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方法论与司法逻辑

从程序法、证据学以及司法改革的角度切入错案防止问题是必要的,但实体法也应该为减少错案贡献自身力量。合理的刑事实体法理论,必须考虑方法论的合理性,必须考虑司法规律、司法逻辑,必须有助于解决某些司法难题,以最终实现人权保障的目标。以刑法为切入点,要防止错案,最为根本的是要坚持刑法客观主义立场。在这一立场指导下,形成客观优先、分层次判断、实质判断的刑法方法论及相应的司法逻辑。刑法基本立场、刑法方法论、刑事司法逻辑三者之间应该具有内在统一性。为此,有必要对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说进行改造,确立客观要素在犯罪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和优先性,将传统上的主观判断尽可能还原为客观判断,并建构判断主观要素的"客观标准",建构阶层的犯罪论体系。蕴含在新的理论构造背后的刑法基本立场、刑法方法论作为一种观念形象,对于合理的司法逻辑的形成必定会发挥积极影响。

规范vs法益:基于《刑法》第13条的司法逻辑分析

我国刑法学对法益与规范之关系的理解与定位,应放在对《刑法》第13条的逻辑架构中,并以辩证分析方法和司法逻辑方法进行。犯罪概念应分析为刑事违法性与应受刑罚处罚性,前者是《刑法》第13条前段的着力点,体现形式理性,也体现控诉理性;后者是"但书"的着力点,体现实质理性,也体现辩护理性。应受刑罚处罚性是规范违反性与法益侵害性的统一。将规范归结为法益,就使法益概念丧失了理论逻辑功能;法益与规范的性质和存在方式明显不同,不可用一个囊括另一个;法益的确定只有在规范的指引下才是可能的,规范立场决定法益侵害评价。

司法逻辑的刑法文本观

刑法文本的使用价值主要存在于司法过程中,其司法使用方式取决于刑事法庭的结构及其运行方式,由此凸显一种由行为规范、追诉规范、辩护规范、裁判规范构成的司法逻辑的刑法规范结构。刑法文本对刑法本身的反映具有不完整性,这至少表现在三方面:刑法文本未直言行为规范,未完整表现裁判规范,可能存在“制定法上的不法”。因此,在理解刑法文本时,须注意克服语义学的局限性。刑法文本既能容纳不同角色的不同理解及相互交流,又能使对话走向成功而不是归于破裂,这主要是其通过在公共性与专业性、明确性与模糊性、情境性与非情境性之间保持语言张力而实现的。刑事法庭这个“装置”,保障了控辩审依据刑法文本而进行的主体间沟通。

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逻辑构造

罪刑法定原则的教科书式解读并不是一种司法逻辑。按照刑事司法逻辑,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与实质侧面有全新的所指。前者致力于对"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处罚"的形式之辩,后者致力于对"法有明文规定未必为罪未必处罚"的实质之辩。对于形式之辩,可将其分析为两种辩辞,它们与刑法目的的关系完全不同。对于实质之辩,应着重把握定罪情节的意义和内涵,而其要义则在于规范之辩。

何谓刑法:基于司法逻辑的重述

刑法与《刑法》不同,这是理解《刑法》第1条之前应予注意的。《刑法》第1条的理论地位是刑法的概念,其规范地位则是刑法的根本原则,第2至5条分别规定的是同一根本原则之两用:法益保护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它们分别侧重于为控辩双方提供话语基础。关于刑法的概念,则应从"体——用"的动态轴和"内容——形式"的静态轴构成的坐标中去界说《刑法》第1条。在此基础上,应对刑法的公法性、刑法的政策性、刑法的目的性、刑法的规范性、刑法的司法性等命题的传统理解进行澄清。

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的司法逻辑——基于106件裁判文书的考察

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是劳动者职业安全权刑法保护机能扩张的表现,但是刑罚介入的关口和量刑幅度与劳动刑法出场的应然姿态不符。司法处理这一难题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出"前置违法"的重刑化和"事后态度"的轻缓化,淡化了安全生产单位自我管理的实现和事故预防的效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刑事司法逻辑上,一方面应当通过对犯罪情节加重的认定,强化事故的预防和自我管理的实现,有效发挥刑罚的预防功能;另一方面,还应当通过适度地重刑化来实现刑罚的保障功能。如此,在现有制度规范内,有助于变"注重实害处罚"为"强化危险消除"。

高校学位类指导案例的司法逻辑证成

在高校学位类案件中,司法对高校学位授予的审查权限及范围是最为核心的争议。通过对指导案例38号、39号的"显微镜"式分析可以得出,《学位条例》中关于学位授予要件的立法表述在实践中遵循了一种双层结构司法逻辑,其中职权要件在法条中以列举方式表述,在司法中执行严格审查原则;授权要件在法条中以概括方式表述,在司法中执行形式审查原则。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须区分职权要件与授权要件,运用不同的方式审查高校学位授予行为的合法性。

让舆论按照司法逻辑“出牌”

有心人可以留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在迄今为止所有引起巨大新闻效应的案件审理过程中，几乎可以说舆论总是决绝地站在司法以及司法结论的对立面，而给予舆论或媒体这种决绝的理由则多是被告乃“官二代”、被告是“富N代”、

“找案源”:司法逻辑的场景式解读

真实的司法逻辑存在于真实的司法场景中,这与理论上的短歌长吟必然有所区别。在看似悖逆司法规律的"找案源"场景中,司法机关受到经济利益、部门地位、考核要求以及体制需要等诸多动力的推动,从而呈现出除法律人判断之外的经济人、政治人、社会人等诸多逻辑形态。这些逻辑的运用构成了司法活动的复杂性。如何看待、理解并对之进行反思,将成为正确认识和改进中国司法机关行为的重要依据。

刑事司法逻辑视域中的控辩平衡及其教学意义

“刑法是司法法,而不是行政法”。就英美法系而言,由于存在“陪审团使法律无效”规则,辩方的辩护空间可借此得以扩展,使得个案差异性所彰显的实质正义得以张扬。就大陆法系而言,在司法的构造中制度性地重视普通市民的生活感觉,已成为刑事司法改革的时代精神。我国刑法学理论难以为控辩的实质平衡提供实体“土壤”,导致刑法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育片面追求教义化思维的培养,这一培养模式并不符合司法逻辑的诉讼结构。应通过司法场域方法论培养法学学生发现与提出问题的能力、分角色思维能力、形成观点能力、收集与整理文献的能力。

司法逻辑的刑法规范论

刑法规范论的通说是静态的二元规范论,而动态化重建迄未成功,其方法论根源在于偏离司法逻辑。从司法逻辑看,旁听区对于刑事法庭的构成性意义,有如行为规范对于刑法规范的构成性意义。据此,应当建构“行为规范生成论”。但通说却走向反面,存在一系列理论误区。尽管旁听区是必不可少的,但审判区才是刑事法庭的关键所在,这意味着虽然行为规范是刑法规范的必要基础和构成部分,但制裁规范才是刑法规范的识别标志和关键构件。据此,应当建构“制裁规范目的论”。在制裁规范论上,通说也存在一系列理论误区。

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从概念逻辑到司法逻辑

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的关系问题,历来争论不断。而实际上,该问题可以区分为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的概念逻辑和司法逻辑两个视角。概念逻辑关注合同解除之功能与效力范围是否与违约责任的某些形式相同;司法逻辑关注在一个案件当中,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能否同时得到主张。通过对现存争议的分析,以及对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制度之价值追求的严格遵循,我们有理由认为,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在合同法律体系当中各自独立,其在概念逻辑上是全异关系,而在司法逻辑上,合同解除与作为违约责任形式的损害赔偿可以有限并存。

家庭教育法治化的实践范式:司法逻辑及应然铺陈——基于《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中41个典型案例的扎根理论研究

本研究运用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基于《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中的41个典型案例开展研究,从家庭动因、家庭教育缺陷、子女影响、成长风险、法院介入、家庭教育改善六个范畴提炼家庭教育法治化的司法逻辑,发现家庭教育法治化的实践范式亟待完善,从传统家庭教育转向家庭教育法治化的方针进路仍需持续调整。建议在大政规引层面完善家庭教育法规体系,在效能提升层面充分发挥司法机关在家庭教育中的社会职能,在社会共治层面优化家庭教育法治化保障的执行机制。

司法逻辑视角下受虐妇女杀夫案的出罪进路

我国司法实践中,受虐妇女杀夫案的出罪空间狭窄,而目前国内学界对此问题仍致力于寻找单一化出罪进路以求实现日后同一化解决。然而,受虐妇女杀夫案作为一类典型的非常规案件,一味追求同案同判恐难实现此类案件的个案正义。以司法逻辑重新审视此类案件,以非常规案件中普遍存在的“情随案变”的情境化特点为受虐妇女寻求新出路。结合规范依据,挖掘类案中存在的情节因素,以情境化的视角和方式适用,使得正当防卫、缺乏期待可能性等出罪事由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为受虐妇女杀夫案拓展新的情境化出罪进路。

毒品犯罪“一案一死刑”原则的司法逻辑

在毒品犯罪死刑问题上,学界主要有三种典型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立法全面废死”:毒品犯罪不属于刑法中的最严重罪行,应当废除死刑设置;且应坚持以司法改革为中心,从司法上积极推进毒品犯罪死刑的限制与废除。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立法部分废死”:现阶段毒品犯罪死刑的配置存在有限正当性,但应当废除“运输毒品罪”的死刑设置,从而推动毒品犯罪死刑的限制性适用。

人工智能对司法逻辑的嵌入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代的计算机技术给当前法律带来了许多挑战。外部看,人工智能在许多法律部门引发了新的问题。但人工智能对法律最重要的影响是计算机在司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利用超强的运算能力,司法过程中原本模糊的过程可以通过数据直观体现,司法的客观、公正也有了更加明确的表达。

关注刑法解释的司法逻辑——兼及刑法教学如何适应司法实践

在我国的刑法术语中,司法逻辑本质上是对罪犯定罪量刑的认知思维,并且是“刑法是司法”命题中所包含的实体性的实践逻辑。在我国现阶段,法律法规是对罪犯进行量刑的重要标准,而刑罚则是对罪犯的犯罪事实实施的惩罚措施,要想实现刑法的解释,则必须要回到司法的过程中来,司法与刑法是国家为了保护人民安全的重要手段,笔者则就司法逻辑兼及刑法教学如何适应司法实践进行浅析。

司法逻辑的刑法规范论

刑法规范论的通说是静态的二元规范论,而动态化重建迄未成功,其方法论根源在于偏离司法逻辑。从司法逻辑看,旁听区对于刑事法庭的构成性意义,有如行为规范对于刑法规范的构成性意义。据此,应当建构“行为规范生成论”。但通说却走向反面,存在一系列理论误区。尽管旁听区是必不可少的,但审判区才是刑事法庭的关键所在,这意味着虽然行为规范是刑法规范的必要基础和构成部分,但制裁规范才是刑法规范的识别标志和关键构件。据此,应当建构“制裁规范目的论”。

司法逻辑中的事后防卫

刑法规定的防卫权须被放到司法逻辑中去理解,而司法逻辑的关键是辩护逻辑。如此理解所谓"事后防卫",将导致事后防卫概念的重新定义。对通常所谓"事后"防卫予以合理出罪,不仅具有法理依据,而且具有法律根据。但是,这种出罪终归要通过犯罪构成来进行;而对犯罪构成,必须理清"要件"和"情节"的概念及其地位,尤其要按照司法逻辑的要求重视司法过程中情节性辩护所运用的规范违反性判断。

大数据侦查之程序控制:从行政逻辑迈向司法逻辑

随着国家大数据战略和数字中国战略总体规划的推进与落实,政策层面的"大数据"开始逐步浸透到我国的刑事侦查领域。大数据侦查是指通过计算机、网络等科技手段采集、储存、共享、验证、比对和分析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当中的数据资源,发现犯罪线索,收集犯罪信息,缉获犯罪嫌疑人的侦查模式。它包括以风险控制为目标的预警系统、以精确打击为目标的技战法运用和以动态管理为目标的智能管理系统三种实践样态。实践中的大数据侦查存在行政逻辑过剩和司法逻辑不足的问题,蕴含了极大的司法风险,具体体现为法律文本滞后带来的程序规则适用风险、数据采集共享隐含的公民权利保护风险以及技术自身特性导致的刑事错案风险。通过程序制约数据,通过数据制约程序,以规制为核心的司法逻辑应当作为大数据侦查的应然走向。就程序规制数据而言,包括证据维度、侦查措施维度、辩护保障维度的立法与释法创新;就数据规制程序而言,包括内部的执法规范指引机制、外部的程序风险提示机制。