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质平等保护视角下民营企业内部人员背信犯罪的司法认定——以《刑法修正案(十二)》相关条文展开

《刑法修正案(十二)》将民营企业内部人员纳入《刑法》第165条、第166条、第169条规制范围,进一步加强了民营企业产权平等保护。对于民营企业产权保护,应在形式平等之下,关注不同所有制企业内部人员实施背信犯罪的本质区别,实行差异化保护。民营企业内部人员背信犯罪的司法认定,应在与国有企业内部人员背信犯罪区分的基础之上,结合《公司法》相关规定与理论进行。具体而言,事实董事能够被解释为“董事”;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实施相关背信犯罪的认定则需视具体情形而定;一人公司、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亦能被“其他公司、企业”所涵摄。对于行为的结果,应对是否造成“重大损失”进行实质判断,避免以义务违反替代财产损失;至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认定则属于违法性判断问题,相关背信行为取得股东会或董事会同意的,原则上不构成相应背信犯罪,但特殊情况下(表决权滥用等)也可能构成犯罪。

民航飞行员离职后档案材料移转争议的司法认定

在航空行业劳动争议中,对飞行员离职后档案材料移转的司法认定争议较大,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对飞行员档案材料的范围和作用认识不清,二是对民航行政规范性文件在劳动合同争议中的司法适用理解有误。飞行员的现实表现材料(安保评价)、飞行技术档案(飞行记录簿)、飞行执照关系、空勤登机证、体检鉴定档案(健康记录本)和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等,都属于飞行员的档案范畴。《劳动合同法》中的“人事档案”应作扩张解释,方符合档案的法定内涵和范围。有关飞行员档案管理的民航行政规范文件可直接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不应作为不予受理的依据。

我国数字金融治理的行业规制与司法引导探索——基于加密资产司法认定的视角

随着区块链经济的政策支持、应用的试点开放,非同质化通证产业在我国形成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从非同质化通证属性认定的全球司法判例出发,通过与加密货币在我国过往的司法裁判进行比较论证,未来我国非同质化通证属性的司法认定需结合其组织要素、平台作用以及投资者行为进行“加密资产”和“证券化”的非完全割裂的区分。同时,从加密货币到非同质化通证的司法案例中观察金融监管与金融司法的互动脉络,可以发现我国在数字金融治理过程中,金融司法进一步展现出能动效应,通过具体案件的裁判过程对监管规则进行“塑形”,以此保障金融创新与稳定安全的价值平衡。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重大风险的司法认定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基本事实判断条件是“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风险”。“重大风险”的认定实质是基于对环境风险的法律评估,司法解释中虽然运用了“重大风险”的表述,但何为“重大风险”、界定“重大”之度并未作出详细解释。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判定风险内在本质,如何认定重大风险是否存在以及因果关系的证明均存在困境。因此,为破解现实难题,应明确和细化“重大风险”的内涵,探讨“重大”之度,规划“预防”之路。

“明显不当”行政行为的司法认定——基于行政裁判案例的分析

《行政诉讼法》修改将“明显不当”作为了行政行为撤销或部分撤销理由之一,为法院审查行政行为合理性问题提供了明确依据。但“明显不当”行政行为的司法认定方式比较混乱,主要包括双重确认的认定方式、替代的认定方式、“无中生有”的认定方式、“摒除使用”的认定方式、列举的认定方式等。因此,我们应对“明显不当”行政行为的司法认定进行完善,包括明晰“明显不当”的适用范围和明确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认定标准。

《香港国安法》中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司法认定研究

《香港国安法》填补了香港特区刑事法律制度在国家安全方面的规制漏洞,但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许多困境,主要表现为内地刑法的解释力难题及其与香港地区刑事法律制度的关系难题。前者涉及量刑标准的认定问题,后者涉及控罪依据与量刑依据的选择问题。在阐明《香港国安法》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立法规制法理根据的前提下,坚持目的解释立场与融贯解释方法解决上述两大难题,全面发挥《香港国安法》的规范目的与功能。内地刑法及其司法解释具有有限的解释力,根据罪名区分其参考价值。为实现香港地区刑事法律与《香港国安法》的兼容,《香港国安法》应作为优先控罪依据,除第33条穷尽列举的减轻和免除处罚情形之外不应适用其他减免事由。

黑社会性质组织“保护伞”司法认定样态与规则重述

“扫黑”关键在“打伞破网”,考察黑社会性质组织“保护伞”司法认定样态、完善“保护伞”认定规则尤为重要。以405份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决书为样本,经实证分析发现,黑社会性质组织“保护伞”的司法认定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保护伞”的认定呈现附属化、模糊化的不良倾向,“保护伞”身份的概念含糊,对“保护”行为的实质把握不清。对此,应对认定规则作以下完善:使“保护伞”回归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必备要素,将政治影响力身份纳入“保护伞”的主体身份范畴,将“保护”行为从逃避司法处罚扩及提供任何形式的一定便利。

网络恶势力司法认定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同质解释规则的展开

互联网时代,网络恶势力呈现组织结构松散化、犯罪手段软暴力化、危害范围虚拟化等特点,以至于传统的概念化思维无法指导司法实践妥当认定网络恶势力。为兼顾法益保护与罪刑法定原则,司法机关可考虑转用同质解释规则,即在法益保护原则的要求下,强调构成要件的类型化,立足危害范围的“公共性”、恶势力的“共犯性”以及软暴力的实质危害性,精准界定网络恶势力的构成特征,为实践认定难题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

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中重大风险的司法认定研究

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是对环境公共利益保护由事后救济到事前预防转变的回应,但在实践中因为重大风险的认定存在现实困难,致使其功能无法有效展开。因此可以在理论上借助预防原则、比例原则和法所不容许风险理论对重大风险进行检视,并从法律完善和路径优化的角度提出建议,一方面,促进环境实体法的完善,从损害结果的严重程度和发生的可能性定义重大风险内涵,并在举证责任上采用因果关系推断的证明规制;另一方面,通过发挥人民法院认定主体作用、明确重大风险司法认定标准、完善重大风险司法认定保障,进行重大风险司法认定的路径优化。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重大风险”之司法认定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承载着风险防控的价值理念,在环境保护的法治建设中被寄予重大期望。该类诉讼的启动以“重大风险”的认定为前提,但由于当前司法实践中“重大风险”的认定呈现出认定范式尚未统一以及司法者能动性不足的实践样态,无益于该制度的落地实效。“重大风险”的内涵不明、证明责任的规则阙如及传统司法观念与新制度间的非契合性已然成为该制度的病灶。因而,有必要通过厘清“重大风险”概念内涵、完善实然法上的证明责任制度、弥合传统司法观念与新制度之间罅隙,真正发挥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前端预防优势。

建设工程所涉买卖合同中表见代理的司法认定

在建设工程所涉买卖的合同中,因出卖人向建筑工地供货后被拖欠货款而引发的纠纷较为常见,总体来看,此类纠纷的高频争议点主要是买卖合同相对人的认定问题。司法实践中对合同相对方的具体认定根据案情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主要在于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会涉及发包人、承包人、转包人、分包人、实际施工人等多个主体,而这些主体均有可能成为项目工程所需货物的买受人,且各个主体之间也可能存在挂靠、借用资质等复杂关系。不同案件的事实不一将影响个案中法律关系的认定,最终采用不同的裁判理由,导致不同的裁判结果。

论家庭暴力中正当防卫行为的司法认定

家庭暴力危害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在家庭暴力中适用正当防卫,是刑法保护法益、保障人权立法精神的应然之义。但在司法实践中,家庭暴力所具有的不同于一般社会故意犯罪的特殊性,使得正当防卫在司法认定上存在一定的困难,从而造成受虐妇女儿童的二次伤害。因此,需要尽快结合具体实践,解决目前家庭暴力中正当防卫的司法认定障碍。具体而言应当适当放缓正当防卫时间条件、合理放宽正当防卫限度条件以及积极完善家庭暴力证据的获取,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借鉴“受虐妇女综合征”理论进行正当防卫行为认定,为家庭暴力正当防卫的适用提供更详尽的法律支撑与保障。

新型受贿罪司法认定的困境与纾解——以交易型受贿、赌博型受贿、干股型受贿为视角

新型受贿罪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针对不同的新型受贿行为制定相应的定性规则以解决在司法认定上的疑难问题。交易型受贿“明显”的认定标准应综合绝对数额原则和相对比例原则,针对“以内部优惠价格购买”的情况应单独制定判断规则。赌博型受贿可分为不同类型,通过设定认定标准对不同类型加以区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关于股权已经转让登记时干股型受贿金额的认定标准的规定值得商榷,所分红利按受贿金额处理更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食品安全犯罪司法认定问题研究——以法释[2013]12号司法解释为视角

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行为对象,刑法与食品安全法中的"食品"在内涵上是一致的,不能把食品安全法中的"食品"理解为"安全食品",从而扩大刑法中"食品"的范围。关于法释[2013]12号司法解释第1条、第20条所确立的犯罪认定规则,存在形式认定与实质判断的错位。事实上,上述两个解释条款既有不必要之处,也存在不合理的内容。这就应当明确上述解释的司法效力、保障措施及再解释的立场和重点。司法解释将食品安全犯罪中的片面帮助行为共犯化,虽有助于打击犯罪,但亦有越权解释之嫌;从长远看,应当对相关刑法条文进行立法解释或者修改,以明确片面帮助行为的性质。

预谋型与转化型“入户抢劫”的司法认定

“入户抢劫”是目前抢劫犯罪中一种多发性、常见性的形态,一直是司法认定中存在较多争议的热点问题。本文基于最高法院有关“入户抢劫”的司法解释,将“入户抢劫”划分为预谋型和转化型两种类型,分别对预谋型“入户抢劫”中的“入户”和转化型“入户抢劫”的构成条件等问题作一探讨。

等同侵权的司法实践:原则、限制和案例——“专利等同侵权的司法认定”研讨会综述

2013年3月29日，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同济大学共同主办，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协办的“专利等同侵权的司法认定研讨会”在同济大学举行。来自高校、法院、行政部门和企业、实务机构的代表共计70余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与会人员围绕“专利侵权认定中等同原则的适用”、“等同原则适用中的例外”、“医药专利领域等同侵权的动向”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在诸多方面形成了共识，对若干争议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沟通。

论财产犯罪的司法认定 在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的演讲

财产犯罪认定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财产犯罪的有因与无因的问题。如果客观上采取了属于财产犯罪的手段,但之前存在经济纠纷或其他特殊的原因,那么行为人即使实施刑法所规定的某些财产犯罪手段取得了财物,也不能构成财产犯罪。这在认定财产犯罪上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也是财产犯罪与某些民事纠纷相区分的标志。

论虚报注册资本罪的司法认定

虚报注册资本罪较常发,司法认定中也存在诸多疑难问题。司法实践中,应正确认定虚报注册资本罪的客观方面、罪与非罪的界限、一罪与数罪的界限,以及虚报注册资本罪与虚假出资罪的界限。

人工智能产品缺陷司法认定标准之研究

人工智能产品相较于普通产品最大区别在于其自主性,一方面体现在人工智能产品运作方式更具复杂性,它们能够自主决策与自主行为,处于"感知—分析—行动"模式,其运行过程为"黑箱"操作,难以为人类所探究;另一方面体现在产品侵权的致害主体更具多元性,除了作为传统产品侵权主体的生产者与销售者外,还包括研发者,甚至人工智能产品本身。基于此,当前产品缺陷的司法认定存在困境。一是现有判断标准在人工智能产品视域下缺乏适应性,由于《产品质量法》中"不合理标准"的抽象性、复杂性与《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2018版)》中"技术标准"的应急性、不确定性,现有标准的使用难以解决人工智能产品缺陷的司法认定问题;二是我国现有立法未将产品缺陷进行类型化认定,而仅对产品进行笼统的缺陷判断,在人工智能这一多元责任主体与多样未知风险的领域,该种产品缺陷的司法认定模式在适用时更为捉襟见肘。为将人工智能产品缺陷的司法实践规范化,在产品责任框架下应将缺陷划分为设计缺陷、制造缺陷、警示缺陷及跟踪观察缺陷,这不仅有利于契合人工智能产品的归责原则,也与产品侵权责任各要素相对应。人工智能产品缺陷司法认定标准应与有关主体应履行的义务相结合。具体而言,人工智能产品设计缺陷的责任主体为设计研发者,其应当履行安全保障、性能平衡、全面测试等义务,该缺陷采用"风险—效用"的司法认定规则。制造缺陷的责任主体为制造者,其应当履行配合设计预期效果与按照设计方案进行制造的义务,该缺陷采用"对预期设计偏离"的司法认定标准。警示缺陷的责任主体为制造者、销售者,警示义务应当达到警示内容的充分性、警示时间的更迭性与警示语言的简明醒目性等要求,该缺陷采用"合理充分"的司法认定标准。跟踪观察缺陷的责任主体为设计研发者、制造者与销售者,跟踪观察不仅要求畅通产品的反馈渠道,也要积极定期对产品进行监察,更要及时对问题产品作出反应,该缺陷采用"个案认定,综合判断"的司法认定原则。

双层股权结构公司特别表决权滥用的司法认定

科创板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并允许采用双层股权结构,使得公司治理可进行“同股不同权”的表决权差异安排。该种表决权机制下的特别表决权是公司治理的制度创新,在有助于公司创始人维持控制权的同时,也带来了代理成本增大、公众投资者利益保护等问题。在现行立法规范下如何防止其滥用以及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辨识其滥用尚待研究。特别表决权存在滥用风险,同时特别表决权行使需受到股东平等原则、股东信义义务的限制。通过分析表决权限制理论与总结“一股一权”表决机制下表决权滥用案例,得出特别表决权行使属于公司章程自治的结论。因此,司法权力应当谨慎介入特别表决权滥用的认定,并提出“一个目标”“两重身份”“三类行为”的司法识别路径及认定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