鲜,司法救济缺位是主要原因之一。文章首先从村民自治权的价值出发,分析了侵犯村民自治权的表现以及目前司法救济的不足之处,并在借鉴国外村庄自治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村民自治权司法救济途径建议。

我国公务员职务保障权的司法救济

维护公务员的人性尊严、保障公务员的权利是当代各国人事制度的共同趋势。公务员职务保障权救济制度实质上既是对公务员权益的保障,又是对公务员人事管理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文章着重在我国现实的政治、法律、行政和社会背景下,探讨建立公务员职务保障权司法救济制度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并就确立我国公务员职务保障权司法救济制度提出立法建构的设想,指出应当遵循的原则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宪法社会权及其司法救济——比较法的视角

宪法社会权的正当性及其直接司法救济的可行性是存在争议的问题,不同国家在不同情况下对于该问题采取了不同态度,有的国家仅把宪法社会权作为不可直接司法救济的宣示性权利;有的则采取了"弱救济"的方式,更多尊重立法与行政部门的裁量权;也有的法院在特殊情况下会采用"强救济"的方式,直接判决强制实现宪法社会权。实际上,法院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转化适用"弱救济"与"强救济"。在宪法社会权领域,不可过分依赖司法救济,而应更多地由政府根据人民的需要来具体实现。排除了直接司法救济这一必要条件,宪法社会权的正当性难题也就迎刃而解。

环境公私协作:契约行政理路与司法救济进路

环境公私协作通过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引入责任共担、风险分担、互利互倚的合作契约机制的建立,旨在引入社会资本,推进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治理以及增进环境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它体现了环境行政从传统的监督管理行政到契约行政的法理拓展与机制创新。环境公私协作契约在法律性质上属于环境公益目标导向下的行政契约,并具有公法性和私法性并存、行政目的性和契约合意性兼具的特点。依据环境公私协作契约中契约合意与行政权力优位顺序的差异以及所占比重的不同,可将其类型化为私法性环境公私协作契约和公法性环境公私协作契约。司法救济是环境公私协作法治化、规范化不可或缺的环节,私法性环境公私协作契约以传统的民事诉讼为主要司法救济途径,而公法性环境公私协作契约的司法救济,则可根据具体纠纷起因而选择适用行政诉讼或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此外,环境公私协作契约行政追求的环境保护公益目标,也为环境公益诉讼司法救济机制的引入提供了必要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